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９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从７月３０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通讯《让世界走向和平———访中国核试验基地三任司令员》是当时国内唯一深度反映中国开展核试验艰辛历程的新闻作品，并获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回顾采写这篇通讯的经历，我深切体会到，深入细致的采访，是写好精品的首要基础。

　　１９９６年春夏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前往中国核试验基地采访的通行证———在大漠深处的核爆现场，当年的核试验指挥部已变成了一堆废墟，驻扎过试验大军的营盘成了黄羊的乐园。焦黄的漠土上，看着当年托举起原子弹的铁塔，被高温熔化后留下的像恐龙化石似的残骸，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受这种强烈震撼的感染，在基地停留的７天时间里，我日夜约人采访，除了参观当年第一次核爆遗址、参观中国核试验展览馆、观看有关核爆的一些内部影像资料外，我采访了２０多位核试验基地老中青科技人员，并与年轻一代科技人员就中国开展核试验情况开展了交流和探讨，记录下厚厚两本采访笔记。几天的采访，对于我了解中国开展核试验的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回到北京后，几天之内我就写成了一篇长达万字的新闻作品。遗憾的是，因为涉及到许多敏感话题特别是一些当时看来非常机密的内容，这篇稿件未能发表。

　　正在叹息声中准备放弃这篇稿件的时候，７月２９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打开终端发稿电脑，一条新闻跳入眼帘：中国政府发布公告，从７月３０日起暂停核试验。被那篇未能发表的稿件折腾得有些疲惫的神经又迅速兴奋起来，我立即跑到分社社长刘回年的办公室。刘社长是一个老新闻，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和高度灵敏的新闻嗅觉，他马上作出决定，依托这个新闻由头，写一篇有深度的新闻稿件。当天晚上，我与分社同事李大伟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一篇约５０００字的通讯，将中国开展核试验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一次回顾。第二天，我们将熬了一个通宵并且自以为很得意的稿件送到了刘社长的办公桌上。没想到，仅过一会儿，刘社长就将稿件退还给了我们，理由是稿件重点不突出，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政府的公告里已经表达过了。

　　怎么办？我和李大伟认为，绝不能放弃这次写中国核试验的机会，得另想办法。见我们在办公室发愁，老记者郭殿成出了一个主意，他以前采访过核试验基地第四任司令员张志善，张司令员离休后现住在北京，与他还有联系，不妨去采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新闻突破口。经过郭殿成的联系，我们很快就采访到了张司令员，经过张司令员的帮助，我们又很快联系上了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和第六任司令员钱绍钧，而且他们都在北京。

　　通过与三任司令员几天的对话，结合在核试验基地采访获得的资料，我们所要写作的稿件主题慢慢变得明晰起来了。又熬了一个通宵后，我们拿出了一篇３０００余字的通讯。稿件用洗练的笔触将交织在中国核爆炸声响里的忧患意识，向受众进行了简明的历史梳理，特别是通过中国核试验基地三任司令员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思考，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中国渴望和平，但和平需要盾牌。中国要拥有核武器，就是要建造和平的盾牌，打破核垄断，并最终消灭核武器，让世界走向和平。

　　第二天，我们将稿件送给刘回年同志过目。刘回年改了几个字后将稿件退还给了我们，同时交给我们的还有一封他写给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的信。信的意思是说，这篇稿件反映的主题重大，请曾主任把关。曾主任在新华社工作过，是刘社长的老朋友。我们立即将稿件和刘回年写的信一起通过有关渠道送往国务院新闻办。一个月后，有关部门将稿件退还新华社时，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曾建徽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光亚都已审定。原来，曾主任审定后，感觉到有些技术问题和历史事实可能把握不准，又将稿件送给了朱主任审查。

　　稿件公开发表前，编辑陈茂林又对稿件进行了润色，删掉了与文章主题联系不大的一段文字，最后就变成了２６００字。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国新闻奖的通讯字数要求控制在３０００字内。

　　稿件先后被《人民日报》等７０多家国内媒体采用，香港《文汇报》、《商报》、菲律宾《世界报》、美国《侨报》等海外中文媒体也纷纷采用此稿。许多领导同志、老将军、科技工作者向编辑部打来电话，赞扬通讯写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酷爱和平的心声。

　　回想《让世界走向和平》的采写过程，我们认为，没有前期的采访和后来与三任司令员的对话，就不会有通讯《让世界走向和平》的问世，也不由得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篇稿件要想写出深度，挖掘出新闻的核心价值，深入采访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采编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