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大量地运用经验思维形态，这与经验思维形态所具有的经验性、具象性、情感性等特点是分不开的。

　　经验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它没有经过科学的抽象概括，因此，比之理性，它具有更多的可感性，也就更能牵动人，牵动更多的人。理由极简单：经验人皆有之，而理论并非人人都具备。杂文是理性的“硬币”，它需要在芸芸众生中流通，如果纯用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杂文将会变成大面额的“纸币”，而只能在少数“富豪”手中运转，杂文便不成其为杂文了。经验思维的经验性恰好投合了杂文是理性的“硬币”，要在芸芸众生中流通这一特性，使得杂文乐于采用经验思维，以便寓深于浅，脉清理彰。鲁迅的《这个与那个》为了阐明读经不如读史，读史可以洞悉过去，推知将来的道理，他是这样运思的：“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

　　这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感受到的一般常识，人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揆度体察读史如窥镜的抽象道理。倘若改用抽象思维方式，作纯理性的逻辑推论，其道理的畅晓性和可感性将会大打折扣，杂文面目也将会生涩板滞得多。

　　杂文喜好采用经验思维，还在于经验思维具有具象性的特点。经验思维以日常生活经验为思维对象，而日常生活经验多是可感的物相，食物的色香味，人物的美丑恶，七彩的万物，万状的乾坤，裸示给人类的都是一幅幅图画。这就使经验思维与生俱来地具备着形象化的特点。杂文是形象化的政论，形象化是杂文的主要特点之一。这就告诉我们，经验思维的具象性特点与杂文的形象化特点是不谋而合的，杂文采用经验思维形态来运思，可以大大强化杂文的形象化特征。比方鲁迅在谈到许多作家的“悔其少作”，运用经验思维阐发了他不悔少作的理由：“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光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这段论理是具有画面飞动之效果的，但活动其上的却又不是人物形象，而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画面，这便是经验思维的具象性特点。它区别于以塑造形象为本的文学形象思维，对不以塑造形象为本，而又要求形象化的杂文具有很大的强化作用。

　　情感性也是经验思维的一个特点。杂文运用经验思维，也是看中了其中一个情字。情感性在不同形态的思维形态中也存在，惟有在经验思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般地说，逻辑思维更多地需要理智，情感相对淡漠些。形象思维也重情感，但与经验思维相比，后者具备更多的直接性和真璞性。经验思维以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对象，日常生活经验既包含着人对物的认识和改造关系，又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认识、相互改造等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也折射着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有情感的主体（人）思考着有情感的对象———人（他人、自我、群体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情感的对象由于与主体存在着被思考的密切关系也能触发人们的情感，这一切使经验思维充满了情感成分，甚至可以使经验思维成为名副其实的情感思维。为文之道，尽管都讲一个情字，但杂文的重情尤以为烈。鲁迅说写杂文的人“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他说他自己的杂文“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当代一些著名的杂文家在谈杂文的创作体会时，也都首推一个“情”字。有杂文研究者还专门把情感列为杂文的几大特征之一，也说明了这一道理。杂文如此看重情感，经验思维又能产生情感，杂文就理所当然地与经验思维结缘。通观鲁迅以降的杂文作品，凡精品佳作无一不是情意充沛的结果。先生的大手笔姑且不去说它，我们信手从现代杂文作品中拈出几篇来，便可窥得大概：丰子恺先生的《口中剿匪记》，可以说通篇没有一句说理的言词，更无纯粹逻辑推理的痕迹，自始至终讲的是拔牙这个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就是说，它基本上用的是经验思维，但其中蕴含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的愤慨之情，有灼人肌肤之感。魏金枝的《人的启示》，连缀了日常生活中的三个小故事，寄托了天赋自由的道理，对反动派者的专制与压迫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文章不事严密无缝的逻辑推理，不作披发狂叫式的疯狂呐喊，只诉诸人人都能体验到日常事理，而真情尽出。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语言持平，而不乏理直气壮的控诉。”

