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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效果看国际新闻报道的辩证思维


陶克


  随着新闻传播的国际化,中国媒体的宣传报道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增大,国际新闻报道也受到国人的普遍重视。本文想就国际新闻报道现状在宏观层面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际新闻报道的受众如何界定?

  二、国际新闻报道的范畴如何界定?

  三、如何加强宏观规划,形成一整套新闻舆论战的方法?

  国际新闻做给谁看

  在任何一个国家,但凡有影响力的大报,无论是否真的具有国际性媒体的发行规模,其国际新闻报道的受众都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国受众。从数量上看这是主体,有效地影响这一部分受众是形成一致的对外舆论基调的根本要求。另一部分是外国受众。从数量上看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微不足道,但其构成多为政府部门官员、研究机构人员,权威影响力相当强。有效地影响这一部分受众则有助于树立本国的良好形象,逐步掌握舆论的主动权,进而在国际事务中使国家利益得到实实在在的拓展。

  既然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的受众要兼顾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同时也必然会交互影响到国内国外两个方面。这种内外互动与相互影响,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盯着国内读者,又要想着国外读者;以国内读者为主时要考虑国际影响,以国外读者为主时又要关注照顾国内需求。基于这样的原因,国际新闻报道应着重发挥令读者“知己知彼”的功效。

  “知彼”好理解———国际新闻报道通过介绍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民族等诸多情况,并就热点问题加以评说,使国内读者全面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国际动态。同时,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还应大力宣传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立场、原则,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国外读者更多地听到我们的声音,并通过了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来提升对中国的亲近程度,以此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那么,国际新闻报道如何做到“知己”呢?人们都有通过了解别人在做什么,在怎么工作生活来寻找自身定位的欲求。无论是国内读者还是国外读者,他们在阅读国际新闻报道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比照,在内心对母国与别国作着孰优孰劣的评判。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程度虽然不同,但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相互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变了旧社会中国贫弱落后的面貌,对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亦提出许多创新性的主张,我们也有自己的优长向国外读者宣扬。国际新闻报道全面客观地报道国际形势以及处于国际风云大际会之间的中国,有助于国内外受众通过比较来明确本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定位和能力定位。从而使国内读者知晓我国对外政策的决策依据,真正做到从内心里拥护中央的有关决策,使国外读者了解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肇因,自觉地破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树立“中国机遇论”的意识,以利于我国外交工作的展开。

  国际新闻报道要做到“知己知彼”,亟需解决的是报道内容的不平衡问题。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过分地以意识形态划线,针对某些国家的报道总是负面的,“形势一片大坏”,而对另外一些国家的报道又全是正面的,“形势一片大好”。这种报道思路,具体到每一篇稿件虽然没有错,都是真实的、客观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却是有问题的,是不客观的,甚至是有人为偏见的。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注意克服了这一弊病,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并未完全摒弃这一思路。例如,当中美关系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时,我们的涉美报道多是批评的言辞;而在我方努力改善中美关系时,涉美报道又多是溢美之辞,两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被刻意回避,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也不提了。这样处理国际新闻报道,既不利于教育本国民众,也不能够影响国际舆论,久之会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利益。不是常有这样的情况吗?每每我方媒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美方媒体却照骂中国不误。同时,国内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也会受影响———你说中美关系改善了,可为什么美国舆论还攻击中国,叫嚷着要防范、遏制中国?

  国际新闻报道的内容不平衡问题,不仅仅存在于针对某一国家的报道中,对整个世界的报道覆盖面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走向世界,中国的海外利益开始遍及全球,中国人也向世界各地走了出去。可是,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却远远不能适应这样一种形势。有关非洲国家的报道,有关拉美国家的报道,甚至有关我们的近邻———蒙古、东盟、中亚、南亚国家的报道,都远远少于对欧美日发达国家的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媒体,特别是报纸,驻亚非拉国家的记者太少,涉及这些地区与国家的报道资源多是西方国家的,难免会有较为强烈的刻板印象在里面,似乎非洲就是战乱与艾滋病的代名词一样。另一方面原因,还是前面提到的我们过多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友好国家就什么都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既然不让说它不好的方面,那干脆不做报道了。这种呆板或是无奈之举,实际上是放弃了掌握话语主动权的机会。

  当然,国际新闻报道的“知己知彼”是互动的,我们强调客观平衡,目的是为了克服以往导致不良效果的不良倾向,并不是主张一味地有闻必录。国际新闻哪些该报可报,哪些不碰不触,同样是要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的。国外的事情哪些是可以借鉴的?环保意识、节约观念、文明守法、文化素养、从严治军等等,都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国外的事情哪些又是敏感区域,要慎重看待的?“民选”、示威、游行、军事政变,包括西方媒体炒作的与我友好国家的负面消息,则需要我们国际新闻从业人员从我国内政外交的大局出发,既要考虑国际影响与反应,又要考虑国内民众的感受,注意正确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中央的内政外交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得到贯彻落实。

