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评论中，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起着主导作用，其权威性、影响力不容置疑。然而，要使报纸办得有血有肉，丰富多彩，贴近生活，仅靠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署名言论。它就像报纸的表情和橱窗，向读者传递着喜怒哀乐。但是，有些署名言论的作者板着面孔，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文章从头到尾充斥着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必须怎么样，不能、不该怎么样。署名言论要让读者觉得亲切、自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要”老是“要”，要减少“要”、“应该”、“必须”。

　　把自己摆在与读者平等的位置上

　　分析“要”、“应该”、“必须”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是作者没有把自己摆在与读者平等的位置上，而是觉得自己高出读者一头，高出读者一筹。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读者，也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写言论。署名言论的作者不少是领导干部，由于行政思维、惯性思维的影响，他们不自觉地把领导的身份和角色带到了写作中，用写讲话、写材料的感觉和口气写言论，有些寄给编辑的言论原本就是领导讲话或内部材料改造而成，有一种明显的“领导腔”和一股浓浓的“材料味”。这种“腔”、这股“味”之所以让人生厌，是因为作者以领导和导师自居，似乎所有读者都是他的部下和学生。

　　有这样一篇在小报刊登的署名言论，标题是《党员要有先进思想》，文章在简单开头后，下面的5段提了5个要求，分别是：要不断解放思想，要具备博大思想，要学会辩证思想，要注重交流思想，要加强改造思想。这“五要”有什么不对吗？没有，都非常正确。但是，这样的言论读者爱看、会看吗？我估计不会。这么多“要”等于在言论和读者之间筑起了一堵墙，让读者还没细看就产生了反感，难以认同和接受。

　　有些作者把“本报评论员文章”作为署名言论的范文，照葫芦画瓢，使文章带有强烈的评论色彩。这是一个误区。本报评论员文章与署名言论确实没有绝对的分界线，有些评论员文章署上作者名字可以当署名言论发表，而有些署名言论去掉作者名字也可以作为评论员文章见报。但是，评论员文章不能当作画言论之“瓢”的“葫芦”。因为很多评论员文章要直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军委、总部的决策指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给部队提要求、说对策，少不了“要怎样、应该怎样、必须怎样”等。有些作者恰恰把这类评论员文章当成了“葫芦”，忘了自己不是评论员，没有资格对读者发号施令，结果画出了读者不爱看的“瓢”。

　　其实，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任何作者都不可能强迫读者去看你的文章，接受你的思想，你口气越硬，读者越不理你这个碴。前些年，很多城市的街头有这样的大幅宣传标语———“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后来改为“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注意交通安全”。两条标语讲的都是一个意思，但看了之后的感受大不一样。前者像交通官在发命令，冷漠、隔膜，让人敬而远之；后者像朋友在真诚提醒，亲切、贴心。言论的力量是一种“软实力”，不是行政硬实力，它应该具有让人心悦诚服、自愿接受的思想魅力。

　　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指出：“报上的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到大，由近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思想上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势，语气上改变那种“灌输”的方式，视广大读者为知心朋友，用讨论问题的方式，与读者平等交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文章自然就软下来了。原人民日报评论员米博华在谈到自己撰写言论的体会时说：不能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动辄教训人，而应是商讨，是交流，是共勉，即使批评也要注意耐心地讲道理，要像躲避陷阱一样避开使用“要”“必须”“应该”等字眼。这是他几十年言论写作的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讲读者想知道的理

　　有的读者在谈到报纸言论时说：“我们明白的你们老讲，我们不明白的你们老不讲，讲到该讲的地方就没有了。”对此，编辑的策划引导不够要负主要责任，但作者也脱不了干系。言论的本质是摆事实、讲道理，即摆有说服力、论证力的事实，摆新颖的、新鲜的事实，讲令人信服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理，讲读者想知道而以前又不知道的理。

　　现在，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不少不讲“理”的言论。有的言论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上来就“要”、“应该”、“必须”。这是一种懒汉作风，也是文风不正的表现。摆事实需要渊博的知识，讲道理需要深刻的思想，“提要求”则省事省力多了。对一些写惯了材料、看多了文件的作者来说，“提要求”轻车熟路、小菜一碟，甚至可以直接从上级文件和各种材料中摘抄。这种不讲“理”的言论，我认为不能算是言论，而应该叫做“材料摘编”。报纸的言论是为读者服务的，我们所写的东西必须被他们认可了、接受了才有价值。你不讲“理”，读者就不理你。

　　比如，有一小报刊登了这样一篇言论，题目是《提高党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文章的四个部分分别是“一要抓根本”、“二要抓关键”、“三要抓中心”、“四要抓保障”，每个部分里面又都是一“要”或一“应该”到底。纵观全文，没有典型的事实为论据，没有深刻的内涵为灵魂，没有新颖的角度为切入点，这样的言论哪有什么质量和效果！怎么会有可读性！

　　在写言论时，如果你觉得除了说“要”、“应该”、“必须”外无从下笔，无论怎么苦思冥想都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或者虽然能讲出个所以然，但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那么，就说明言论的题目太大、太空、太老，不值得写，也很难写，应该马上放弃，不必硬做文章。