　　三、结论

　　到此为止，我已经将杂文放在与之毗邻的几个系统中，就其特征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通过这些描述，可以看见杂文是由形式短小自由、新闻性、战斗性、幽默讽刺和思维方式杂文这五大特征所构成。我认为杂文的这五大特征不是一个平行的结构，它们对杂文文体的规范作用和影响力，存在着大小、轻重、本末之别。也就是说，杂文的五大特征尽管都制约和影响杂文文体，但真正对文体的制约力和影响力更大的还是它的思维方式。杂文之所以形式短小自由，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针对性和战斗性，又不乏幽默讽刺的肌质，说到底，都是它的思维方式在那里“作祟”。当然，这种“作祟”的运作机制，有时比较直接，更多的时候则比较间接，不着痕迹。原因在于思维方式不直接影响文体，它是通过影响语言秩序来制约或规范文体的。如果用一种相对静止的逻辑程序来表达的话，那便是：思维方式决定语言秩序，语言秩序规范文体。以下我分别来考察这两个过程的运作机制。

　　思维方式决定语言秩序，是说一定的思维形态与一定的语言秩序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对位关系，用此种思维方式一般产生此种语言秩序，用彼种思维方式一般产生彼种语言秩序，大体上不会出现彼此错位的现象。原理何在呢？一般说来，思维是需要借助语言这个工具的，在整个思维过程中，语言扮演着双重角色，首先，它带着一定的语言秩序进入思维，经过思维的排列组合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秩序。由于不同的思维形态具有它自己的思维对象和内容，具有它自己的思维特点（比方逻辑思维的抽象性、概括性、间接性、系统性和形象思维的具象性、情感性等），经过它们重新排列组合的新的语言秩序，必然会打上各自的烙印。是逻辑思维方式便产生具有逻辑思维特点的语言秩序，是形象思维便产生具有形象思维特点的语言秩序。以此观之，思维形态就如同一个黑箱，输入黑箱前的信息（一定的语言秩序）与输出黑箱后的信息（新的语言秩序）是不一样的，把相同的信息输入不同的黑箱（不同的思维形态）中，输出的信息也是不同的。这说明，思维形态对原信息（原语言秩序）具有改造制作的功能，它能将原语言秩序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构成新的语言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语言秩序是受思维形态支配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思维方式决定语言秩序的基本含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语言秩序规范制约文体这一过程，有必要在这里对语言秩序作一个大致的描述。所谓语言秩序，就是由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语言的排列顺序或次第。它包涵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两层含意，内部秩序指语言的语意张力，外部秩序指语言符号的排列次序。语意张力是语意的有效选择范畴和限度，它对新的语言秩序的构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它又不能摆脱外部秩序而独立存在，二者必须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我所说的语言秩序规范制约文体，指的是不同的语言秩序对于文体的构成起着关键作用。反过来说，文体因为语言秩序不同而相互区别；当我们说“太阳是红色的”时，这是理论语言的秩序，表明的是一种简单明了的无情感色彩的判断，是由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生发出来的，语言秩序少有张力，严丝无缝；当我们说“红红的太阳”时，语言秩序变了，不仅外部秩序发生了变化，内部秩序也改变了，它的语意张力扩大了，“红红的”已不再是一种判断，而是注入了一种诉诸感官的情感色彩；“太阳”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名词，而是变成了某种寄托或象征。同样是那么几个字，也同样是那么多词，仅仅是因为改变了它们的语言秩序，便使它们的语意张力发生了出人意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程度之大，迫使我们不得不将它们视为两种不同的文体。改变这种语言秩序的原动力就是它的思维方式。杂文具有一种什么样的语言秩序呢？也就是说，语言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怎样结合、如何排列，才能构成杂文文体呢？杂文由于杂取了多种思维方式，致使它的语言秩序并不单纯，当它运用逻辑思维形态时，是一种严谨有序的语言秩序；当它运用形象思维形态时，呈现的是一种颇富语意张力的语言秩序；当它用经验思维形态时，展示的是一种不紧不松，真璞直观的语言秩序。如果说每一种思维形态与一定的语言秩序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对位关系的话，那么，有多少种语言秩序便会产生多少种文体。杂文杂取多种思维方式，产生多种语言秩序，也就产生多种文体，于是，杂文便成为名副其实的杂体，我们因此谓之杂文。杂文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杂、风格杂、体式杂、写作手法杂等特征，都是由它的思维方式引发出来的。逻辑思维形态具有概括、系统、周密的特点，由它排列组合出的新的语言秩序也自然承袭了这一特点。它排列组合得严密紧凑，语意张力不大，准确冼炼，干净利索，无懈可击。因此，特别适宜论辩、说理。这种语言秩序自然能引发杂文的涉世性、针对性、论辩性、战斗性的特征。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结尾一段就是典型的逻辑思维的语言秩序。在说到江东子弟的危险性时，他写道：

