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舆论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左右政府的决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可以塑造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的形象。当前，我军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从现实状况看，当前我军的内外舆论环境总体上是好的。但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推销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目的，时常寻找借口，利用各种媒体对我军队和国防建设进行舆论攻击。可以预料，在未来某一时期，或在某个问题上，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中，可能会导致我面临舆论危机。前不久，胡主席在接见驻银川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指出，要“全面提高部队应对危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胡主席的重要指示，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真研究舆论危机现象的特点规律，不断提高化解和处置舆论危机的能力。

　　舆论危机的概念及内涵

　　危机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医学用语中，是生死转折点的意思，指病人要么逐渐康复，要么逐渐恶化直到死去。这个词，后来被社会活动家们移植到了国与国或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转折点，从而给其赋予了新的内涵。上世纪60年代，美苏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开始对现代危机的化解与处置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迅速向所有领域进行扩展，使得人们在谈论危机一词时，需要加上限定词，如金融危机、能源危机、边境危机等。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和军队有关科研单位、院校开始对危机现象管理展开研究探讨，并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为维护国家和军事安全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和现实政策指导。

　　如同金融、能源等危机一样，舆论传播中也存在着危机现象。舆论危机一词，至今没有哪一家权威部门或科研单位给出其准确的定义。通过借鉴其他危机概念，结合舆论传播的特点，笔者认为：舆论危机就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中，各类媒体对某人、某单位、某政治集团或国家片面、偏激或敌对的舆论占据主导地位，并使绝大多数受众的情绪、思维和行为等产生共鸣的一种舆论传播现象。舆论危机的制造方和承受方构成了危机的主体，其制造方有可能是一个政府、一个政治集团或一部分民众，也有可能是有预先“议题设定”的媒体。舆论危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制造方和承受方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些条件的变化，双方所处的位置也可能发生变化。

　　舆论危机作为舆论传播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国际关系、政府决策、社会民生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大到塑造一个国家、小到塑造一个人的形象，而且可以起到为执政者设计决策议程、提供决策选择的作用。发生在2004年美军的“虐囚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曝光美军虐囚的照片后，几乎在同一时间迅速在全球传播，《纽约客》杂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立即跟进，不少国家的媒体也做出了强烈反应，播发相关的深度报道，纷纷对此进行抨击，从而使美军和美国政府陷入了舆论危机之中。“虐囚事件”给美国政府的形象造成重创，他们的一位官员承认，“虐囚事件”后重建美国的形象需要50年的时间。因此，近几年，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各国执政者普遍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领域。采取各种措施来预防和应对舆论危机问题，开始成为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方向。

　　舆论危机是在全球传播时代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并将随着信息流动程度的提高，舆论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也将越来越大。舆论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舆论的“高毁伤度”的同时，也应当辩证地看到，其具有给当事人或执政者带来的形象塑造和形象修复的机遇。因此，面对舆论危机，要充分把握全球传播时代的特点，认真研究舆论危机的规律，通过运用得当的措施和手段，把舆论危机的“信誉损伤度”降低到最小。同时，通过化解危机，展示和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

　　舆论危机的主要特性

　　目前，国内外对舆论危机理论研究和探讨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支撑体系，许多相关的观点阐述零散在不同的论著之中。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斯蒂芬·汉斯（Stephen Hess）的《政府媒体关系：新闻官和他们的办公室》、加拿大知名学者马修·弗雷泽的《软实力》、以及我国清华大学学者史安斌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等，都涉及到舆论危机的一些论述。结合国内外一些突发事件中舆论传播管理的具体案例，借鉴不同学者对舆论危机有关观点的论述，笔者对舆论危机的主要特性进行了初步的概括，试图通过对其特性的分析和解读，达到认识和了解舆论危机的目的。

