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写作，除完成指令性的任务，余者往往是心有所感而发为文章的。钱钟书举陆机《文赋》：“思涉乐而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加以阐发，指出：情动而形于言，感生而发为文，“乐”而后“思涉”，“哀”而后“方言”。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写作是一个作者与所描写对象“互动”的过程。作者因感动而写，在写作过程中又往往被写作对象所感动。这样交互作用，既有利于调动作者的感情，又有利于把主人公的情感委曲详尽地表现出来。钱钟书进一步分析说：当其“涉”也、“言”也，“哀”、“乐”油然复从中来，故“必笑”、“已叹”。他举诗以资阐明。鲍照《东门行》：“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杜甫《至后》：“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杨万里《己丑上元后晚望》：“遣愁聊觅句，得句却愁生。”“既兴感而写心作文，却因作文而心又兴感”。

　　作者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感情深深融入所描写的对象，是因为只有深入体察，才能形成共鸣，笔下有情，感染读者。“哀乐虽为私情，文章则为公器；作者独居深念，下笔时‘必笑’、‘已叹’，庶几成章问世，读者齐心共感，亲切宛如身受”。如果作者对自己的描写对象不关痛痒，没有感情，那么要使写出的东西感动别人，就不可能。因此，梁启超倡导“笔下常带感情”。鲁迅说：写不出时，不硬写。“没有感动你的东西不要写”，也成为今天人们的一句口头禅。钱举《世说新语·文学》中一例：孙楚悼亡赋诗，作者之“文生于情”也，王济“读之凄然”，读者之“情生于文”也。这就是情与文、作者与读者交相感应的结果。亦即古罗马诗文家所谓：“欲人之笑，须己先嗑（xia笑声）然；欲人之泣，须己先泫然。”

　　写作过程中要做到曲尽其妙，极态尽妍，前提是要经过一番深入的采访和生活体验，使主观更符合客观。“巧构形似，必设身处地，入情入理，方尽态逼真，惟妙惟肖。拟想之人物、角色，即事应境，因生‘哀’、‘乐’；作者‘涉’之、‘言’之，复‘必笑’、‘已叹’，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一若己即局中当事（好象自己就是当局中人）”，完全把自己融到所描写的角色中了。故人们常说：作家、艺术家都是疯子。据载，亚理士多德教剧本作者属稿时，要亲身拟演笔下所写之情节举动。梅太斯太休自言草歌剧，而自己不觉化身其中，生闲气，赔眼泪。钱进一步指出：“且不特描述人事为尔，即刻划兽态，亦有自想变形为兽者”。他举例说，一国外文家咏怒马驰骤，于是手足据地，又踢又跳，口萧萧作马嘶声。“此固绘画之常：诗家写马，效马所为，正犹画师写虎，解衣蒙虎皮，跳踊吼啸，‘思仿其势’、‘自视真虎’。皆但丁所谓：‘欲画某物，必化为其物，不尔则不能写真’也。”通过这些有若神灵附体的痴狂行为，我们看到的是文学艺术家们为塑造逼真的艺术形象所付出的努力。

　　虽然写作要有感情，但感情却不能代替写作。写作是一种高级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的劳作，还须有多方面的准备和修养。钱钟书进一步申说，陆机之言“笑”、“叹”，非形于笔墨之哀与乐也，徒笑或叹尚不足以为文，“情可生文，而未遽成文”、“艺术表达情感者有之，纯凭情感以成艺术者未之有也；文由情生，而非直情径出”。这里，作者深入幽微，为我们申明这样几层意思：作文要有情，但情不能代替文；作为一名艺术家，感情要充沛，但不能散漫无羁，狂肆酣放；人控制感情，而不能让感情支配人。从而在写作时经营节制，句斟字酌，“运冷静之心思，写热烈之情感”。也就是一句老话讲的：“先学无情后学戏”。

　　从“有情”归结到“无情”，非南辕而北辙，乃殊途而同归。“有情”与“无情”，本一物之两面，实相反而相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