  怎样应对国内报道国际化的问题

  在卫星电视与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内外有别”的宣传报道思路遇到了新的挑战。电子传媒的跨国界性质,使得内与外的界限日益模糊。从宏观的视角看,人们已经很难断定国内新闻报道就只对国内受众产生影响,而不会产生国际影响的问题。这是因为,人们从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来判断和了解一个国家对内对外事务的态度与政策,同时,这种报道还反映了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行为处事方式,事关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

  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际问题可能引发国内问题,国内问题也可能造成国际不良影响。例如,北欧一些国家发生的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事件,在全球穆斯林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我国的信教群众也有所波及。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如果不进行正确的、有效的引导,势必会造成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敌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我国国内的矿难、传染病疫情、群体事件等负面新闻事件,即便国内主流媒体避而不谈、不作报道,也很快会有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追踪报道,并由网络“出口转内销”,不仅使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受损———这种损害不是因为出现了灾难,而是因为出现了灾难后在诸多方面(包括照顾公众知情权)处置不当造成的———而且会影响到我国民众对政府乃至主流媒体的信任度。曾经行之有效的“正面报道为主”的事先预防管理体制,在新形势下却容易造成对外传播变成对外澄清的被动局面。不等我们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统一好口径,国外传媒已经根据他们的意图将事件扩大了,我们则由于即时报道稀缺,随后的报道哪怕再客观、真实、准确,也变成了证实、澄清、解释甚至是辟谣,很难挽回影响。关于非典疫情前后两个时期的宣传报道策略,可以说是针对突发事件的即时、及时报道更不能缺位的绝好例证。

  国内报道国际化的问题,在当今时代是无法避免的。这一方面是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错综交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国内事务也引起更多国外受众关注所致。例如,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企业既会影响我国特定地区的就业,同时也会影响其母国的税收与就业。当前西方国家较为常见的反全球化运动中,不少参与者是因为跨国公司将其生产与业务转移至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而失去工作机会的普通人,其怨气除了针对跨国公司外,一部分也不理智地撒在了发展中国家头上,在西班牙发生的焚烧中国鞋仓库事件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报道如果过于重视突出自身的经济成就,而忽视了外国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们的感受虽然不大可能直接来自阅读我们的报纸,却极有可能经外国媒体善意的转载或恶意的转述而得到强化),就可能给别有用心的某些人提供“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的口实。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赴海外工作、生活、学习,几乎所有的国家与地区都有华人华侨的身影,且数量日益庞大。他们虽长年生活在海外,却与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心十分关注祖国的发展,同时又受到西方社会思维方式的影响,甚至受到一些西方媒体的误导。我们的新闻报道也要有意识地针对这一批华人华侨读者以及来华外国人做工作,贴近国外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贴近我国的发展实际,形象生动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推介中国。比如,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到国外办厂、国内各地积极延揽海外(归)人才等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报道,同时加强我国参与维和行动人员事迹、对外援建援助具体情况以及对内推进改革、以人为本发展民生等体现我负责任大国、负责任政府形象的新闻报道,不断强化其作为中国公民和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成为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义务宣传员。解放军报在春节期间派出记者采访在黎巴嫩、苏丹等国家维和的中国官兵的动人事迹,被国内外100多家网站、报纸转发,既宣传了中国军队是正义之师、和平之师、文明之师,又树立了中国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另一方面,国内报道国际化也是新闻舆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有着十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毋庸讳言,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在看待发展的中国时,多多少少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比我们还要“政治挂帅”。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处理我国媒体对国内事务的报道,正是西方媒体有针对性的舆论战的手段之一。具体而言,有“议程设置”和“叙事框架”等技巧。“议程设置”的主观色彩较为浓郁,其实质是“媒体告诉你的不是你想知道或应该知道的,而是媒体想要你知道或认为你应该知道的”,所设置的议题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叙事框架”则更为隐蔽一些,在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叙事中嵌入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诱导读者作出媒体想说又不便直说的判断。例如,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报道中,西方媒体更多地把笔触隐蔽地指向“中国威胁论”这个预先设定的“框架”,抓住我方媒体一些报道的背景材料中的负面因素大做文章,或者断章取义地推导出负面的结论来。

  如何应对这样的国内报道国际化的局面?首先一条,是不给西方媒体炒作的时间与空间。应将“后发制人”的传播策略改为“先声夺人”。这方面,我们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2000年9月,乌鲁木齐发生大爆炸,原因是民兵预备役部队将过期弹药运输到郊区销毁,途经市区时发生非人为事故,造成连锁爆炸。汲取以往类似事件因报道不及时造成被动的教训,新华社在事发当晚就播发消息,各大日报第二天即有报道,随后几天又详细地介绍了对此事故的原因调查和善后工作,起到了稳定人心、控制事态的良好效果。结果,国外媒体关于这一事件性质的基调均来自新华社,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借机掀起什么风浪,也没有操作的空间与时间。

