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我军十分重视典型报道工作，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和肖劲光联名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发电报，要求注意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典型。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新闻报道宣传的许多先进事迹，至今家喻户晓，成为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如“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等。可以说，典型报道伴随我党的新闻工作成长，伴随我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
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工作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受众的文化素养和文化价值观也出现了整体性变化。媒体人越来越感到，典型报道的社会效果不如战争年代明显，也不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典型报道效果好。在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的情势下，我们如何进一步运用典型报道这种新闻报道形式，如何创新这种报道形式，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典型报道仍具吸引力
为了弄清新形势下典型宣传是否继续受欢迎的问题，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某部基层官兵和南京市中小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这个调查共发出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7份。2006年12月9日和10日，笔者在南京街头随意对高中生和小学生群体各发放50份问卷，分别回收有效问卷45份和42份。
新闻典型报道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究竟如何，这不仅是广大新闻工作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关心的问题。笔者选择了雷锋、焦裕禄、李国安、任长霞和范匡夫典型报道案例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新闻典型在广大基层官兵和小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于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人生观，具有不可或缺的示范意义。笔者在口头访谈中，也听到多位调查对象表示，这些典型为他们树立了学习榜样。值得注意的是，因多元化文化的影响和高中生人群正处于心理反叛期的特点，高中组调查数字与另外两组有一定差距。这项调查清楚地说明：（一）即使处于心理反叛期的高中生，也有高达91%的被调查者认同和肯定典型，它恰好说明了典型的影响力；（二）通过对三组人群比照后发现，只要全社会把青少年培养和教育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典型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
我们知道，随着信息传播途径多样化，广大青少年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和学习典型，以报纸和电视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典型报道，是否继续为他们所认可和接受呢？
从调查对象对典型的接受情况看，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在我国现有文化传播与教育体制下，青少年对典型的接触和认识最主要的渠道是学校教育，其重要性是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其他任何渠道都无法替代的。在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新闻报道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便越来越重要。（二）青少年对典型报道的了解和认同，与他们接触媒介的能力有直接关联。他们接触媒介机会越多，受典型的影响就越大。所以，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三）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大，但暂时还没有发现网络在典型报道方面已经对青少年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上网的目的主要还局限于娱乐和人际交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信息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不能按照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以前的标准要求如今的典型报道个个都产生轰动效应。但基于典型报道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新闻报道形式应该坚持下去。
典型报道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典型报道影响力减低这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其原因何在？哪些是新闻报道本身的原因，又有哪些是社会环境发生变动后出现的问题？为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其中的原因，笔者选择了5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典型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典型在不同人群的认知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一）雷锋和焦裕禄两个典型因为进入中学教材，在青少年中的认知度比较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典型报道中存在的一个现象：越是远离当代生活的先进典型越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反而难以引起大家的共鸣。（二）军队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武装集团，除了重视大众传播外，还非常强调组织传播，因此，官兵对先进典型的了解明显高出其他青少年人群。这说明，典型传播具有群体性特点，同一先进典型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传播效果往往大相径庭。（三）部队官兵对李国安和范匡夫的认知度远远超过任长霞，而中小学生对任长霞的认知度超过了李国安和范匡夫，这说明在典型报道与传播过程中，存在行业性和地域性特点。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典型报道的组织者和采写者必须注意传播的分众化，社会不能期望每个先进典型都能感动所有的人。
