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案头的，是董祥起同志（笔名：筱青）厚厚的一摞杂文随笔稿，大部分见诸全国各报刊。作为第一读者，捧读这些作品，不觉有几分沉甸甸的感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作品全是有感而发，都不是无病呻吟的应酬之作。论时事鞭辟入里，谈修养常取类型，是祥起杂文随笔的鲜明特点。如今，杂文随笔作品，让人耐读、读得下去的，确实不多。祥起的作品，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书有序跋，这是规矩。然作者把自己的这部心血之作交与我为之作序，实在觉得难以承当。因为大凡写序者，多为名人要人老人，这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似吾辈这等凡夫俗子，也只配谈点读后感想而已。然回头想来，祥起在众多人选中邀我为其作品谈点感受，也自有他的几分道理。一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们共同服役于苏北黄海岸边的一个守备部队。他虽早我一年入伍，但他的名字在我们那个部队是为人熟知的。后来我先他几年调京工作。数年之后，他也调京工作，并且做了我的上级，工作上有了更直接的关系，使彼此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想这正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旧部”情感吧。二是我所供职的《解放军报》文艺副刊，常常刊登一些杂文随笔之类，祥起公务之余乐于此道，常有作品赐来，所以其中的不少作品我便成了最早的读者和编者。基于这两点，祥起约我为其新著写段文字，便在情理之中了。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另层原因，那是我猜测：人届知天命之年，阅尽了世态炎凉，经历了人情冷暖，鉴阅了浮躁喧嚣，看多了虚实真伪，回过头来想一想，还是当初历经岁月磨砺风霜历练过的早期战友情感靠得住，真情实感才能经得起茶余饭后的咀嚼，才能让人品出其个中滋味。要不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有过这类经历的人称其为“旧部”和“战友”呢？这个称呼，其中蕴含着浓得化不开的情感。这种情感没有虚伪奉迎，绝少假言相对。面对是非的不同看法，可以直陈己见，可以拍案争辩，可以脸红脖子粗，争个你高我低，但过后，那份情感故我，依然丝丝在心。无奈，如今此类纯真情感在人际交往中是少之又少了。我以为，具备了这种情感，是人生的一种高境界。正如鲁迅所说，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鲁迅说的是写文章，其实细细想一想，做人又何不是如此呢？
谈到祥起的杂文随笔，我想概括起来有个最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作品的战斗锋芒。对一张报纸来说，杂文随笔是版面的灵魂；对一个人来说，善写杂文的作家是一个人睿智和哲理的表现。对我这样的一种概括，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但是，当我们的社会被金钱名利搅得让人莫衷一是的时候，有清醒者用杂文这种短章作疗救的银针，唤醒社会良知的时候，我们难道不该对这样有责任感的朋友表示肃然起敬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句文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用白居易的这句话来说当今的杂文随笔写作，我看再恰切不过了。我们今天常用一句新话来说明这个意思，那就是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文理是相通的。
综观这部集子的作品，杂文居半数，其余多为随笔。虽为随笔，但作品多具讽喻意义。这些作品与时下那种谈酒论茶的所谓“闲适文化”明显拉开了距离。诸如《德国人的觉悟》、《罗马，冷静的夜晚》等篇章，表面看来是些域外见闻的平凡小事，但作者赋予它们以人生的哲理，彰显两种文明的差距与冲突，让人们在感悟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在文化的对比中，辨清良莠，分清是非，明白哪些东西是值得向人家学习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剔除和反对的，在潜移默化中使读者得以受到美丑善恶的观念教育。这部集子中，这样的随笔为数不少。这类看似平凡的寻常见闻，作者信笔道来，诸多哲理便尽现纸上。这得益于作者的善于观察，而善于观察是记者的职业本能。没有缜密观察的敏锐眼睛，再好的素材也只会从眼前悄然飘逝。自然，善于观察，还依赖于善于思考，而善于思考的基础，则是博学强记。而博学强记又恰恰是祥起的鲜明特点。这些年，不论是在记者岗位上，还是做领导工作，他都手不释卷，勤于苦读，举凡文史经哲，军事政治，几乎无所不涉。因此，许多诸子百家的名言名句，他都能信口道来，且借古说今，恰到好处。
