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是《晋察冀日报》（含《抗敌报》副刊中出版较早、时间较长、读者面最广的通俗性副刊。它创刊于1938年11月21日，到1942年7月21日结束，前后共刊出109期。担任其主编的先后有陈春森、仓夷、张正光、曾易。

　　《老百姓》副刊是“运用群众形式反映群众内容的一次成功尝试。”就这个副刊而言，具有较强的受众意识———即充分关注读者的特点和需求，做到“办报为大众、办报靠大众”———既是其突出特征，也是其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赢得广大读者，成为晋察冀根据地抗战文化宣传重要阵地的重要原因。该刊在吸引受众、团结读者方面的做法，包括编辑方针和办刊理念，丰富多彩的栏目设置和版面语言，颇具个性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叙事策略等，对当代副刊的创办不无启迪，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

　　扮演多种“角色”，满足受众不同层次的需求

　　所谓“角色”，在社会学中指“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副刊的角色，传统上可以分为娱乐、知识、文艺及学术四类。为了满足受众不同层次的需要，成功的报纸会依据社会和读者的客观期待，自觉扮演多种“角色”，并且根据社会的变动和受众需要的改变来及时调整自身“角色”。然而，对于自身角色的定位模糊，以及因“角色”与“身份”对立或相互对立的要求被置于同一角色中而引发的“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往往成为副刊发展的羁绊和障碍。《老百姓》副刊在这方面的做法，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思路：

　　1、明确清晰的角色定位。

　　《老百姓》创刊伊始，邓拓亲自为其撰写了发刊词《先讲几句》。指出，创办《老百姓》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同边区民众讲“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在今天讲，就是告诉老百姓知道日本鬼子是怎样不讲道理来欺侮我们，咱们又怎样起来赶走日本鬼子”；另一个目的是让老百姓发言，“要咱们老百姓在上面来说咱们想说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清晰的角色定位；要做宣传抗日救国的“宣传纸”，要做为老百姓服务的“服务纸”。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宣传抗日救国是社会和大众对于新闻媒体最热切的期待和需求。《老百姓》作为一个党报副刊，肩负着重要的战斗和宣传使命，它通过及时给边区老百姓讲抗日战争等要闻大事，解释各种政策，传播科学和民主知识，来号召民众团结抗日，很好地扮演了“宣传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老百姓》又是亲切周到的“服务者”，它及时提醒人们做好春耕和秋收，提防日本鬼子和汉奸的破坏活动；它开辟“卫生常识”“农林常识”“自然常识”、“新知识”等小栏目，为边区人民提供生产生活的实用性知识和浅显易懂的自然科学常识；还为读者提供“代邮”服务，设立“读者来信”为读者排忧解难，使副刊成为读者热爱的知心朋友。《老百姓》的“服务”丰富全面、自然亲切。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人不断进行“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的情况下，在“游击出报”的艰苦环境下，《老百姓》的这种“服务者”角色同样也是“战斗者”角色，鼓舞提高了广大群众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士气。

　　2、角色和谐搭配，满足受众多种需求。

　　作为党报副刊，《老百姓》需要完成党的宣传任务、有一定的政策性和理论性；而作为大众传媒，《老百姓》需要成为报纸新闻版的补充和延伸，需要尽可能地满足读者不同层次的需求。《老百姓》最大的读者群是广大农民，它的读者会从自身生活实际出发，来向副刊寻求所需。我们依常识可以推断，相对于政策性、理论性，读者们可能更倾向于实用性、娱乐性、以及新闻性。如何把握党报与受众期待之间的度呢？《老百姓》作出了有益尝试。

