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亚·爱伦堡（1891—1967）前苏联著名记者、作家。他一生辛勤创作，尤其以政论式通讯最为著名，赢得了世界性赞誉。爱伦堡在成长过程中真可谓是一波三折，这些丰富的经历充实了他，使他坚定了革命信念并充满了战斗热情。他的作品言简意赅、立意深刻、文采熠熠、笔锋锐利，自然与读者建立起一种真诚的信任感。他一生经历了多次战争，有俄国的内战，有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东西方的冷战……人类的战争在20世纪上半叶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密集与残酷。爱伦堡最大的成就是，曾作为一名记者，亲自参与并记录了这些战争，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见证人。

　　走出彷徨，投身革命及创作

　　爱伦堡于1891年1月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里，小时候的爱伦堡是一个淘气却聪明的孩子，调皮、打架是他的家常便饭。少年时，爱伦堡就酷爱读托尔斯泰的书。他思想独立，很有主张，有些时候甚至是反叛的：爱伦堡在10岁时被学校开除，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学生们一起同反动当局作斗争。我行我素的他，在1908年因“为地下党服务”的罪名被沙皇警察逮捕。1910年出狱后，爱伦堡流亡巴黎，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从事文艺活动，信奉“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时期，他的大部分作品流露出流亡青年脱离革命斗争后的苦闷彷徨心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爱伦堡不再甘于现状，重返社会，受聘担任莫斯科《俄罗斯晨报》和彼得格勒《市场新闻》驻巴黎战地采访员，负责采访德法前线战况，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在亲睹帝国主义战争惨状后，他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他对革命怀疑的心情很明显地在这一阶段出版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回国在苏维埃政府任职，1921年后又以驻外记者的身份先后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等国进行采访和报道。在经历了德军对法国巴黎的侵略暴行后，爱伦堡那无法抑制的痛苦和呼之欲出的愤怒，在作品《巴黎陷落后的一个月》、《从基辅想到巴黎》、《六月》等作品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德国人把时钟都改成柏林的时间了，按照新的时间在9点钟以后，这就是说在7点钟以后，禁止有人走到街上去”；“在埃菲尔铁塔上，悬挂着德国国旗”；“德国法西斯，每天可以得到250格兰姆的掠夺来的牛油。居民则遭受饥饿，他们每天只能得到500格兰姆的面包”……1932年爱伦堡再次回国，眼下看到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新建设和苏联人民积极的精神面貌，于是他渐渐走出了怀疑现实社会主义的迷茫境地，萌发了歌颂祖国和人民的一腔热情，写下了长篇小说《第二天》（1933）和中篇小说《一气干到底》（1935）等代表性作品。由于思想上的决定性转变，爱伦堡重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的前沿战场之中，开始了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工作。1941年时爱伦堡完成了《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巨浪》3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其中《巴黎的陷落》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伴着号角，他以文字与敌人进行“肉搏”

　　1941年6月22日，苏联人民开始了历时4年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爱伦堡也踏上了炮火中的记者之路，光荣地担任了苏联《红星报》的一名战地记者。在这场关系人类命运的殊死搏斗中，负责报道的苏联报业和许多战地记者都经受了严酷的洗礼和考验。面对生死，爱伦堡无所畏惧，他同大多数肩挎莱卡相机、手拿纸笔的军事记者们一起，即便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仍坚持不分昼夜地在避弹坑里采访编写新闻。他几乎每天都要在《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和《前线军报》上发表鼓舞战士斗志的评论和新闻。在战争中，他长时间广泛接触士兵和游击队员，他运用手中的一杆笔，全面详细地记录了战争的全过程，3000余篇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希特勒惨绝人寰的侵略罪行，讴歌了苏联人民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代表作《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的诞生强烈震撼了世人：守卫塞瓦斯托波尔的苏联红军，在三面受敌、一面临水，每天遭受德军飞机多次轰炸的情况下，死死钉在阵地上的无敌气势；一个红军水兵连续消灭30个敌人，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当机立断牺牲自我的司令员，还有拿着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指导员……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让人们记住了“塞瓦斯托波尔”和“勇敢”二词。

