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和煦的春风能够吹开无数鲜花一样，具有亲切感的新闻稿件容易拨动读者的心灵，打开受众的心扉。
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2006年十大新闻人物评选揭晓颁奖晚会”上，已故的“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榜上有名。他最能感染人民群众的地方，是那亲切、真诚的微笑。这种微笑，给了无数病人战胜死神的信心和勇气，使他们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新闻人作为思想工作者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我们的稿件能够带有华益慰脸上那样的亲切笑容，那么读者怎能不被其感染呢？
民间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这说的是药虽然是苦的，但吃下去能治病。可是，有的人就是怕吃苦药，即使被病痛折磨也不肯吃。于是药物研制人员在中药里加些甘草、大枣之类的甜药成分，在西药的药片上包了一层糖衣，患者吃起来就不觉得那么苦了，也就不那么拒绝了。我们的新闻稿件，即使是批评性稿件，在宣传艺术上再下点功夫，稿件写得亲切些、真诚些，那么读者特别是受批评者，就能够心平气和地去阅读，进而受到教育。
同样的话语，不同的表达效果显然是不同的。过去，园林管理人员见某些游客践踏草坪，就用一块木条写上“不许踩踏草坪”几个字插在那里。这种命令式的要求看了叫人心里不舒服，效果当然也不理想。后来有人将这命令式的语言改为祈使句“请勿践踏草坪”，再后来又改成了更为人性化的温馨提示：“小草正在睡觉，请勿打扰。”看了这样亲切的话语，只要有点修养的游客，怎么会再忍心把脚印留在草坪上呢？新闻报道的写作也情同此理，如果稿件在语言表达上亲切些，就会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大众传播学认为，信源发出的信束能否顺畅地为信宿所接收，就要看这信号对信宿的亲和度。受众愿意接受的媒体信息，才有可能为其所接受而成为有效信息；如果媒体传播的信息对受众没有亲切感，就会被拒之视觉之外。即使是把报纸放到他的面前，他也懒得翻一下。读者心理学也认为，报纸上刊登的稿件，只有与读者心理接近，读者才会亲近它、阅读它，否则就会冷落它。
新闻报道能否写得亲切，说到底是个文风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一再强调报纸等媒体要把改进文风当作改进党风的大事来抓。“三贴近”是中央近年来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具体要求，把稿件写得亲切些，就能更好地贴近读者。那种整日板着一副冷冰冰面孔的报纸，那种叫人望而生畏的报道，读者怎能有阅读兴趣？没有了亲切感，再有权威性的报纸，再有指导意义的稿件，也会受到人们的冷落，达不到教育读者、感化大众的目的。
因此，在强调改进文风的今天，尤其要注意把稿件写得亲切些。这是我们改进新闻文风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是增强媒体亲和力、凝聚力和公信力的重要保证，是新闻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报纸在与各种新媒体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必要策略。
遗憾的是，一些媒体长期以来对此重视不够，许多稿件缺乏亲切感。一些稿件居高临下，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有读者戏称：订了一份报纸，就好像花钱买了一个“上司”。它总是板着一副面孔时时刻刻等待教训你，逼着读者只能溜一眼，就得赶紧将其弃之一边。这种情况应该努力改变了！
当然，强调新闻对读者要面带微笑，并非装腔作势，而要有真情实感。讲求一个“真”字，是把稿件写得亲切一些的重要法宝。
第一是动真情。我们强调稿件的客观性，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否认作者的主观意识、思想观点、价值取向和感情立场在稿件中的正确反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只有作者在稿件中倾注了真情，才能让读者感到亲切。穆青等老记者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什么受到众人喜爱？新华社记者张严平等采写的《索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何以如此打动人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稿件从头到尾，倾注了作者的真情。
第二是讲真话。真话是读者最愿意听的，也是最能够打动人的。讲真话，就要去掉稿件里的“八股”腔，把那些大话、空话、假话，以及那些正确的废话、多余的虚话、没用的套话，从稿件里删掉，多讲读者愿意听的话，像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把“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做好党的耳目喉舌，又努力反映人民群众的心愿与诉求。
第三是道真理。理性的东西，总是充满智慧的光芒。媒体的责任之一就是教化大众，使我们刊发的稿件尽可能地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工作上的指导，以及生活上的帮助。孔子的《论语》为什么成了大众的人生经典？就在于他说的那些话充满了哲理，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通俗易懂。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再深奥的报道内容，也可以采取群众的语言，将其简洁明了地表述出来，让大多数读者能够接受。
要把稿件写得亲切些，最重要的是我们新闻人尤其是稿件的采写者要端正对受众的态度。过去那种单纯的“我说你听”的思维方式需要彻底转变，媒体人需要把读者真正当作知心朋友，牢固树立全心全意地为受众服务的观念，深入了解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使我们采写的稿件尽可能地亲切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