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有两件事颇值一提：在美国，从1976年起，电视辩论成为总统竞选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在中国，从1994年起，央视“焦点访谈”渐成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栏目。

　　其实，不仅电视，也不仅中国和美国，随着社会越来越发达，技术越来越进步，诸如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其影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替代。

　　从根本上说，这种“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促进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并不断对这种和谐关系进行修复和维护。当然，这种修复和维护还包括一些媒体由于发布新闻不当而引发冲突、骚乱甚至战争等“不和谐”状态时，更多新闻媒体对此进行反制与平衡。

　　从一个追问开始：

　　古代为什么没有新闻事业

　　日本学者小野秀雄在其《新闻学原理》中讲到，南洋群岛有些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保持一种特殊习惯：凡是有人看到新奇的东西，就把这些东西的样子画在集合场所的墙上，以便大家都知道。倘若考察近现代“社会新闻”，不妨以此为“活化石”追寻其起源、诞生和发展概貌。比如，美国合众国际社1946年1月2日曾经播发一篇消息《三岁娃娃将被征入伍》，美国《芝加哥时报》1939年2月9日也曾刊登一篇报道《装了假牙的狗》。就这两篇新闻而言，与南洋群岛那些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相比，作者和读者的“好奇心”又有什么不同呢？

　　应该说，这种“好奇心”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新闻事业，而南洋群岛那些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至今还没有记者、编辑，也没有诸如报纸、广播、通讯社等专门的新闻机构罢了。南洋群岛那些文化比较落后民族的情况就像人类古代社会一样，是没有新闻事业的。在那种社会形态中，新闻自有其“替代品”，有可以发挥新闻功能的事物存在着。

　　关于新闻媒体及其社会功能，有一些著名的比喻。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报刊作为社会舆论的载体，是不同于政府和国民议会的“第三种力量”，是意见市场上的“纸币”。托马斯·杰弗逊提出，报刊是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这三种国家权力的“第四种权力”。拿破仑也认为，报馆一间，犹有联军一队；电台一座，胜过四千精兵。约瑟夫·普利策甚至骄傲地宣称，如果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沃尔特·李普曼更是将报刊喻为永不停息地搜寻广袤空间、决不久留一地的“探照灯”。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比喻的思维触角都局限在近现代，对古代“替代品”的新闻没有进行思考和判断。

　　上述几个比喻有两点启示：首先，人们在谈论大众传媒的时候，往往只看到它巨大的社会功能，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微弱和渺小之处；其次，这些谈论多是生动可感的具体描述，而较少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界定。

　　1、并不独立的古代“准新闻”活动。

　　新闻起源历来有生产劳动说、本能需要说、心理欲望说等不同见解。远距离审视古代“准新闻”现象，不难发现，它总是与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活动“裹挟”在一起的。比如，古代中国用于战争的烽火通讯，《汉书》曾有“昼则燔燧，夜则举烽”的解释；古希腊士兵斐迪庇斯为报告战争胜利，徒步从马拉松平原跑步到雅典的壮举，则演变为今天体育比赛中的马拉松长跑；日本最早的新闻报道，据说可以上溯到“井户端会议”，也就是每天早晨各家妇女携了水瓮到井边汲水时，七嘴八舌议论过去一天的见闻。

　　实际上，直到后来中国出现的“邸报”和西方出现的“手抄新闻”，都不能算作真正独立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它们不是服务于宫廷事务（相当于内部文件），就是纯私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相当于信件集纳）。中西方文化背景有别，古代“准新闻”活动的社会功能也各有偏重：在中国，为维护农耕社会等级秩序，更带有伦理学意味；在西方，为满足商业社会信息流通，更带有认识论色彩。重要的是，中国对教育功能的注重，并不以放弃认识功能为代价；西方对认识功能的强调，也不以忽略教育功能为前提。

　　在古代“准新闻”活动中，教化、认识、审美三种功能是“交织”在一起，以特有的方式共同维护着那一时期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素朴的和谐关系。

　　2、横空出世的近现代媒体。

　　马克思曾经敏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伴随工业文明的跫跫足音，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大众传媒有了足以走向独立并获得快速发展的雄厚基础和可靠支撑。