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我们确实不能低估社会环境变动给典型报道带来的影响。如果说，在信息缺乏的年代，一个典型报道就可以唤起全社会的关注，起到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那么，如今无论怎样成功的典型报道也难以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我认为，这不是典型报道的失败，而是典型报道已经回归到它应有的社会位置，就如同文学创作一样，失却了轰动效应和归入常态之后，反而是文学回归本身的结果。
目前，受众在哪些方面不满意典型报道呢？考虑到中小学生接触典型报道的数量有限，对这个问题的调查仅限于某部基层官兵。这项调查清楚地说明，当前的典型报道在组织策划和采写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典型报道观念缺乏创新。“内容空洞，缺乏感染力”和“任意拔高，缺乏可信性”，虽然涉及到典型报道内容，但所反映出来的是新闻观念问题。“典型重复，没有新鲜感”，涉及到典型报道的组织策划问题。（二）典型报道手法缺乏创新。70多年来，典型报道虽然在形式上屡有尝试和突破，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报道经验，但是，把如今的典型报道和战争年代的典型报道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们会明显感到，彼此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其形式明显老化。
典型报道如何突破
增加典型报道的社会影响力，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工作改革和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当前，创新典型报道决不能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路子，必须把它放在信息全球化、文化市场化和新闻平民化的社会背景中进行思考，以寻找良策。
首先，更新观念，拓展典型报道空间。典型报道，顾名思义，以报道典型为宗旨和任务，所以，先有典型后有报道。同理，创新典型报道也须从重新认识典型入手。
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没有缺点的人物。再优秀的典型也应该是有缺点的，他们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与普通人别无两样，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和挫折的沮丧，还有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甚至在人生旅途中走过弯路；另一方面他们身上的某些品质和精神超越了普通人，因而成为典型报道的对象。那些大胆写典型人物身上弱点甚至缺点的报道，更加贴近生活，因此，更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如，江永红《老山有个孙干事》、《孙铁锤传奇》中的孙干事、孙铁锤就是这样的典型。
长期以来，典型报道存在“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远在千里万里外的读者为典型所深深打动，而近在咫尺的读者却不为所动。究其原因，熟悉和了解典型本身的读者感到报道的典型不像原型，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给抽象成了几条干巴巴的筋。为什么呢？本来典型身上同时兼具常人品格和非常人品格，典型报道往往回避他们身上的常人品格，单写非常人品格，整篇报道全写典型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庭不管不顾等等，如此以来，典型就被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丧失了可信性。期望用一种人物模式涵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物，是违背生活常识和新闻报道规律的。
典型永远是时代的典型，也是有局限性的典型。雷锋、焦裕禄的精神超越时代，但他们的具体行为只能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我们拿他们的具体做法要求如今的战士和县委书记，就不一定合适。如果在典型报道中，我们不回避矛盾，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充分尊重生活真实，特别是不把典型当作标签，那么典型报道一定会更受欢迎。
其次，突破典型报道的宣传模式。典型报道经过几代新闻工作者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宣传模式，比如，“消息+通讯+评论”模式，“典型报道+先进事迹报告会”模式等等。应当说，这些模式在宣传典型时发挥过重要作用，也曾取得过不俗的成绩。但是，时至今日，如果还满足于这些宣传模式，将难以达到期望的宣传效果。
当前，创新典型报道的宣传模式，应该从旧的模式中走出来，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以提高传播效果。笔者在调查中对高中生组和小学生组做过口头提问：为什么知道焦裕禄和任长霞？不少学生回答是通过电影（电视剧）知道的，而且他们对于这两位先进典型的具体认知也来源于电影（电视剧）。由此可见，发挥电影、电视和网络等现代媒介的作用，将大大增加典型的传播效果。
第三，贴近当代人的阅读口味，创新典型报道的写法。长期以来，典型报道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成熟的写法，如何结构，如何收尾，如何使用语言，都形成了固定的套路与风格。任何文体一旦形成固定的套路与风格，又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那么，这种文体也就难逃衰落的命运，历史上律诗、词、杂剧和古文的兴盛与衰落就是明证。
如果一种报道只能有用一种文体结构，那么，它一定是失败的。
典型报道采写中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无情与矫情的问题。在一些典型报道中，记者、编辑没有深入理解报道对象，对报道对象没有感情，写出来的语言干巴巴的，味同嚼蜡，让人不堪卒读。相反，在另一些典型报道中，记者、编辑又过于矫情，无情之处硬抒情，既破坏了新闻人物的完整性，又破坏了典型报道的叙事、说理和抒情的和谐性，同样让人不感兴趣。成功的典型报道，应该做到情藏笔端，不露痕迹，如水中盐，看不见却能体味到。倘若如此，典型报道语言缺乏感染力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