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连篇累牍的报道来树立典型，这是过去许多报纸的习惯做法。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总体看来，那种认为典型报道的分量同报道篇幅长短成正比的观念依然没有被彻底摒弃。

　　必须承认，为了充分而全面地反映重大典型的形象，并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确实需要一定的篇幅和版面来形成规模。但这样做必须有一个“度”。事实证明，在当今社会，那种刻意用长篇幅来“大造声势”的典型报道方法，只会引起读者的逆反心理，其结果往往反而降低了典型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让典型报道短下来，必须端正思想认识。以“长短论分量”是造成典型报道长风日盛的主要原因。有些人觉得，不拉开架势，不洋洋洒洒，就不足以显示典型的魅力。殊不知，文贵在精，而不在长。典型的魅力最终靠典型自身的事迹赢得，而不在报道篇幅的长短。1947年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全文仅247个字，却在全国树立了一个重大典型，毛泽东同志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得光荣”。可见，短文章不仅能够报道典型，而且完全可以锤炼出典型报道的精品力作。

　　让典型报道短下来，必须走出写作误区。有的典型报道，是三伏天戴帽子———不仅多余，而且受罪。什么意思？就是背景太多，照应太多，即使典型的事迹再过硬，也会被陈言滥调乃至连篇废话所淹没。对此，海明威的一句话耐人寻味：“写得好的艺术其实是删得好的艺术。”有的典型报道，提炼不出新颖的主题和独到的角度，又非得敷衍成文，那只能“往牛奶里掺水”。很简短的文字就可以说明白的事理，找不到准确的概括，只能用很多的话来来回回说。冗长总是与空泛相伴，而深刻往往和简洁相联。有的典型报道，之所以短不下来，是因为作者不舍得割爱。费了很大劲找到的材料，当然希望写进报道；想了好几天才“憋”出来的句子，当然舍不得删掉。如此一来，不管有无用处，统统写进来。这其实是不聪明的想法。刘勰说，“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意思是说，不能因为材料难得就把领子和袖子增加一倍。多余的东西，放在哪里都是添乱。

　　让典型报道短下来，必须掌握浓缩艺术。我系曾经举办过江永红同志作品研讨会，许多与会专家认为他的典型报道可谓是浓缩的精品。其浓缩的艺术主要体现在：一是管中窥豹，即突出一点，推知其人。如《司务长进城》一文，主人公袁明辉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堪称楷模的优秀司务长，事迹材料足有1万余字。如果来个全面压缩，文字自然可以短下来，但细节没了。于是作者干脆撇开材料重新采访，重点截取袁明辉进城的这段经历来写，从而以少胜多，以小胜大。二是详略得体，即把主要笔墨用在表现人物的特点上，对一些过程性的内容则尽量以简练的语言作一般性交待。如《孙铁锤传奇》的开头仅用22个字、5句话，就交待了6个要素。如此简笔，都是为了集中笔墨写他的特点。再比如《“快活神”刘亮华》一文，仅用了100余字便完成了对战斗过程和战斗攻击的交待，而将大量笔墨用在了人物的刻画上。过程少了，人物活了。三是巧用白描，即对新闻人物不作浓妆艳抹，“天然去雕琢”，保持“原汁原味”。如《老山有个孙干事》，全文没有一个形容词，没有一句评论，没有一句豪言壮语，通篇运用了白描手法。当然，浓缩作为一种艺术，具体技巧远不止以上三种，更多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提倡让典型报道短下来，并不是绝对排斥长篇幅。典型报道的长短只是个相对概念，不是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长，未必罗嗦，像写焦裕禄的通讯很长，但读来不嫌其长；短，未必精练，有的短报道四五百字，但空洞无物，读之味同嚼蜡。所以，从实际出发，典型报道应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当然，我们提倡让典型报道要尽量短下来，多以质量铸造精品，不以篇幅虚张声势。

　　典型报道说长道短，关键是能不能以人为本，情为读者所系。典型报道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读者提供思想引导、工作指导和生活向导。因此，典型报道应该把读者看不看、信不信、学不学作为衡量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不顾读者反映，简单以“长”造势，显然违背了典型报道的规律。

　　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典型报道成为浓缩的精品，在被读者喜爱和接受的同时，实现和优化其应有的宣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