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1905—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25年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7年6月，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苏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离开中国赶赴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新中国成立后，又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在斯诺的记者生涯中，除了为欧美报刊撰稿外，从1933年到1972年，他陆续撰写、编辑并发表了《远东前线》、《活的中国》、《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今日红色中国》、《漫长的革命》等11本著作，其中绝大部分与中国有关。特别是在上世纪30年代信息严密封锁的环境下，他写下了史诗般的杰作《西行漫记》，向全世界提供了他对所谓中国“赤匪”的崭新解读，使世人获得了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他在跨国界传播中的这种贡献，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官方与民间都为他成立了研究协会，特别是在新闻传播业务领域，对斯诺的记者生涯进行了大量的回顾和分析，他的新闻理念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有深远的理性启示和样板引导意义。

　　用一生追求真实

　　斯诺一生恪守的最核心的新闻理念就是真实、客观，凡事若非亲眼所见决不轻易相信，非亲自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斯诺常说：“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

　　为了新闻来源真实，斯诺总是设法获得第一手材料。1928年，他刚到上海时，不是像其他的西方记者囿于各通商口岸，靠从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或说洋文的中国官员那里打听情况，而是深入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去，几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耳闻目睹了各种情况。

　　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汉斯曾提议和斯诺签订一项预付稿费750美元的合同，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但斯诺迟迟没有动笔。他认为，虽然自己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但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书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到那里去一趟。于是，斯诺马不停蹄地奔波了4个月。他在红区广泛地旅行，非常自由地向农民了解情况；他与数十位共产党人进行谈话，有的历时几天；他还观察研究了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对待俘虏的情况以及战斗实践等。在保安，毛泽东曾提请斯诺在苏区写出他的采访报道文章，寄出去发表，但是斯诺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想回到北平再整理发表稿件，这样才可以证明文章是客观公正的。正是斯诺亲自去了一趟，使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

　　在《西行漫记》的修订本注解中，斯诺写道：“我提出的关于毛泽东个人问题的单子只是一个参考提纲，谈话常是前后跳跃的，有时从进一步提问中又引出各种各样的补叙。我把笔记精心地加以整理，而后交给吴亮平，由他把全部草稿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的校订、调整和扩充、压缩，我和吴亮平又把稿子译成英文，然后再翻成中文，经过毛泽东的再次审阅，拿出一个二次修订稿。这样，吴先生和我才把它译成中文。”由于斯诺的这般认真，所以由他编发的东西的真实与准确度，就不言而喻了。

　　1941年1月，斯诺从宋庆龄和新四军后方联络官廖承志那里得知了皖南事变的详情，他顶住压力，不怕开罪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发出多篇电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世。

　　斯诺回国后，在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反共、反民主、反进步的潮流浊浪排空，从美国的新闻媒介中很难得到关于新中国的真实消息。1960年，斯诺冲破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回到了中国，花5个月的时间，共到14个省份的19个主要城市，寻访了他往日留下足迹的地方，广泛地接触了工农商学兵各界和各行各业的人士，与他们谈话70次以上，获得了大量充分的地域见闻， 写下了《今日红色中国》，忠实地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中国有关方面曾提出要承担斯诺访华的所有费用，但被他婉言拒绝了。斯诺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引起国外某些人的非议和诽谤，并怀疑他报道中国的文章的真实性。1964年和1970年，斯诺两次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作过多次长谈，并凭回忆作了记录。在麦卡锡大搞白色恐怖的时期，他还因此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客观报道，就连他在戏剧界工作的夫人也进了黑名单，夫妻俩被迫流亡异国他乡。尽管斯诺为此吃了许多苦头，但始终没有动摇他真实报道的决心，他深深懂得：背离了真实，也就背离了真理。

　　执一笔锻造精品

　　提到斯诺的作品，自然会想到《西行漫记》这本报告文学，有强烈的现场感，让人读起来如身临其境。这是斯诺在目击到的现象和与访谈对象的谈话中，在采集到的一大堆新闻素材中“淘金”，用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把淘出来的这些“金”设计成新颖、精巧、故事性强的叙述。新闻报道并不是堆砌事实讲故事，要求报道者既具备记者的敏锐感，又要有历史学家的鉴别力和政论家的推断力。一个成功的叙事报道记者，一定是一个能认识事物本质、有分析能力、能够洞察事态发展趋势的人，他应该力求从现在的关联去显示过去和未来。