　　正是有了这些鼓舞人心的报道，才更坚定了苏联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线人民胜利的信心，激发了他们的斗志。爱伦堡的报道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名字传遍全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曾称赞他说：“爱伦堡的文章在我们的鼓动文学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爱伦堡是用文字跟德国人进行肉搏战，他对敌人左右开弓。”

　　逆境中，他依然不违背内心的真诚

　　爱伦堡不仅细致生动地描绘了他所目击的各类战争，还在自己的作品中隐晦曲折地触及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某些阴暗面。说到他和斯大林的微妙关系，这段经历真是可圈可点。在对斯大林的问题上，他总是表达得言近旨远，那种有口难言的基调更让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一种不比炮火硝烟逊色的精神压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爱伦堡曾经一度是苦闷的。由于他长期居住国外，对国内普通人的生活了解甚少，他在发表的一篇关于苏联纺织女工维诺格拉多娃的散文上说“我痛苦地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词句常常掩盖着自然主义，即是说，把现实理解为是一成不变的。于是，就无动于衷，在艺术家和他的人物之间就缺少‘共通的东西’。”虽然他笔锋锐利，但该文章发表后还是引来了斯大林的不满，批判他对社会主义不了解，对其倡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持有怀疑态度。爱伦堡闻后，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对斯大林是一种委曲求全的态度。他的苦闷和委屈在于，斯大林曾在中央出版部的会议上把他称为“庸俗的小市民”，爱伦堡委屈地回击道：“每个作家都有缺点，即使是比我更有才能的作家也是如此。”这一时期，他总要频繁地出国工作，这完全是服从党的安排、完成党所需要的。可是背井离乡的爱伦堡始终被认为是个“临时过客”，这也导致他始终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最终信任。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牵制了爱伦堡的行为，使他的创作和生活态度都受到了影响。但爱伦堡一直顽强地进行着痛苦的挣扎，这种挣扎，即便是在斯大林去世后仍没有得到改善。

　　1954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解冻》，时下正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这部作品在苏联文艺界引起巨大震动。社会各界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解冻》也因它的政治敏锐而一时轰动国内外文坛，文学界掀起了“解冻”之潮。爱伦堡在这部作品中以其独特的见解向众人阐明了很多苏联当时的问题，比如社会问题、文学问题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等等的问题。爱伦堡将先前在斯大林时期所受到的怨气和苦闷，于此时完全迸发出来。虽然有人称这部作品是一部“超越了小说意义的小说”，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因为这而接纳爱伦堡。可是不善于克制隐瞒、安分守己的爱伦堡仍坚持自我，不顾赫鲁晓夫及当时业内人士的种种阻挠，在晚年他又历时5年创作了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这部作品直到1960年才艰难发表，它曾被誉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欧洲的文艺史诗”。可赫鲁晓夫借文化艺术界的名流激烈地批评了这本书，甚至称它是爱伦堡“意识形态上的重大错误”。经历了这些后，爱伦堡就如同一株坟头上孤矗的艾草，它的额头，将日渐暮黯苍茫；它的歌声，将一天天忧郁沙哑下去……爱伦堡满腹的怨言无从申诉。

　　爱伦堡曲折的一生充满了扑朔迷离的色彩，他将面临的诸多困难忽略不计。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说：“爱伦堡作为一个作家、记者的命运之所以令人羡慕，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排除任何次要影响的独立劳动之后，现在的他有权同全世界说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他所写的和所说的一切都在亿万人的心中引起反响……”用爱伦堡自己的话说：“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更像油彩”。这个饱经风霜的新闻战士、文学大家，在战争中成长，在逆境中坚强，他不违背自己内心的真诚，不去迎逢别人的喜好，凭着一颗勇敢的心，不断在人生之路上创新。他影响了一代人，他是伟大的时代证人。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