　　“至于会不会卷土重来，那就不能说得太死。问题在于我们清醒不清醒。如果我们糊里糊涂地把一批江东子弟提拔为接班人，那么十年之后不就是一个卷土重来的局面吗？要是这种事能引起我们的警惕，有预防措施，那才能保证他们不至于卷土重来啊。”

　　这里的语言秩序没有直观的形象，也不是松散的排列，它假言虚似，条分缕析，一竿子插到底，直到物无遁形的境地。作为说理战斗的一种武器，当然是快捷锋利的。

　　形象思维形态具有生动、形象、直观的特点，它影响到语言秩序便产生一种颇富语意张力的语言秩序，这种语言排列得不那么紧凑，但它富有弹性，翰墨空间大，想象余地大。鲁迅在《热风·四十八》中，谈到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新事理总喜欢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时写道：

　　“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这样的形象画面具出，含蓄蕴藉共存的语言秩序，唯有形象思维方式能够将之吐纳出来。文学的形象特征是因为运用了形象思维方式，杂文因为杂取了形象思维形态，于是产生了有比兴、具象化，有文学想象空间的语言秩序，这一特点是不能不归于形象思维形态的。

　　经验思维形态的经验性、具象性和情感性，生发出来一种日常事理性的语言秩序。所谓日常事理性，指的是它不像逻辑思维形态的语言秩序那样，严谨有序，周密精到，也不像形象思维形态的语言秩序那样，含蓄蕴藉，翰墨空间大。它不紧凑，也不松散，只提供简明的日常事理或真璞的生活画面。因为这种日常事理或生活画面是人人都经验过或感受过的，所以具有通俗文体的效果。严谨的逻辑思维形态的语言秩序，具象的形象思维的语言秩序，间或被通俗直观的经验思维的语言秩序所“打扰”，使杂文文体走向一种雅俗共赏的平衡。鲁迅在谈到青年也要接触一点反面的东西时写道：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在铁栅围起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

　　这种日常事理性的语言秩序没有给我们排列出形象来，而只给我们组合成日常生活画面，没有给我们展示出逻辑推理的严密，而只给我们以人人都能感知的通俗。它在逻辑思维的语言秩序和形象思维的语言秩序之外，自备一格，别种语言秩序无法取代。

　　杂文杂取了多种思维方式，在具体的运思过程中，它交替使用这些思维方式，时而用逻辑思维，时而用形象思维，时而用经验思维。由于它不断交替地使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它给文体带来了一种跳跃性和伸缩性，说理不必环环相扣，一以贯之，根据需要可穿插形象画面或日常事理，这就为杂文的短小袖珍性提供了可能。杂文倘若没有思维方式上的这种跳跃和伸缩，是难以从事实上构成短小自由之特征的。也正是因为有了思维方式上的跳跃性和伸缩性，也为杂文的幽默和讽刺特征打开了通道。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幽默讽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它所审视的客体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首先当然应当是思维上的超越，即从更高的层次上审视客体，而不作胶着性的亵玩近观。表现在思维过程中，它必须要能跳跃伸缩，不具备这一招，幽默讽刺就拉不开足以超越的空间距离，这是幽默讽刺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杂文不断交替地使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跳跃性和伸缩性，恰好为幽默讽刺的实现提供了这一先决条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