　　在斯诺的上千篇通讯稿件中，不乏分析时势、直击事物本质的精品，他连珠炮似的追问，反映了他对事实原委的渴望和追求。在1984年出版的《西行漫记》第一章《探询红色中国》中，第一小节斯诺就提出了令他困惑的81个问题。作为记者，首先是一个观察家，然后是一个记者，最后才是一个分析评论家和倡导者。但这种追问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表面现象，而首先是对现象进行细致观察，然后加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再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进行梳理分析、追根寻源，还原事物原貌，最后，再做出自己的评价，表明立场。

　　通过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和观察思考，在《自由中国的基础》、《国民党和官僚政治》等文章中，斯诺从物质基础、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对时势进行了理性分析，探求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发展的原因。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中共领导人和苏区普通民众的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在国际形势研究方面，斯诺对自己的几次通讯报道是颇为得意的，认为自己尊重事实、调查详尽，所以能够作出相当准确的预见。例如，1936年6月，他预测日本还要大举侵华，中国人民会奋起抵抗，发生战争；1941年7月，他判断希特勒侵苏是走上灭亡之路；1943年10月，他推测苏联和日本不免一战；1948年至1949年，他根据苏南关系，预测“中国不会变成俄国的卫星国”。

　　赴一线寻觅新闻

　　斯诺至今打动传媒人的，正是他那种追求新闻价值的敬业精神。为了报道第一时间、第一手的独家真实新闻，他不畏艰险、不惜生命。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袭闸北，枪声响起后，斯诺冒着弹雨来到战地前沿，观看双方作战，半小时后，他向世界发出了关于这场战争的一篇目击记。此后，斯诺在交战双方的阵地对官兵进行了采访，还躲避着狙击手的冷枪，几进几出，冒险在日军后方参观战场、进行采访，被外国同行称为“最勇敢的记者”。他曾说过：“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1936年6月，斯诺提到去往西安的情形时，还不失幽默地说：“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那时候，斯诺的身上竟同时注射了预防当时西北正流行的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这五种病的疫苗，还有另一种新型传染病淋巴腺鼠疫，斯诺无法搞到疫苗；在前往苏区的路上，他身上只带有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在去往安塞的途中，他被“白匪”（国民党民团）跟踪。正是他这种“玩命”似的新闻报道理念，让他有机会采集到大量的新闻素材，为他源源不绝地写出新闻报道精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存一心胸怀人民

　　作为记者，斯诺把整个人类框入自己的视野，视人如己、尊重别人、关注民生。“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度里的善良人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怀着同情之心报道受压迫人民的事业，这种新闻理念贯穿在斯诺的整个记者生涯之中。他的思想和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支持弱者、关切人间疾苦。斯诺把一生大部分精力和智慧都放在了第三世界的事业上，尤其是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他发表过的著作，都是记录和描述中苏印三国人民怎样反抗压迫与剥削、抵制法西斯暴行的，特别是在《远东前线》《西行漫记》《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等几本著作当中，用大量的篇幅展示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民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

　　1928年，斯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找“东方魅力”，但是，他却目睹了中国人民巨大的不幸，日渐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图景：内战和分裂，专制和压迫，天灾和人祸。1929年，由于中国北方连年旱灾，绥远等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24岁的斯诺利用国民政府交通部为他提供的考察中国铁路的机会，在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和包头之间的一座古城萨拉齐采访，亲眼目睹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这与他在国内时体会到的富足生活两相对比，天壤之别，使他陷入了困惑和迷惘。在那里，他写下了一系列描述西北饥荒惨状的报道，用沉重的笔触写下了救救25万生灵的文章，代表了他正直的、没有偏见的、带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情，这实际上也是他对中国人民怎样摆脱悲惨命运产生的深深的思索。斯诺同情中国的苦难人民，寄希望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他的家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斯诺夫妇还积极为游行示威出谋划策；“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遭到镇压，斯诺积极参加了掩护爱国青年安全转移的活动。在美国国内敌视新中国的时代，美国国内的新闻报道充斥着关于新中国的恐怖故事和颠倒黑白的恶意宣传，斯诺千方百计地向美国人民介绍和解释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为新中国奔走呼号，增进了美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

　　斯诺的生活半径是全球性的，他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他把世界当作整体来看待，和世界各地的人民紧紧相连，并认为自己属于全世界。不论是国家领袖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甘地，亦或是红军指战员李长林、“红小鬼”向季邦，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贵或多卑微，他总是“以对待一个‘人’的敬意”来对待他们。所以，不论什么文化背景的人，只要和他结识，都会被他天下一家的人道情怀所感染，愿意跟他无话不谈，他也因此总能得到别人想得到却得不到的东西，并一次次地捕捉到独家新闻。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