　　与此同时，由于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日益走向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直接对抗的两大阵营。最能代表资产阶级传媒观念的，是“新闻自由论”。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列宁指出，这是当时世界上伟大的口号之一。资产阶级传媒进一步发展了古代“准新闻”活动的伦理学意味，从而使教育功能走向空前发达，力求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盖业已存在的对抗与对立，让更多的人放弃斗争。无产阶级传媒从不讳言自己的阶级属性，时时处处维护“党性原则”。马克思明确提出，出版无产阶级报刊是“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无产阶级传媒进一步弘扬了古代“准新闻”活动的认识论色彩，从而使认识功能走向了极致，力求用血淋淋的现实揭穿那种虚假的温情和虚伪的面纱，鼓动更多的人起来反抗和斗争。在这里，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表现为极端的对抗与强烈的“不和谐”。

　　至于近现代传媒的审美功能，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也不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经历了从有意放弃（作为古代“准新闻”的反动），到无意遵循（作为传媒本性的回归），再到自觉追求（作为生存竞争的策略）的发展历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新闻媒体的“和谐”本性与“求和”功能并不因为政治力量的生硬介入而完全丧失。

　　3、图变求存的当代传媒。

　　当代传媒不容分说地被推向逐步市场化、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与之相应，其社会功能也必然走向多元共存的状态，表现为教育、认识、审美三者之间的辩证化合。

　　对审美功能的看重，当代传媒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连长期坚持出黑白版、拒绝与彩报为伍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投资3.5亿元在1997年建起了彩色印刷基地。这其中除争取广告商的原因外，审美特性越突出的传播品越能达到预期传播效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讲，媒体与审美本来就有着不解之缘，诚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在当今时代，新闻媒体越发成为人类审美追求的一种特殊方式；新闻活动更加有意识地遵循“美”的规律；在新闻实践中人人都向往并愿意拥有艺术家的天性和倾向。

　　就教育功能而言，当代传媒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大展其长，以确立在受众当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影响。各种不同传媒对“社论之声”的普遍仰仗，即是突出例证。曾获1986年普利策社论写作奖的杰克·富勒在《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一书中说：“至关重要的是，一家报纸必须有一种个性，一种精神，一种情感和一种声音……”美国《纽约时报》之所以被誉为“丧礼主持人”，就在于它借助“掷地有声的评论”，使那些违背良俗、触犯众怒的达官贵人“身败名裂”，从而赢得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化界精英。

　　至于认识功能，当代新闻媒体同样无所不用其极。尤其电视和互联网，在“第一时间”、“第一空间”实现“信息”同步传输，已经成为行业竞争的“不二法门”。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反映、报知、预示、指导、服务等认识功能，在当代传媒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由此可见一斑。

　　追求“个性声音”和“事实本原”的当代传媒，比如美国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以及中国央视的“焦点访谈”，绝不会再将教育与认识这两大功能割裂开来了。要想发挥教育功能，就必须有认识功能（新闻事实的客观呈现）的足够支撑；要想发挥认识功能，也必须有教育功能（媒体解读的观点表达）的充分参与。这既是和谐的力量，也是和谐的魅力所在。

　　与古代传媒那种素朴的三维混元相比较，当代新闻媒体教育、认识、审美三种基本功能并非简单地“交织”和“裹挟”在一起，而是呈现出“辩证化合”的显著特色。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谈到不同媒介的杂交时曾说：“两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形式。”当代传媒多种社会功能之间的“辩证化合”，与此相类，目的和意义同样在于“发现”、“启示”和产生“新的形式”，从而达到“新的效果”。从内容到形式，“和谐”理念作为一种潜在力量，不断规范着媒体；从目的到手段，媒体作为一种特殊存在又传递和延伸着“和谐”理念。

　　不能忽视一个概念：

　　个体—心理—社会稳态

　　并不独立的古代“准新闻”活动，横空出世的近现代媒体，以及图变求存的当代传媒，都体现了事实与传播、作品与接受、媒体与影响等客体矛盾的不断解决，也体现了作者与他者、编辑与编外（特指作者、读者、作品中人物等编辑之外的一切人）、受众与众人等主体矛盾的不断克服。

　　在解决与克服矛盾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形成多重联系，即个体—社会关联。与此同时，教育、认识、审美等不同功能都是通过个体或群体的心理而发生作用，从而使人的精神状态或行为趋向产生改变，即心理—社会变动。倘若借鉴美国人弗朗西斯·L·K·许关于文化功能的说法，新闻活动、新闻实践实际上更好地促成了心理—社会稳态。综合起来就是个体—心理—社会稳态，与这个稳态相关联的是社会—审美—新闻意识。所谓社会—审美—新闻意识，是一个动态的复合概念，特指新闻活动、新闻实践(包括新闻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主体的社会理想、美学追求和新闻理念的综合结果，表现为一种长期起作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4、贯通性建立在传播关系上。

