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产阶级领袖关于新闻理论研究的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的阐述应该说独树一帜。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新闻工作亲自领导、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新闻名篇，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评战犯求和》等，可谓脍炙人口。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类似引人入胜的文章比比皆是。所以，想就这本书从新闻人作风建设、思想方法、新闻原则3个方面谈点读后感。

　　一、作风建设

　　阅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其字里行间透露出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作风。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为用事实说话、“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新闻工作，更要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

　　如何做到求真务实？毛泽东同志的做法是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对新闻工作来说，也是基本要求。脚板底下出新闻，没有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就没有权利动笔。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的榜样，他亲自进行的大型调查就有许多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历时32天，走了湖南5个县实地调查的结果。1930年10月，在转战湖南、江西的战斗间隙，他又进行了“兴国调查”。在《〈兴国调查〉前言》中，他介绍了调查的过程：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每天两到三次，有时开到深夜，调查了8个家庭。后来因为敌人进攻，有些本来要调查的内容，比如儿童和妇女状况、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状况、文化状况没有来得及调查，“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

　　作为新闻工作者，如果我们也这样采访，一周开十几个座谈会，写出来的稿子肯定会有分量，编辑稿子时也一定能做到心中有数。对编辑记者来说，改进作风，应该首先从深入调查研究开始。

　　严谨细致也应该是编辑记者的必备作风，这种作风在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文电、论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试举几例：

　　一是文字。1949年4月，毛泽东同志给《北平解放报》（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写了一封信：“北平解放报编辑：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他就该报登载的《五四运动》一文，针对脱字、多字作了5处更正。同月，他又替新华社写下一个改稿通知，就一条解放军的布告更正两个错别字，“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

　　二是标题。1948年9月，毛泽东同志审阅新华社一条消息和一篇社论时写下批语：“凡新闻，标题必须有内容。原题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凡论文标题，亦须有内容。”这里提出了制作标题的两个标准：一是有内容，二是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看一看毛泽东同志给自己的文章起的一些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多么鲜明生动的标题，既有内容，又引人注目。

　　毛泽东同志还经常为一些文章修改标题。1957年4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将题目重拟为《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加上按语，致信胡乔木，要求《人民日报》5月1日转载。

　　1958年，他在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明确指出：“标题要吸引人，这很重要。”

　　三是稿件细节。1946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的信中特别提到：“今日报纸头条新闻黄墨涵等名流，似在渝不在沪，说他们在沪是否有错，请加考查。”

　　四是日常编辑杂务。1942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解放日报》拟订第4版征稿办法，列举了16位同志的名字，责任到人，对每人以什么内容为主、每月征稿多少字、一共征稿多少字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初看该文，如果上面不是有彭真、吴玉章、艾思奇、周扬、范文澜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与一份普通编辑的约稿计划没有什么两样，根本不会让人想到是出自一位领袖之手。

　　对新闻工作者而言，谈作风建设，就不能不说文风的改进，改进文风首先是做到言之有物。

　　毛泽东同志最反对文章空洞。在《反对党八股》中，他说：“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1942年3月8日，毛泽东同志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解决言之无物的办法，一是深入实际进行调查，二是善于总结不断思考。没有调查和思考，自然无话可说。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为了完成任务或碍于情面，非写不可，只好写些套话、废话、车轱辘话。毛泽东同志曾引述鲁迅的话说明写文章的规则：“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如果一定要写，就去调查采访，进行深入思考。

　　其次是简洁明快。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时就指出：“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一个印象。”1941年，他还具体就《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写下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指出要“把夸夸其谈扫掉”。这个按语内容是反对夸夸其谈，提倡简洁明快，其本身的风格也是言简意赅、明白晓畅，短短100余字，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一目了然。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才能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十几年后，在1957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他又说：报上的文章要“短些，短些，再短些。”

　　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这本书中，绝大多数文章在千字以内，很多就是一两百字。联系我们写稿、编稿的实际情况，感到刹长风是个必须长期坚持的事情。现在部队建设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稿件也应实现这种转变。

　　再次是生动亲切。毛泽东同志1957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在提出短些的同时，还提醒大家，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结合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

　　在《反对党八股》中，他引述苏联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话，提出要学会用战士的语言来讲话，“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

　　毛泽东同志还就文章的写作提出“三性”。1958年，中央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毛泽东同志提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三性”对我们改进文风很有指导意义。

　　二、思想方法

　　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深入浅出，通畅的文字中蕴涵着深刻的道理，从思想方法上能给我们很多启迪。结合报纸编辑工作，感到以下几点启迪尤其明显。

　　一是政治观点。

　　1948年1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电讯稿，其中有政务会议应“依据贫农、雇农、工人的要求改进工作”等语。毛泽东认为这是过左的不正确的观点，于1月16日给新华总社发去电报，指出“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这就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当前我们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最好能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结合起来，至少读读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列宁曾说，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但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领袖们不同时期论述的具体问题会有不同，但背后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政治立场是稳定的，吸取过来对我们加深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做好新闻工作大有好处。

　　二是大局意识。

　　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党八股”时曾充分阐述其危害：“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对文章写作，他是从党和革命的大局来看待的。我们写稿、编稿至少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一旦见报，影响就收不回来。因此，对从自己手里出去的稿子，也要有点大局意识，慎之又慎。当然，大局意识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这里不再赘述。

　　三是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要求我们全面地看问题，防止片面性。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出防止片面性问题。他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

　　在稿件编辑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片面性是个不那么容易克服的老问题。比如，为了表扬这届班子工作突出，往往拿前一任的工作做反面对照。不论写稿还是编稿，凡是绝对化的表述，都要小心。

　　辩证思维要求我们学会分析矛盾，善于抓住要点。毛泽东同志在提倡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同时，也强调要抓住要点，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说：“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抓新闻很有必要，怎么样从一堆材料中抓到新闻点？要有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进行问题报道、深度报道，更加需要。关于如何抓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有具体的论述：“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辩证思维还要求新闻宣传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时指出：“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要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强调宣传要着眼于当前的任务和现实的需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建国以后，他在同人民日报社领导人谈话时又指出：“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具体到文章写作，毛泽东同志认为：“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指出“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今天，对受众进行深入细致乃至量化的研究，已成为现代传媒增强传播效果的一个基本手段。

　　三、新闻原则

　　这里只就两个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谈一点读书后的体会。

　　首先是真实性原则。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谈到：“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接下来，他针对敌人的攻击，一连用了4个“请看事实”，予以反驳。事实胜于雄辩，新闻的生命和力量，就在真实性之中。

　　1931年，毛泽东同志在根据地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再次强调“严禁扯谎”。

　　1945年，在党的七大报告上，他谈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提出“不偷、不装、不吹”。

　　真实性原则不仅是指报道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还包括对一些人们应当知道的事实进行真实报道，而不是隐瞒不报。“非典”之后，我们对自然灾害的报道越来越透明。早在1959年，毛泽东同志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下批语：“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

　　其次是贴近性原则。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新闻工作要贴近群众。红军时期他就指出：“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这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武器。”连版面安排都做出明确指导，就是为了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

　　要做到贴近，就不能只是坐在编辑部里闭门造车。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1958年，他和吴冷西谈话时又指出：“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对军事新闻工作者来说，就要深入部队、深入基层。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一版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