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战友张健昌同志年过八十，决定从自己一生拍摄的无数照片中，选择若干精品出个画册。他打来长途电话，要我写篇序言。我年老疏懒，视力急剧下降，本应谢绝此类文字差使。但对健昌兄的要求，我不能不允。我不能不允的原因，说来有三：

　　其一，他是个从战火中余生的老兵。抗日战争中，日寇节节深入，国土大片沦丧，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此时健昌同志尚在读书，但他怀抱一腔爱国热忱，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争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发动内战，向人民举起了屠刀，健昌同志又毅然决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日后四野入关作战、南下两湖、解放两广，他始终走在这支大军的行列里。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中国从北到南的土地。像他这样的老战士，今天已百不存一。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在我来说，天王老子的要求可以拒绝，而幸存的老战士的要求，是万万不能拒绝的。

　　其二，我们曾长期在一个单位共事。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同一口大锅里吃饭，只是小单位有时不同、有时相同。又因为同属新闻这一行，不时配合作战，所以彼此十分了解。近30年岁月，一起奔波劳碌，形影相伴，甘苦与共，结下了浓厚情谊。岁月不饶人。今天，到了我们都满头白发之年，他要我为他的摄影专集（这可是他这辈子生命的结晶啊！）写篇序言，我就是拿笔时手再颤抖，也要尽力而为，坚持把它写完。

　　其三，半个多世纪以来，健昌同志一直是军内著名的摄影家，在全国摄影界亦广为人知。还有1948年，健昌同志经过专业培训，就在部队担任摄影记者。此后，他随军转战各地，冒着纷飞的战火，用镜头纪录了第四野战军将士在征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历次战役中英勇作战的身影。他为军内外报刊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摄影作品，并为部队拍摄了大量反映战斗、生活的珍贵影像资料。数十年中，他备受报刊和摄影界同行称赞的佳作，名单可以开列一长串。其中，《苦练》、《南疆长城》、《田间小憩》、《营地探亲》、《追捕》等多幅作品，曾获得全国、全军和军区的一、二等奖与铜牌奖。此外，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上海、广东分会，还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举办了《张健昌等人摄影作品展览》；健昌同志的一些佳作，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第二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1988年，有关方面举办《10位中国军事摄影家作品展览》，健昌同志应邀以10幅作品参展，获得如潮好评，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军事摄影界的行尊地位。

　　正因为成果丰硕，还在1956年，健昌同志就是中国摄影家学会会员；此后，他又当选中国摄影家学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新闻摄影学会顾问。他为四野及后来的广州军区部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摄影工作者；数十年间，他“桃李满天下，徒弟遍南北”。他的声名不胫而走。《解放军画报》等多种刊物，都曾以不小的篇幅报道过张健昌同志大半生为摄影事业呕心沥血、不懈耕耘的先进事迹。

　　（二）

　　健昌同志一生拍摄的好作品太多，难以逐一分析。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想举出其《金色童年》一幅略加论述。

　　我以为，一切艺术作品（绘画、雕刻、摄影、小说、诗歌、戏剧等等），其最高表现形式，乃是用形象思维表达逻辑思维。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包括了人的深邃思想、卓越见地、崇高理念、美好愿望诸因素。人们在创作每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必须力争用最为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人的思想、见地、理念、愿望，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西方的维纳斯雕像，无疑符合这个标准。在中国大地上，什么样的艺术创造达到了这个标准？郭沫若是当代最见多识广的大学者，他称道过的这类创作只有两个。在《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一文中，他说：“文中的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最（具）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魄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地。”支离疏是庄子在《人间世》一文中创造的一个极为奇特的人物形象，使人过目难忘。而达摩，笔者曾先后购买过他的石雕、木雕与瓷雕的造像，三种雕塑虽各有差异，但共同表现的则是这个佛教先哲苦行济世、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撰写此文时，我曾不止一次地把郭沫若推崇的这两个艺术形象与健昌同志的一些艺术摄影作品相对比。渐渐地，我的目光由多张作品集中到了《金色童年》之上。于是我恍然大悟：《金色童年》与支离疏、达摩都是表现人物的，但后两件所表达的，是人在悲苦环境中的无奈与抗争，是人性中悲凉凄楚的一面；《金色童年》所表达的，则是人类对欢乐与愉悦的渴望与追求，它是人性中更积极、更根本的因素。而在表现手法上，它又是那样地清纯、自然、和谐与完美。它是瞬间所得，却又一世难逢。笔者当了50年报人，这样好的作品，为这辈子所仅见。我想，把它与郭沫若称道过的两个艺术形象相提并论，共同视之为艺术杰作，是可以成立的。

　　（三）

　　在撰写此文的日子里，我不断回溯健昌同志的一生。他不懈战斗的经历，使我想起了爱国诗人李叔同的《满江红》：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造成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李叔同生活在帝国主义侵华、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立志救国救民，以笔作刀枪，登高望远，发出一声声长啸，唤醒民众，“双手裂开鼷鼠（帝国主义和汉奸国贼）胆”，求得国家民族的生存。他壮志未酬，最后遁入空门。健昌同志生活在中国人民奋起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年代，他随军长年征战，和广大战友们一道，以荆轲视死如归的志向，由白山黑水打到了天涯海角，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又用自己特殊的武器（照相机），拍摄了人民战士英勇奋战的身影，“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因此，“算此生、不负是男儿”———不愧是中华民族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奋斗不息的男子汉。这个评语，健昌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以上断断续续写来，是为序。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