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京剧，常为它唱词、道白的精粹而折服。本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情诉状，只一二句话就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许多传统剧目唱段都能众口流传？一个原因就是唱段精短简练。戏剧研究家陈多教授谈到京剧的问题与发展时说，新编戏的后期工程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中心唱段删繁就简，使其尽快进入观众的耳朵，进入票房；二是把服装道具删繁就简，使全国大小剧团都能排演。只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个剧目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真正的成功的剧目。由此想到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为什么总是空话、套话多，造成罗嗦和冗长？这里面也有个受众意识问题，应尽可能把文章删得简短一些，这样，读者才愿意看，才能发挥作用。

　　可是，这里面有个矛盾：作为作者最害怕把他的文章删短，编辑也不愿意删稿改稿，删改起来颇费精神，但不删改又不行，版面不允许，读者也不爱看长文章。记得有一年我上夜班时，有一位知名记者的“两会”文章需要删掉几行，另外再加上一个意思。为了保持该记者的文字风格，把她叫到夜班让她自己删，结果她坐了十几分钟没有删掉一个字，那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明知爱惜终须割，但得流传不在多。”每个人对自己写的东西自然都很珍视，但为了求得精炼，必须忍痛割爱，加以删节，流传于后世的应当是精品，不好的东西即使再多又有什么益处呢？袁枚在《读诗品三十首·割忍》中还说：“叶多花蔽，词多语费，割之为佳，非忍不济。”赋诗写文要有勇气删去多余的字句。记得年轻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时，鲁迅编辑室的老同志说，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文稿要求很严，稿件送走以后能再拿回来几次，有的最后改得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了。何况报纸有个版面限制，定是非删不可。

　　老一代新闻工作者是很重视对稿件的删改工作的，而且大多是删改的高手。邓拓同志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总是亲自审定签发报纸大样，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黎明才回家休息，躺在床上，他还继续考虑版面安排是否合适，标题、文章的用字是否恰当。当想到更妥善的修改意见，就马上起来打电话，通知夜班修改。和军报原社长吕梁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很熟悉他的一个习惯动作：一到夜班，一只手接大样，另一只手就掏钢笔准备修改。看完大样回到家里，睡不着觉，常常再打电话让人念念他刚才改的文章的导语或某一段，他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改。有时改得多，或他的声音沙哑听不清楚，我们就把大样拿到他家里，他穿着睡衣在客厅里改。

　　一般认为，只有会写才是功夫，其实，在写好的文章上修改删节同样是功夫，当编辑尤其需要这种功夫。契柯夫说：“写作的技巧，其实并不是写作的技巧，而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删，是删除，节取之意，《汉书·律历志上》：“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改，是变更，改正的意思。

　　作为技巧，文章的删改也有讲究：

　　其一，明断而暗连。刘勰说：“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删改作者的文章，以不伤原文的“筋脉”为原则。《春觉斋论文》中说：“魏叔子之论文法，折而为四：曰伏，曰应，曰断，曰续，……伏处不必即应，断处不必即续，此要诀也。”这就是指文章前后内容之间的一种“阳断而阴连”的关系。运用这种似断而连的笔法，主要是为了使叙事的主线不致中断，而使全文情节连贯，结构更为严谨，不会造成行文的疏漏而使读者产生疑窦。

　　其二，简笔勾勒。抓住人物事物特征，三言两语，几十个字简笔勾勒。这样，可以做到“不写须眉而须眉毕现”，达到以少胜多的目的。

　　其三，浓缩摄要。李斯的《谏逐客书》，为了论述“客何负于秦哉”的观点，列举了秦穆公等四代秦君任用客卿使秦富强的重大史实。如若加以铺叙和描绘，可以写成几个长篇，但他却只用了不多的几句话。写缪公（秦穆公）任用客卿，使秦富强，只用了八个字：“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惠王、昭王任用客卿的叙写也只有寥寥数语。议论文的论据主要是用来阐明道理的，它不需要也没必要讲得很详细，取其概要而舍其详情就好。

　　其四，剔除虚语。新闻报道讲究实，那些不作肯定，含糊其辞，不负责任的被学界称为“官僚词汇”的套话虚话很不适合新闻表述。如“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可以同意的”等等，十之五六可以删；“只不过”、“而且也”、“但是却”、“而且还”、“看作是”、“只有……才能……”等，被学界视为“叠床架屋”式的叙述，也不合适新闻报道。报纸上的话应一是一，二是二，干净利落。

　　古人曰：“糟去酒精，肉去泊馈。”作品除去无用的话，如同酒里没有酒糟，肉汁里没有肉渣，味道会更纯美，最后会取得突出主题，留取精华，以少胜多的结果。

　　让我们用袁枚的诗句共勉吧：“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心始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