　　首先，新闻性和宣传性相结合，及时反映国际国内形势，提供指导性意见。副刊的新闻性与新闻版面对新闻报道的要求不同，是对报纸正刊进行扩充和延伸，需要从受众需求角度出发安排内容与形式。新闻性与宣传性的结合，会使宣传具有坚实的事实依据，从而避免空洞说教。《老百姓》副刊紧跟战争局势，及时反映国际国内大事，其作品无不透出一种新鲜感和现实感。比如对于发展生产和公粮运动的宣传。春耕秋收，本来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但在战争环境下，这些普通农业劳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并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问题。《老百姓》就抓住其在不同时期的突出特点，进行了有现实针对性的宣传。比如第20期刊登的文章《盘算盘算咱们的春耕》，提醒人们抓紧时间搞好春耕，并特别指出由于日本侵华、形势改变，人们必须多种粮食，自给自足。《老百姓》还以通俗的故事和诗歌等艺术形式来鼓励大家保卫丰收，教育人们防止粮食外流和奸商囤积。1940年秋后，为解决救国公粮问题，则着重宣传了交公粮运动的新特点：为了防止日寇抢粮，交粮收粮必须高速度。《老百姓》还注意根据形势政策的变化，向人们提供背景、释疑解惑。比如在“双十纲领”公布后，立即开辟小栏目“什么是双十纲领”，连续出了十几期，深入浅出地对民众进行民主教育。

　　其次，政策性和服务性兼备，信息层次多样化。《老百姓》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政策性和服务性、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信息呈现出多个层次，发挥了整体效应。举例来说，第47期上有一篇文章：《快治和隔离》，针对日本鬼子在“扫荡”过程中施放毒气和细菌，提醒人们严加戒备，并提供了一些防治方法，既实用，又及时，同时还是对日寇侵华罪行的揭露和控诉，一篇文章所含的信息非常丰富。而如果结合这一期上的其他文章：《誓死和鬼子干到底》，《老祖母被鬼子烧死了》等，该文章则显示出更加耐人寻味的深层信息。正是这样内涵丰富的文章以及文章之间的配合，使《老百姓》副刊启发、宣传、教育民众起来抗日卫国，做到了雅俗共赏，赢得广大受众。

　　针对受众特点，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事策略

　　《老百姓》的受众群，主要是晋察冀边区广大群众。针对受众特点，《老百姓》体现出了强烈的平民意识，“亲近性”是其突出的叙事特征与策略。同时，它还注重地方性、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这些特征使《老百姓》颇具个性，从而增强了对于受众的吸引力。

　　《老百姓》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运用平民化视角创造出一种“亲近”的传播效果。《老百姓》宣传性、政策性的文章很多，但相对于要闻版上的社论和新闻报道，它们更多地是从受众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运用简洁通俗的语言，运用讲故事等群众熟悉的方式，娓娓道来，亲切感人。对比一下《老百姓》副刊同《晋察冀日报》要闻版上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和评论题目，我们可直观地把握两者视角上的不同：

　　《老百姓》：《英国美国都帮咱们的忙，日本内阁坍台了》（8期），《咱们为中国和普天下大伙儿的太平跟鬼子打仗》（13期），《加油抗战日本强盗快完蛋了》（81期）；《晋察冀日报》社论：《欢迎国际反法西斯战友》（1942年3月21日）。

　　显然，《老百姓》对于“二战”形势的解释紧紧围绕边区的抗战实际，从平民视角看待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形成，显得浅显易懂，贴近边区抗战的实际，让民众容易接受。《老百姓》还往往采用故事、叙事诗、山歌、木刻、版画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使受众在获得娱乐审美享受与陶冶的同时，获取重要新闻与政策信息。比如第83期刊出的由方冰作词、李劫夫作曲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颂歌就使抗日小英雄的事迹迅速在广大群众中传开，激励人们抗击日本侵略军。而歌曲本身也流传甚广，至今仍为青少年所喜爱。

