周恩来的新闻思想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新闻思想一样，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印记的新闻工作指南。学习、领会和实践周恩来的新闻思想，对于我们搞好当前的新闻工作很有现实意义。

　　报刊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生于1898年的周恩来，早在沈阳东关模范小学上学的时候，就逐步养成了阅读书报的良好习惯，当时的《盛京日报》、《民报》、《苏报》《新民丛报》就是在他手中常常翻阅的报刊。阅读实践使他认识了书报的重大作用，进入天津南开学校上中学后，他便与其他两位同学创办了“敬业乐群会”，并于1914年10月主持创办会刊《敬业》，那个时候他才16岁。后来，他又直接参与了南开学校的校刊《校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少年》、《赤光》等报刊的创办、采写和编辑工作，旅欧期间还担任天津《益世报》的兼职记者。在1924年11月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前的10年间，他共为多种报刊撰写新闻、通讯、言论稿件数百篇，约70万字，仅1921年2月至1922年4月，他就在《益世报》上发表文稿56篇，近20万字。

　　周恩来在长达10年的早期新闻实践活动中，一直将报刊当作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他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及时地报道了国内外时事和全国各地爱国运动的消息，抨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号召青年学生联合起来，同旧势力进行无畏的斗争。他亲自撰写的创刊号社论《革新，革心》，响亮地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主张。他所说的“革新”，就是要改造旧中国、旧社会的一切维护封建军阀统治的社会制度，废除一切愚民的法规；“革心”，就是要革除一切不合时代潮流、不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旧思想，扫除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宗法、伦理纲常的陈腐观念。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主编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直接把创办报刊同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相联系，他在《赤光的宣言》中写道：“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他在天津《益世报》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则对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和政治状况作了深刻的具体分析，对英国矿工的罢工风潮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反迫害的斗争，都有连续、广泛、深入的报道，充分体现了他将报刊作为政治斗争有力武器的新闻思想。同时，他自身也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迅速地完成了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关于报刊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的新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升华。他领导《新华日报》与敌人的长期斗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39年7月7日，在抗日战争打响两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要求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三大政治斗争口号，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对敌进行斗争，善于对敌斗争。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数千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战士被杀，“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有鉴于此，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坚决拒绝刊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动“通令”和“发言人谈话”，精心筹划刊载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他同报社同志商定，于1月17日深夜排印两种不同版面的《新华日报》，给国民党新闻检察官“审查”的是没有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华日报》，而另一份《新华日报》则刊有周恩来的抗议题词。在次日黎明之前，报社职工将印好的后一种《新华日报》包在铺盖卷里，装进箩筐从后山转运到重庆城里，抢在重庆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读者手中。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在那天的《新华日报》上，周恩来的题词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情感的题词，轰动了整个山城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当天报纸的发行量一下子由1000份飚升至5000份，然而还有人买不到，一个英国人为了看到当天的报纸，竟出80块钱高价才买到。在周恩来正确而有力的领导下，《新华日报》成了我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办得最好的一份机关报。毛泽东主席曾称赞说：《新华日报》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

　　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新闻媒体应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这是我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根本属性，也是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大众化、通俗化表述。无论在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同志一直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念。

　　《新华日报》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任总编辑熊复同志指出，周恩来在具体指导《新华日报》工作时曾说过：《新华日报》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前锋”。它既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担负着宣传党的主张和团结教育人民这样的双重任务。1949年春天，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九三学社曾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拥护中共主张，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却没有报道，周恩来对此很生气。4月份，他严肃告诫新华社领导人：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是国家通讯社），同时又是人民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根本性质，无论作报道或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的这个身份，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要特别照顾你们不熟悉的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当新闻媒体在工作中出现违反党性原则，违背中央精神的严重情况时，周恩来总是及时指出加以纠正。195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当年1至10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的材料，其中报道这10个月工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同期增长48.9%。周恩来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这是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没有核实，只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一般不能公开发布。中央早有规定，凡全国性的数据，一定要经过中央的批准才能发表。另外，中央早有打算，对当年各种产品的产量和总产值，不能满打满算，要留有余地。上述报道严重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周恩来强调：《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严格按照中央的决定和精神办事，不能自作主张。中央责成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全体编辑、记者，接受去年大跃进宣传中的经验教训，联系这次错误，深入检查，反对浮夸，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到热中有冷，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新闻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新闻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记者要“忠于事实，忠于真理”。这是周恩来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新闻媒体的一贯要求。

　　周恩来多次指出：资产阶级报纸是靠造谣吃饭的。但是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是比较讲究事实的。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就在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早在1950年，他就为上海的《新闻日报》元旦增刊题词：“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1958年下半年，他在审查新闻纪录片《祖国颂》时指出：“新闻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客观现实的情况。这样，对人民才能起到宣传教育作用。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不能脱离历史，弄虚作假，不能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新闻片要真实，自然。”他强调：“新闻影片应该从生活中选择典型的东西，而不能去塑造。”1963年5月24日，周恩来对《人民日报》5月23日刊登的欢迎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回京的照片提出批评，严肃指出：这张照片把一些人头剪下来搬来搬去，任意移动位置，这是弄虚作假，是“客里空”作风。5月30日，他在接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九位获奖摄影师时又说，纪录片一定要完全真实，如果有几个镜头与事实不符，会使人连其他材料也不相信。