  另外,我们的媒体在进行国际新闻报道时也可以借鉴西方媒体的做法,有计划地做好我们的对外宣传,争取国际舆论斗争的主动权。事实上,我们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除了相当一部分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外,也有一小部分是某一国家内部的事务。也就是说,对于外国而言,同样存在着其国内报道国际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能够加以“议程设置”和“叙事框架”处理的部分,以一定的连贯度关注某一方面的情况,以国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新闻叙事。所不同的是,我们应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非以干涉别国内政为出发点。这样一来,在国际新闻报道入脑入心的前提下,我方立场与态度会较为顺利地进入对象国的舆论流中,并施以相应的影响,维护我国的利益。

  正确处理国际新闻报道中的几个辩证关系

  我国的新闻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还主要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甚至中国的国际形象都主要是由西方媒体塑造的,也就必然会存在许多的不实之处,这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不采取有所规划的内外结合、新闻与宣传结合的思路,就很难扭转我们在舆论斗争中的被动局面,就很难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以打赢舆论战的意识来做国际新闻报道工作,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对辩证关系:

  其一,国际新闻报道将国内外受众定位于官还是民?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受众有两块,但无论是国内受众还是国外受众,都是官与民的集合体。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要有硬的一面,(甚至是以发文件的形式)准确无误地传达我国的对外政策;更要有软的一面,以“平民百姓”的视角对待读者,照顾受众的阅读习惯,以其乐于接受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立场与意见。只顾自说自话,虽然痛快淋漓,却是一种不高明的舆论斗争方式,不可能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其二,国际新闻报道中是只出现一种声音还是多种声部的合唱?这实际上是如何在确保发出我国的官方声音与主导性意见的情况下,保持媒体公信力的问题。我们的党报是党的喉舌,必然会与党和国家、政府等权力体系保持一致。但是,这种保持一致并不是简单地充当传声筒,而是要进行有所创造的艺术性劳动。当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世界大国,新闻报道也应该与现实的大国地位相一致,表现出公允开朗、雍容大度的君子风范。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评论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诉求,对我国的外交也会有所裨益,能增加回旋余地,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在报道中传播多种声音,绝不是要给错误思想和观点提供阵地,也不是要搞观点交锋式的大辩论,而是通过多种声音来印证、突出我们的主流声音,加强主流声音的说服力,形成多种声部的大合唱。

  其三,国际新闻报道是“实”多还是“虚”多?所谓“实”,是指媒体向受众传播新近发生的国际重大事件,为受众提供与之相关的各种背景材料。而“虚”,则是在报道事实的基础上,向受众解说事件的沿革及演进方向。前者主要是通过消息、通讯、特写等题材来体现;后者则是通过评论、述评及众多报道的组合形式所表现出的态度倾向来体现。目前,我们的媒体对国际新闻事件的演变过程报道得较多,所欠缺的是在“务虚”这一块,还没有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评论员队伍。特别是报纸,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些———在时效方面竞争不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电子媒体,版面又有限,不可能进行充分、连贯的海量报道,把国际新闻的前因后果交待得十分翔实、清楚。这样一来,国际新闻事件给受众的印象就很容易变成凤毛麟角,如堕云里雾中。因此,报纸上的国际新闻报道品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要依靠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队伍来树立。虽然受众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习惯于自我分析、自我判断,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毕竟有限,还是要依赖专家作出深入浅出的解说。从这一点来看,报纸不仅要做成“事实纸”,还应该做成“观点纸”,适时地围绕着对事实的报道来发议论,讲道理。

  其四,国际新闻报道如何趋利避害?在论述国内报道国际化问题时曾强调,应对国内突发事件应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给国外媒体炒作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国际新闻报道是不是也应事事抢先,都要即时发表见解呢?这就涉及到对于利与弊的总体判断,即报道这件事情,是有利于国家利益,还是会给国家利益带来危害?是所得者多还是所失者多?然而,利与弊并不是绝对对立而又互不相干的两个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附的矛盾统一体。利兮弊之所依、弊兮利之所伏。在权衡利弊得失时,要从全局、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审视事件本身及报道它们可能造成的利益与弊端,而不要被暂时的局部的假象所迷惑。有时候需要及时做出反应,有时候则缓一缓发言更好,沉默有时候也是一种斗争的武器。

  国际新闻报道是开展舆论斗争这一持久的心理攻防战的一个主要战场。正如军事上的较量一样,舆论战的胜利也往往属于有着旺盛斗志与进攻精神的一方,属于细致谋划、严密组织的一方,属于意志坚定、大胆创新的一方。把握好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辩证关系,克服无所作为保平安的被动防守思想,才能占据舆论斗争的道义制高点,抓住舆论斗争的主导权,以自信自强赢得受众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