　　1、舆论危机的政治性。

　　某些西方国家，始终标榜自己是遵循舆论自由、公正原则的典范，并一再宣称舆论媒体不属于国家和政治集团。但是无数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他们打着“舆论无政治、无疆界”的旗号，对他国实施“舆论侵略”的华丽借口。翻开美国的新闻传播史，人们不难看到，无论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他们无一不是利用和操纵其国内的新闻媒体，通过政府进行舆论议题设定，对敌对国家和政治集团进行大量“妖魔化”的舆论宣传，将他们陷入舆论危机的不利局面，骗取广大受众和国际机构的情感支持，以取得出兵的“合法理由”。冷战结束后，尽管中美两国、两军的关系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他们的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进行舆论攻击。1992年12月27日的英国《星期日快报》发表《BBC动员起来对红色中国进行大规模“入侵”》的文章，公开叫嚣对红色中国在精神和思想上进行全方位的入侵战斗。近两年美英两国媒体先后设定的“中国扩散导弹技术”、“中国窃取美国中子弹”、“中国窃取美国卫星技术”、“美国核武器试验室发现中国间谍（李文和案）等“热点话题”，都被西方各国的主流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有时美国三大电视网晚间的新闻节目中，有近1/4是播送有关中国负面影响的报道，企图通过恶性炒作使我陷入舆论危机的境地，以此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舆论传播作为国家一种软力量的有效载体，已作为各个国家和政治集团传达战略意图、争取民众、开展外交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舆论危机的政治性成为其显明特征。

　　2、舆论危机的利益性。

　　全球传播时代的到来，致使诱发舆论危机的因素越来越多，对象也越来越广泛。大到一个国家执政方针政策的出台，小到一个民众的衣食住行，都可能引发舆论危机。如不久前重庆的“拆房钉子户”，通过网络和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当地政府和开发商都陷入了舆论危机之中。尽管舆论危机的规模有大有小，但是其基本构成要素基本一致，主要是危机制造方、危机承受方以及危机诱因等。虽然危机的诱因不一样，但是站在背后的是两个字：利益。特别是由敌对的国家和政治集团给对手制造的舆论危机，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各种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等。1954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美国的阿诺德等13名间谍进行公开审判，同时通过媒体、外交演讲等手段，联合苏联等对我友好国家，对美国颠覆、破坏新中国的罪恶行径进行全方位的揭露，使美国在世界人民面前陷入了舆论危机，不仅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而且还迫使美国不得不坐下来同我们谈判，在我驻美留学生归国、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等方面向我们做了让步的承诺。善于利用和控制媒体为敌对方制造舆论危机，往往是美国政府获取其利益的前奏。伊拉克战争前，他们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对萨达姆本人及政府进行了空前的“妖魔化”舆论攻击，让萨达姆政权坠入舆论危机的深渊，使萨达姆成为“暴君”的化身，为出兵推翻萨达姆政权、进一步控制伊拉克和中东石油制造了“有力”的理由。

　　3、舆论危机的对抗性。

　　舆论危机是一个制造方和承受方互动的舆论对抗过程，不仅是相关各方决策智慧意志的较量，也是各方综合实力、特别是舆论传播实力的对抗。对抗性是舆论危机的基本前提，特别是两个敌对的国家或政治集团间发生的舆论危机，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舆论对抗。从这些年国内外发生的一些舆论危机的具体案例来看，尽管制造方和承受方是由不同的利益体组成的，但每一方利益体诉求的就是自己的话语权。这就使得舆论危机的各方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外传达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观点，试图通过自己的最有力的声音来影响受众，引导和改变受众的情绪，从而左右政府的决策。舆论危机的对抗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相关各方都有强烈的话语权占有欲，都希望自己能在第一时间内能抢占到舆论的“制高点”；二是相关各方都在诉求利益的最大化，都企图通过舆论的力量来征服和改变对方的意志。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迅捷化、透明化、多样化，舆论危机中的对抗性将越来越激烈；三是相关各方都在谋求采用一切手段打压、甚至瘫痪或摧毁对方的舆论传播设施。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在战争开始不久就控制和瘫痪了南联盟的所有媒体，让南联盟的声音无法传播出去。