　　周恩来关于新闻真实性的新闻思想，基于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深刻、完整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新闻真实性才能得到保证，新闻所反映的事实才能全面、完整和真实。他在旅欧期间，为了采写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到伦敦整整住了35天，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亲眼看到120多万煤矿工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大罢工风暴。经过长时间的实地调查采访，他写出了深刻反映英国矿工罢工风潮的系列深度报道9篇，不仅给当时的国内外工人运动以很大的影响和推动，而且也为我国新闻界树立了深入搞好调查研究和写好深度报道的典范。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问题，周恩来在1965年7月10日对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说，应该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以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他还在新华社一份情况反映的批示中提出：“以后提供情况，一定要提供两方面的东西，不要只提一面。领导上要什么就是什么，不全面反映情况是不好的。”重温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谆谆教诲，对于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彻底杜绝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是很有帮助的。

　　报道要“准确、鲜明、生动”

　　新闻报道要讲究方法，讲究艺术，要有良好的新闻文风，要“准确、鲜明、生动，要让群众看得懂”。这是周恩来新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就嘱咐秘书杨刚向媒体传达下列指示：今后不论写新闻还是评论，都要尽量避免刺激性的语言，如“匪徒”、“血腥事件”、“滔天罪行”等。要尽量用事实去说服人，阐述我方意见，揭露对方伎俩。总之，是以理取胜。火气太大，外国报纸和读者很难接受。1961年11月22日，周恩来说：我们宣传的弱点是硬邦邦，有骨肉的生动的东西太少。1970年3月4日他在全国棉花会议上指出：《人民日报》的同志，你们写稿长，我们实在怕。今天写得短，我赞成。写东西要引人入胜。典型写得太短，也不行。1972年1月29日，他又指出：述评稿要充分讲道理，论据要有力，站得住脚。他在关于《参考消息》的谈话中，也谈到宣传方法的问题。他说：《参考消息》的标题要纯客观，不要有任何倾向性，让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自己去判断；《参考消息》不能报喜不报忧，不能光登对中国好的反应，也要选登反面的东西、骂我们的东西，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

　　周恩来同志对新闻报道一直有很高、很严格的要求，他既注重大的政治上的问题，也不放过小的细节性的问题，而且还善于将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他经常提醒新闻媒体在外事报道中：要重视小国，尊重外国朋友，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1970年5月5日《人民日报》有一条新闻的标题是《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周恩来看后说：这样不妥，应标为《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总理陪同下观看“红色娘子军”》，并指示：“明天报纸，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的声明，要放在上边，我国承认的声明放下边，先是他们，后是我们。”周恩来还针对有关报道的缺陷指出：外事报道要多写客人少写主人的名字。新华社编发外国给我国的贺电时，导语中应该把外国人放在前面。6月18日见报的《周恩来总理会见阮氏萍》一稿，原稿写的是“接见”，周总理在审稿时说：“接见”这个词太封建，还是改用“会见”好。这样做，不仅尊重团结了国际友人，而且也为广大新闻受众所认可。从那以后，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体对类似的报道，均将“接见”外宾改为“会见”外宾，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新闻队伍的建设必须强化

　　“思想高尚，然后有健全之舆论。”周恩来的这一新闻思想言简意赅地提出了新闻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长期的新闻活动和领导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周恩来一直非常重视新闻队伍的建设。

　　周恩来早年在《尚志篇》中提出：高尚的人，要像诸葛亮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像哥伦布“冒万险探新大陆”，要像华盛顿“脱专制竖自由旗”。他自己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求新闻工作者办事应“秉着良心去做，光明正大”，为人民“想法尽我们的责任”，“没有一点退缩”，要时刻提醒自己，不拿新闻作交易，珍惜名誉，不能存“邀名之心”。1949年7月，《人民日报》派女记者陈柏生采访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周总理亲切地对她说：你们是人民的记者，人民的喉舌，要对人民负责任。“你们要像毛主席说的，努力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人民需要你们哩！”那次，总理还为柏生同志亲笔写下一句话：“为建立人民宣传工作而努力”。这是对《人民日报》全体同志也是对全国新闻工作者的鼓励和希望。

　　1957年5月21日，周恩来在同新华社记者徐熊和外交部亚洲司一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外事记者必须透彻通晓时势，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4天以后，周恩来同部分外事记者谈话时又指出：记者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又要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于发现的错误。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外事记者说的，但是它们阐明了记者工作的普遍规律，适用于所有的记者和编辑，是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的金玉良言。

　　在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所采取的一贯态度是既热情帮助，又严格要求。1955年7月间，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作了关于国家预决算的报告。新华社一记者在摘发这个报告时，漏写了1954年结余一项，结果整个数字就对不上。第二天见报稿上的这个问题被周恩来同志发现了，就立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他要求有关同志作出检查，并且坚持扣除其一个月工资的10％，作为处罚。后来，这位同志多次谈起这件事，认为周总理的严肃处理，使他受到很深的教育，终身难忘。他说，这件事的教训在于：对不熟悉的事情，要向人家请教，要虚心学习，不能不懂装懂。稿子写好后，要仔细推敲核实，要加强政治责任心，不能粗心大意。回顾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清除记者队伍中那些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不重学习、不求甚解、工作粗疏等不良现象，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江海记者》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