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多个专业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在新闻领域也不例外。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西方思想文化的高超传播艺术，也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梳理他的新闻思想对于今天的新闻实践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报刊功能的层次观

　　第一层次是政治功能。1916年7月，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李大钊受众议院院长汤化龙之邀，担任《晨钟》日报编辑主任。在该报发刊词《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中，李大钊提出：“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受约担任编辑的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甲寅之新生命》，其中有这样的阐述：“此《甲寅》之努力也，此《甲寅》之进化也，由是更进而谋以其自身之努力，奋发我国民使之努力，以其自身之进化，开导我国民使之进化，此又《甲寅》之唯一责任。”而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李大钊的演说不谈新闻，只谈运动。这些表明，在他看来，报刊担负着重要的社会使命，要唤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再造青春中华。报刊的首要功能、第一要义是政治功能，报刊舆论的警钟作用成为最重要的作用，与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密切相关，这是他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对报刊功能的准确定位。当时的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有志之士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压迫而举行的多次反抗均告失败。正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李大钊对报刊功能才有了这样的认识。这与今天公认的报刊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孙发友教授认为：“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帮助受众比较全面地正确认识社会，从而达到改造社会、适应世界的目的。”虽然这里也提出“改造社会”，但其前提和起点是向受众“传播信息”，而李大钊却把报刊的政治功能看作其起点和归宿。

　　第二层次是信息功能。李大钊对于新闻的定义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新闻定义之一，他认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对于新闻报道信息的功能，他有这样的观点：“尽力把日日发生的事实，迅捷的而且精确的报告出来，俾读报纸的人们，得些娱乐、教益与知识”。李大钊还提出：“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这些观点表明，李大钊在新闻理念上确立了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还认识到了新闻报道的娱乐与教育功能，并在具象层面对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作了论述。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报刊或新闻的政治功能表现得十分明显。列宁在论述报刊功能时，也“主要集中于宣传鼓动、组织、监督批评和经济建设四个方面”。在今天，我们学习李大钊的新闻思想，应该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和耳目喉舌作用，同时注意新闻向事实本位的回归。

　　新闻自由观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主要体现在争取新闻自由，承认报纸的商业属性和反对“新闻侵略”三个方面。

　　“对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争取和维护，始终是李大钊一生奋斗的核心内容。”在《哪里还有自由》、《宪法与思想自由》、《议会之言论》和《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中，闪现着李大钊新闻思想的精华，表明“李大钊是言论自由的极力鼓吹者、思想专制的猛烈抨击者、自由理想的热情捍卫者、宪政法治与代议民主的真诚追随者。”

　　对于当时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印刷局可以随便被干涉、管理印刷法可以随便颁布等北洋政府摧残舆论、侵犯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情形，李大钊认为是违反民主约法的。他还认为，自由的言论虽不一定是真理，但与真理为邻。报刊应用时反映对立双方的观点，才能辨明是非，否则真理不能彰扬，谬误不能识破。他大声疾呼：“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心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可以看出，李大钊汲取了约翰·弥尔顿关于“言论公开的市场”的思想。在实践中，李大钊对此更是身体力行，他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一个生动诠释。此外，在1922年参加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时，他作为我党知名领袖，面对胡适在演讲中一再强调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没有当场予以驳斥，而是号召大家密切关注社会民生。

　　在中国新闻史上，李大钊最早承认报刊的商业属性。他在《晨钟报》发表观点：“报馆本来性质，在于营业。”其时正是民初政党报刊泛滥之际，所以，他提出这个今天看来是常识的观点，难能可贵，也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大众化商业报纸特别是“独立报纸”实践的影响。这一观点也体现了李大钊对于当时政党报纸弊端的认识。

　　李大钊的新闻自由观还表现在他对“新闻侵略”现象的声讨。1924年6月，路透社发布消息说孙中山已经逝世。关于这件事是路透社故意造谣还是因为道听途说而以讹传讹，尚有争议，但李大钊由此而展开的分析则是相当精辟的。他针对当时外国通讯社操纵中国新闻，进而操纵中国舆论的现象，指出帝国主义在华新闻机构凭借优势实力和特权，造谣惑众以逞其私，构成了“新闻侵略”，中国政府应予以严办。这种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传播现象不无裨益。李大钊反对“新闻侵略”，恰恰是要保障中国民众的新闻自由，何况他倡导的思想言论必须出自真心，而不是出于恶意和虚伪。