　　凡强调教育功能的，无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托，倾向于认为新闻媒体就是主观意志的表达，因而更偏重于用主观判断引导和改变受众。人、主体、理性、自由、实践活动合目的性等一切主观因素，上升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和高度。在他们看来，作为传播主体的作者、编辑和新闻媒体就是传播效果的最终决定者。

　　而对认识功能情有独钟的，则以主观意志为支撑或底蕴，倾向于认为新闻媒体就是客观事实的传达，因而更偏重于以客观实录直面受众。物、客体、感性、必然、客观世界合规律性等全部客观因素，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认为，传播内容才是传播效果的最终决定因素。

　　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新闻活动和新闻媒体实践，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理性和感性、自由与必然、实践活动合目的性与客观世界合规律性，总是在交融中走向统一。因此，教育功能与认识功能之间的贯通性，就在于主体与客体、对象与内容之间这种特殊的内在关联———传播关系的建立。可见，新闻媒体与生俱来拥有一种向和、求和、慕和、维和的作用。

　　5、贯通性存在于对传播关系的维护中。

　　任何一种新闻媒体都可以有“社论之声”，但这种“声音”并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述。任何一种新闻媒体也都可以传播“文艺作品”，但这种“文艺”又决非真正独立意义上的文艺创作。

　　大众传媒与理论著述、文艺作品相通之处在于，都是一种创造，都需要经过传播而实现自身价值。不同之处则在于，新闻没有理论著述的严密，也不像理论著述那么抽象；同时又没有文艺作品的生动，也不像文艺作品那么形象。反过来说，新闻同时兼有理论著述和文艺作品的优长：既有理性的深邃，又有感性的灵光。在感性和理性统一、灵光和深邃交融中（审美功能），既可以用说理折服人（教育功能），又能够用事实打动人（认识功能），传播关系由此得以维护和延续。可以认为，新闻媒体在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是用一种“温和”手段，力求达到的也是一种“和谐”状态。

　　结论：在消除矛盾和对立中完成路径选择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完全可以说，新闻所具有的最大功能就是为解决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各种矛盾，而提供的“另外”一种路径选择。

　　6、何为“路径选择”。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路径依赖”类似物理学上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好则形成良性循环，路径差则导致每况愈下。倘若用这一理论审视新闻活动，则不难发现，新闻也是为人们解决各种主体矛盾、客体矛盾（社会问题）而主动提供“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路径选择。

　　所谓“另外”就是说新闻解决矛盾的“手段”与众不同。玛克斯·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一书中说过：“艺术就和科学与宗教一样，不应该在社会秩序中无限度地进行支配，而应与其它事物保持平衡。”在现实社会中，媒体和新闻也是如此：媒体就是媒体，新闻就是新闻，岂有他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也认为：“艺术不能变革世界，但它可以为变革那可能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内驱力作出贡献。”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也是这样：所谓“不能改变世界”，亦即媒体和新闻无直接功利，虽可介入现实但不能直接改变历史格局（可以成为改变历史格局的导火索）；所谓“改变内驱力”，亦即媒体和新闻有间接功利，可以对人们进行心理整合甚至行为调节，从而对社会和现实有所影响、有所改进。简单地讲，新闻媒体是用温和的“和谐”手段，引导人们走向和谐之路，进而达到和谐之境。

　　7、走向和谐之境。

　　回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维路线上来，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时代发展，新闻媒体的教育、认识、审美三种因素在排列组合中不断获得新的“质的规定性”，从而呈现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历史脉络；不同类型新闻媒体则是通过传播关系的建立与维护，而在“量的差别性”中完成教育、认识、审美不同功能的共同“参与”，从而呈现出一种必然存在的逻辑契合。

　　综而言之，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传播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使受众获得教育、认识、审美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不断走向和谐之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分别构成了不同类型新闻媒体各自特有的社会功能，以及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中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时代差异。客观地讲，这些不同和差异正是为了通往“和谐之境”。走向和谐之路，新闻媒体也就完成了其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作者系解放军报政工部军地法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