不过，这部集子更鲜明的特色，还在于作品的讽喻品格。说到杂文随笔，从它作为小品文诞生的那时开始，它都是以鲜明的批判精神而为人们所喜爱。鲁迅先生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毕生的战斗锋芒主要体现在他的杂文写作上，他以杂文作投枪和匕首，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发出了呐喊和冲击。今天虽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然而同旧势力、旧观念的残余力量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所以，毛泽东说，今天仍然是“杂文时代”。如果评价祥起的这本集子的话，那便是作者对杂文战斗精神的继承。《秦桧该站起来了吗？》这篇作品，之所以在2005年的文坛产生了反响，正是在于这篇千字文的批判锋芒。有人认为，杭州西湖边的卖国贼秦桧夫妇的雕像跪得太久，应该让他们站起来了，于是为他雕了站起来的立体像。针对这一事实，作者挥笔如刀，在陈述秦桧罪恶行径之后，进而联想到近些年一些别有用心的庸俗文人，替叛徒翻案，为汉奸张目，这几乎成了一种时尚。作者进而痛批这些别有用心者的险恶用心。作者写道：“从形体上立起秦桧的正面形象，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这已经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研究了，它将引起思想领域的混乱。照此逻辑，现代社会可以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善恶倒置了。像岳飞、李广、文天祥、郑成功这些历史上的爱国将领们该是历史罪人了。这也将为一些盲目的崇洋媚外，出卖灵魂的人找到了借口。”作者层层剖析，丝丝入扣，把是非善恶、美丑真伪明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此典型的例证，如此明晰的说理，发人深省，启人心智，让人们在杂说纷纭、谬误频传的时候，有了明确的道德遵循。类似这样的篇章，在这部集子里处处皆是。比如《变味的口语》对一些时尚新潮语言的批判，《我的〈通知集录出版啦〉》对社会上滥出书现象的鞭挞等等，这类作品都有极强的针对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恶搞英雄模范意味着什么？》这篇文笔犀利的应时之作，对社会上恶搞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英雄的现象奋笔鞭挞，表现了一个杂文作者的强烈的使命感。优秀的杂文家，是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的。社会的风雨变化，都应该在其密切关注的视野之中。祥起兄对社会时政的关注，是时时不敢懈怠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总能反映社会焦点热点，总能把握普通群众的心理脉动，也总能在给社会现象指谬的同时也给人们以正确的选择和遵循。
此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祥起随笔的鲜明群众观点。这不仅表现在他行文中大量引用俗言俚语，还表现他大量通俗化标题的使用上，诸如《“活着不孝，死了乱叫”》、《叫喊得最凶的是卖劣货的》、《谁拿令箭当鸡毛？》等等，看题目一目了然，让人们读后难忘，这种让口语入题的做法，让人们很自然地想起当年的赵树理。让自己的作品走出殿堂，走进百姓，这正是我们应该在作家群中张扬和提倡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想他的杂文随笔必然会自成风格。
自然，作为一部文集，祥起的这本作品决非无瑕可指。在我以为，作为杂文随笔作品，还是应该多一些机智，少一些政论，多一些起伏，少一些平叙。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应尽量追求客观和理性。记得他的那篇《聪明过头就是愚蠢》的文章见报后，他对苏东坡的评价就曾引来一些读者质疑，其中还包括专门研究苏东坡的专家。当然，作为文章，只要自圆其说，乃一家之言；理上如何，自可论辩。没有争议的未必是好文章，文章有争议未必就有什么不好。不过，杂文作为论辩的文体，理性和客观应是追求的目标。在此指出来，无非是与祥起共勉。
最后，还特别值得一说是，祥起兄笔耕不辍的精神。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在新闻战线工作了数十年的人，不管你官居何职，最终你给人留下印记的恐怕不是你的衔位，而是你的作品。祥起兄官至副军，衔达少将，比起同辈来，算是十分显赫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依然勤读苦写，这应该是一种追求，是一种精神境界。祥起的选择显然是一种智者之举。我想，10年20年之后，当我们这代人逐渐走进耄耋老者的年岁时，人们很可能对某某人当过什么官已经淡忘，而他的那些作品却成为人们念及他的永恒记忆。为此，我们有理由对祥起的智者之举击掌称赞。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文化部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