　　全面的新闻素质观

　　李大钊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报人。从1913年受聘担任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北洋政法学会会刊《言治》的编辑部长到1927年牺牲，他主编或指导编辑出版的报刊近20种。在此期间，他形成了包括品德、个性、知识、才干、责任等方面的较为全面的新闻素质观。

　　新闻人应该富有正义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对明代名臣杨继盛的诗句进行的改写。这两句话几乎成为了当今新闻人的座右铭。李大钊从事新闻活动，图的是改变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他撰写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是激动人心的战斗檄文。而最终，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在北京主持工作，终于遭到不幸，用生命书写了一个新闻人的高尚气节与伟大人格。

　　新闻人必须善于团结合作。他主张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的同仁团结起来，为文学革新而奋斗。后又劝告胡适：“《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他认为，一个新闻团体的成员，有大致相同的知识水平，可以凭借友谊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而当国民运动发生时，新闻团体可以共设目标，共同进行宣传，指导群众。

　　新闻人应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他认为，以前新闻界的缺点是由于新闻业者不能将眼光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所致，而相当的学问和知识是新闻业者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

　　新闻人应该有优秀的综合才干。他认为新闻记者要有历史研究者的修养，要有与史学研究者一样冷静的头脑，用研究历史的方法来选择新闻事实；他是随笔性评论的高手；他是报刊编辑的行家；他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使其面貌一新，思想性和知识性大大增强。这些都启迪着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应加强实践，全面提升个人才干。

　　新闻人有向受众灌输知识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对于胡适的新闻宜注意活的问题，不应单讲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死的学说的观点，他有相当精妙的回应：“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它变成活的。”而抓住契机，就能使死的材料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例如，他谈到的在名人去世当日推出其思想、学说，在重大事件纪念日登载历史事件等等。他由此还推出：“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例如，在发生重大地震时采访地质学家，在太阳出现红光时采访天文学家，在政治问题发生时采访政治学家。

　　新闻人有责任关注民生，广采博记，而“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他不满新闻界只关注社会上层人物、不重视底层人生的做法，认为这是旧习惯未褪尽的一个最大表现，也是新闻界的一大缺点。

　　科学的跨文化传播观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在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思想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有顺应历史潮流、紧扣时代脉搏的跨文化传播观。面对中国的时局，他积极引进、传播国外的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知识，以期从中找到救国的真理与良方。如在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李大钊大量推出译介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外社会主义动态尤其是俄国历史，介绍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介绍西方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显然，从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想文化、科学知识中去挑选可为我所用的东西，是一种开明的“拿来主义”行为，更是一种顺应时势、与时俱进的行为。

　　他有辩证的、分析的、批判的跨文化传播观。对于西方文明，李大钊的“拿来主义”不是不加区分一古脑儿地拿来，而是科学分析，主张“东西文化互补”。他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认为东西方文化都有自身弱点，需要重建，而“第三文明”正是两者相互调和、相互补充的产物。

　　他有合工具理性与合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跨文化传播观。价值合理性要求关注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的问题，而在工具合理性的行动中，人们着重考虑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可能性，而基本上不考虑这种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胡适所进行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属于合工具性一类。而李大钊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做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既考虑到了手段的有效性，又考虑到了终级价值，体现了对国人、世人的深沉关怀，可谓现代跨文化传播的范式。例如他倡导“第三种文明”。当时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构想出一种“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体系，奢望用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拯救中国、超拔欧洲、解放全人类。但是李大钊没有囿于此，而是超越东西文化之争，对东西文化都有所扬弃，提出一种更加理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新文明———第三文明。

　　他有重视受众、重视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的跨文化传播观。在受众上，他不仅关注先进的知识分子，又重视广大的劳动人民。为了向广大劳动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号召青年深入农村，“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在传播内容上，他注重引进切合中国国情的方面，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传播效果上，他无疑投以高度重视。他参与创建社团、工人团体和劳动补习教育机关，组织创建党的组织，主编或指导刊物，目标在于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他与时人的开创性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唤醒了一个时代，唤醒了一个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