　　《老百姓》副刊的版面设计、编排方式同样体现了“亲近性”特征。比如第46期上关于“皖南事件”的组合报道：版面上首先署名“张有福”的文章《亲日派的心眼儿真狠》，用一个老农的口吻，叙述了事件始末，号召人们共同反对亲日派的罪恶行径，团结一致打日本。另一篇文章为《亲日派们捣乱咱们老百姓怎么办》，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事件的立场和对策。版面同时配合版画《打倒亲日派》和诗歌《打杀亲日派》，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整个版面情理相融、明白晓畅，从受众的角度对于正刊的相关报道进行了出色的配合。

　　紧密联系群众，注重传受双方的沟通和互动

　　《老百姓》副刊因其相当大的互动性，成为了紧密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首先，这突出表现在刊物对于读者来稿、来信的编辑处理上。《晋察冀日报》来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副刊来稿，其中许多稿件出自庄稼汉之手。《老百姓》常常刊登这些文章，还设置了专门刊登农民作品的“习作”专栏。同时，该刊经常登出“启事”、“给读者的信”等文，鼓励边区老百姓写自己的故事，给报社投稿。如在创刊之际就指出：“有什么好故事要告诉大伙儿，有什么好歌子，大家要拿出来，都把它登在咱们这个《老百姓》上。”在第39期到第45期上连续刊登广告“本刊欢迎边区老百姓用自己口语写的各种切合实际行动任务的稿件，体裁不论，力求短小精悍；并特别欢迎木刻漫画，尚望各方踊跃赐稿！”在第72期则诚恳地希望读者针对副刊的缺点和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

　　另一方面，《老百姓》也开设了“读者来信”、“有问必答”等栏目，及时回答读者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从农林常识到科学现象，从婚姻自由到妇女解放等，无不涉及。这些互动的栏目使读者可以将想法和困惑向副刊倾吐，而副刊则以拉家常的方式进行解释引导，极大加深了读者与副刊的感情联系。

　　另外，还表现在《老百姓》副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上。《老百姓》副刊除了在报上刊出外，还特别印了一些单张单独发行，供老百姓传看、张贴。边区民校教师常常把单张的副刊贴在墙上，把上面的一些文章、街头诗或问题解答，写在黑板报上；各村读报小组或屋顶广播站，也经常选读《老百姓》上刊登的通俗小说和文章。屋顶广播站常利用农民们吃午饭或晚饭的时间，选读《老百姓》上的部分文章。《老百姓》副刊在传播上有着多样化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充分利用了“二级传播”———民校教师、读报小组和农村广播员等既是副刊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传播者，从而使副刊的传播模式更加丰富，也大大增强了编读互动的机会。另一方面，《老百姓》更加频繁地出现在群众生活中，使受众（识字不识字）更容易接触到它，这就增大了该刊对广大农民的影响力。

　　《老百姓》副刊的受众意识，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从历史角度看，《老百姓》的受众意识符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党报思想，是该副刊能够团结广大边区民众、有效地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抗战动员与组织的重要保证。

　　从现实角度看，《老百姓》副刊的受众意识对于当代报纸副刊的创办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比如，副刊必须针对受众群进行角色定位，体现出自身鲜明的特色来；副刊应当注意调节自己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使之趋于内在的统一。再比如，相对于当代某些副刊的格调低下或孤芳自赏，《老百姓》兼顾表层与深层信息，亲切大方，通俗而不低俗，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还有，《老百姓》副刊编辑们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的工作态度，与受众保持经常性的多种形式沟通与互动的做法，都值得当代副刊采编人员学习。

　　副刊作为报业的一大特色，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它经历了从消闲的、单一的文艺性副刊向兼具思想性、知识性、理论性和文艺性的综合性副刊的变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片面强调宣传、教育功能而对娱乐、审美、服务功能有所削弱的转变，而到今天，又呈现出多种属性、多种形式共同发展态势，成为了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报业竞争的重要一环。就当今副刊而言，不仅需要紧跟时代步伐，锐意革新；而且也需要寻找历史的坐标，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健康发展。（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