　　有人把言论分为四种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第二个境界是讲出别人想不到的理，第三个境界是权威，第四个境界是情怀。不管这种分类合理与否，它至少说明言论不仅要讲理，而且要尽量讲别人想不到的、权威的、令人叫绝的理。我认为，言论应该讲读者想知道的理。

　　什么样的理是读者想知道的呢？一是读者想到了但想不透的理。现在，很多读者对一些现象、问题会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考，但这种观点、看法和思考往往是表面化的、浅层次的甚至是直觉式的，有时与本质有一定距离，有时与本质可能只有一层窗户纸。言论的任务，就是要抵达问题的本质，使读者看完后有豁然开朗之感。比如，有些人刚走上领导岗位时，慎之又慎，拒腐之弦绷得很紧。可时间一长，面对腐败、腐蚀，警惕性、敏感性慢慢降低，鉴别力、自控力慢慢弱化，最后拒腐之堤裂开了口子，并一发而不可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解放军报2004年6月2日三版的《长城论坛》刊登了一篇言论，题目是《警惕“拒腐疲劳”》。文章分析说：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则意味着开始了一次没有终点的赛跑、一次无声的较量，比赛“对手”就是猎人和垂钓者。这个比赛的“不公平”之处在于:一是你单枪匹马，而对手“前仆后继”、没完没了。你赢了这一个不一定能赢下一个，赢了这一站不一定能赢下一站。二是你在明处，而对手越来越善于伪装，手段越来越高明，稍不留神，你就可能上钩成为猎物，想甩都甩不脱。“‘疲劳’有个量变过程，领导干部必须在它发生质变之前消除‘疲劳’，方法是养眼、养心、养脑。”这些道理，一般读者可能想到了，但肯定没这么深，没这么透。

　　二是读者想不到的理。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应该是言论作者的追求。对同一个问题，会有很多个观察思考的角度，要讲出大多数读者想不到的理，就得舍弃一般人能够观察到的角度，选取人们所没有或不易观察到的角度。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问题，都要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不仅要看自己是怎么想的，而且要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凡是大多数读者可能想到的理就不讲了，就坚决舍弃。另外，从人们的熟视无睹中看出不寻常的东西，进行一下逆向思维，也可以达到让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比如《春风得意马蹄“慢”》，讲人逢喜事要注意节奏；《慎烧三把火》，讲新官上任，先要调查研究，且慢“放火”；《莫把令箭当鸡毛》，纠正少数人的另一种片面认识。

　　融入恰到好处的“文采风流”

　　语言是思想的外化，深刻的思想应尽可能用优美的语言表现出来。“文采也有力量”。融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文采风流”，文风活泼，文字洗练，语多珠玑，优美隽永，和风细雨，谈笑风生，没有“火气”、“霸气”、“蛮气”，这样的言论可以让人再三咀嚼，回味无穷，不忍舍弃。而“要”、“应该”、“必须”之类的说教太多了，文章必然死板、刻板、呆板、古板，必然不通俗、不生动、不活泼，读者不喜欢这样的文字，也很难接受这样的文章。

　　有的作者不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缺乏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接触到的都是第二手、第三手材料，缺少现实生活的原汁原味，写出的言论给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而那些有独特感受和真情实感的文字，会给言论增色，使言论更有冲击力。2005年8月9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发表的哲学家周国平的文章《我们不需要哲学了吗》，就是一篇文采斐然、情真意切的佳作，很多句子让人过目难忘。比如，“的确，时代场景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似乎当年以思潮为主角的精神浪漫已被今天以时尚为主角的物质浪漫所取代。哲学曾是最有诗意的东西，今天似乎黯然失色了。”“在我看来，一个人不是作为大众追随一种思潮，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思考人生，这可能更符合哲学之本义的状态，这时候他离哲学不是远了，而是近了。”“一个不问生活意义的人当然是不需要哲学的。可是，没有谁真正不在乎活得有没有意义。事实上，人们越是被世俗化潮流裹挟着，争夺在功名利禄上，生活在人生的表面，心中就越是为意义的缺失而困惑，而焦虑。”这样的题目，让没有独特感受的人来写，让行文枯燥晦涩的人来写，肯定不能打动读者。　　

　　多用群众语言。毛泽东历来主张“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在《反对党八股》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运用群众语言、并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主张。群众语言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是百姓真情实感的流露，既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又寓意深远。俗话说，“话须通俗方传远”，懂的人越多，言论的影响就越大。好的言论，大多是大白话。很多大家是运用群众语言的高手，他们的不少文章正是因为恰到好处地运用群众语言而被人传颂。也许我们不必“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是，可以尽量做到使文章以行云流水的方式呈现给读者，通过优美的文采，引人入胜，使读者欲罢不能，阅读的过程变成享受的过程，既感到轻松愉快，又得到思想的启迪。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能走极端，不能为了追求表达的流畅而卖弄自己的文笔，使结构过于散文化，语言过于雕琢化，显得情趣有余而理趣不足，那就是弄巧成拙了。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评论部编辑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