　　4、舆论危机的突发性。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根杠杆，我会撬动整个地球。”进入信息全球化时代，有位新闻记者套用阿基米德的话说：给我10秒钟时间，我会将你的信息传遍全球。正是信息传播的迅捷化和公众化，使得对己不利舆论难以进行有效预警和控制，致使舆论危机的爆发极其突然，常常出乎人的预料。美军的“虐囚事件”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传遍了世界，让美国政府在一夜之间就陷入了自越战以来的最大舆论危机。舆论危机的突发性还表现在敌对方制造危机时的突发性，他们事先进行“议题设定”，秘密展开“舆论准备”，等到时机成熟时通过各种渠道突然向外抛出，以期通过出其不意的“舆论袭击”，达到置对方于“舆论绝地”的目的。“台独”分子陈水扁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经常抛出一些国民党方面的“秘闻”，让对手陷入舆论上的被动。去年，由陈水扁亲自策划的，台湾有关媒体对马英九的特支费一案的炒作就是典型的一例。

　　由于危机发生的根源、规模等各异，表现也各自不同，有些特性在危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有些特性则表现不出来。认识和把握舆论危机的特性，是化解和处置舆论危机的前提条件，也是提高应对舆论危机的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尽管当前人们对舆论危机的理论研究处于初始阶段，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舆论危机特点规律的认识也将更加深入和细致。

　　化解和处置舆论危机的几点思考

　　维护国家和军队安全，历来是治国、治军的头等大事。舆论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既是国家和军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国家和军队安全的有力支撑，在国家和军队建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我们国家和军队面临的舆论环境总体是好的，但是由于与西方国家在价值标准、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不同，以及“台独”势力的膨胀、海洋权益的争端、社会转型中的安全隐患等方面的危机诱因的存在，再加上舆论传播的网络化和多样化，发生舆论危机的概率可能将大大提高。我们应高度关注、预防在先、积极应对、快速反应、转危为安，努力塑造我军正义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

　　一是要构建起处置舆论危机的应急领导机制。舆论危机的处置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既涉及国家和军队的相关职能部门，又涉及到军地的各种新闻媒体、信息网络等，同时，危机处置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强。因此，需要一个权威、高效的领导机构来进行统一的领导。比如，可以组建一个舆论危机处置领导小组。其主要任务是根据需要，制定处置舆论危机的总体方针政策。一旦我面临舆论危机时，指挥和协调各舆论传播力量，发挥新闻舆论的整体效能，集中进行舆论反击和引导。领导小组可以常设一个办公室，吸收相关单位同志参加，形成编制内与编制外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平时加强对舆情信息的收集和研究，制定应对和预防舆论危机的方案，指导舆论力量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当舆论危机一旦发生时，负责具体指挥和协调舆论传播力量协调一致地行动。各大单位可借鉴总部的做法，构建各自的处置舆论危机应急领导小组。

　　二是要加强对处置舆论危机政策制度的研究。政策制度是有效解决舆论危机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可委托有关院校，结合国内外和军内外有关典型案例，根据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处置舆论危机的具体政策制度，从指挥机制、责任区分、力量融合等各个方面，进行明确的规范，使舆论危机处置有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同时，建议有关部门采取聘任制的办法，聘请相关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建立舆论危机处置的智囊机构；通过课题牵引的办法，平时开展经常性的政策制度及相关理论研究，一旦舆论危机发生时，参加危机处置的决策咨询和制定。

　　三是要制定舆论危机处置的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舆论危机发生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要求我们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处置预案，分别组织专家人员，对未来可能发生舆论危机的诱因进行综合、全面地分析，以党和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为基本依据，着眼未来可能出现的舆论危机，制定相对明确的各类处置预案。并结合年度舆论战教育训练，组织有针对性的模拟训练，对制定的各类预案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

　　四是要努力培养舆论危机处置的骨干队伍。舆论危机处置具有政治性和政策性强的特点，这就给我们舆论传播队伍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加强经常性的舆论危机处置方面的培训。要将这方面的培训纳入新闻机构、各类媒体和相关部门进行的训练中突出来抓，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器材，建立考核评估机制，通过扎实有效的训练，培训一批能够参与舆论危机处置的基础性人才。要适应对外宣传新形势的需要，培养一批舆论传播的拔尖人才，并采取送学深造、出国培训等措施，着力培养一批头脑清醒、充满智慧和亲和力，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外交知识，了解国际传播规则，善于同世界各国记者打交道的新闻发言人和军事新闻管理人员，以此作为有效应对和处置舆论危机的人才支撑。

　　（作者均系国防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