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的负效应并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在我国也较早引起业界关注。1995年10月27日，南方一家报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做好事招来的横祸》的报道：广东省雷州市政协委员刘秋海救起一因车祸受伤的女青年，结果遭到误解，反被围攻、殴打，车子被非法扣留。事件报道后受众反响强烈，对忘恩负义者的丑恶行径和交警们执法的粗暴进行谴责，并由此萌生“幸亏我没遇上这种倒霉事”的暗自庆幸和以后“好事做不得”的自我忠告。同期另一报道，亦引发同样异常反响：某市长一年拒收贿款200余万元。消息一见报即引起强烈反响，群情哗然———其他领导干部都在大肆贪污受贿吗？评论界评价这两则消息：负面效应太大！
新闻传播效果是一切新闻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评判新闻传播质量的重要尺度。从效果上讲，新闻的负效应可以这样定义：由于不正确的报道内容或方式而引发的传播者主观上不期待出现的负面效果。比如，对灾难性报道带来的恐惧，对军事行动的报道帮助了敌人，对犯罪的报道引起受众不安等等。通俗地说,就是“烧香引出鬼来”。军事新闻的负效应就是指在进行军事报道时，由于内容和方式处理不当，而导致的一些负面效果。从宣传效果上归纳，军事新闻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南辕北辙。就是指新闻作品正面报道的动机与受众的实际接受效果完全背道而驰，报道目的是力求引导受众向“南”，但实际效果却是向“北”。不过，这类报道比较鲜见。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作者为了表达与当局不同的观点，故意反话正说，引导受众接受与“字面主题”相反的观点，这并非新闻的负效应。
二是顾此失彼。就是指新闻作品正面报道的效果基本达到，但因处理不周而派生出一些负面效果。比如，在宣传某部的典型事迹时，无意中泄露了部队的住址、番号等军事秘密；宣传军事行动时，暴露了部队的行踪、布防等。
三是横生枝节。就是指新闻作品在进行正面宣传报道时，主观效果基本达到，但因为逻辑上的不严谨，而让受众产生不符合主流导向的负面联想。就好比参天大树生出一些难堪的旁枝。这类作品在当前军事报道中最为常见。比如，宣传某部政工干部军事技能过硬时，说他们担当军事训练的主角，似乎军事干部都是吃干饭的；宣传某连长是连队的主心骨，连队离了他就转不了，训练就搞不起来，让人感觉到部队人才匮乏、整体作战能力不强。
四是种瓜得豆。就是指新闻作品在进行正面宣传报道时，由于违背客观规律，而让受众对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使作品效果大打折扣，本想种一只大西瓜却只收获一颗小绿豆。比如，宣传某科研典型时，说他为搞一个项目多少天通宵达旦工作不休息、不睡觉，明显违背人体的生理规律，让读者感觉很不可信。由此产生的“晕轮效应”也会让读者对整篇报道的真实性产生质疑。最后能让读者记住的东西很少。
五是殃及池鱼。这是相对于媒体的形象和声誉而言的。受众因为对某一媒体的正面报道有不同看法，进而对这一媒体产生不良印象。这种负面效应的出现，意味着媒体存在意义的部分丧失。对于担负着宣传人引导人等重大职责的党报党刊来说，这是十分危险的。
军事新闻负面效应产生的原因，一个是新闻作品本身的原因，另一个是受众的认知水平因素。不排除受众中有少数人由于生活阅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原因，对本是成功的正面报道作某种负面的理解。但毫无疑问的是新闻报道是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应以广大受众的普遍认知状况为参照。同时，这一认知水平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物质条件下，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造成正面报道负效应的“病因”多半是在新闻作品本身。笔者以为，从军事新闻作品本身来看，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真实。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有些军事新闻作品为了追求宣传效果，制造轰动效应，或无中生有，或张冠李戴，或夸大其词，造成新闻失真失实。这类军事报道违背新闻的基本规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一经问世在“见光死”的同时，也必然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比如，在进行典型报道时追求“高大全”，把典型人物刻画得六亲不认、不食人间烟火，明显失真，令人反感。
二是不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认识事物要一分为二。一些军事新闻作品不是用运动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视角认知事物，造成报道失去公信力。比如，某报在讲述某项科研革新成果时，大谈特谈其惊人效用，还说该产品50年不过时。一项科研革新产品具有某项功能是显然的，对战斗力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作用也是可能的，但要把它说成万能的则是万万不能的。况且科技日新月异，谁也不敢断言50年后科技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又比如，典型人物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任谁都服他，事实上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人有优点也会有缺点，典型也是人，不可能是万事通。
三是不周全。因为不周全产生顾此失彼型的新闻负效应比比皆是。比如，军事新闻摄影中常见帽子歪戴、军装不扣扣子、报道中失泄密等。还有一类常为学界诟病的是，对犯罪事实进行报道时宣染色情暴力的，在对侦破实况进行报道时无意中增强了罪犯的反侦破能力……这些都是因为不周到导致的负效应。
四是不合时宜。新闻要讲究时效，也要讲究合时宜。所谓报道的合时宜，是指为了报道最佳效果而选择恰当的报道时机。时宜性与时效性有区别：时效性的衡量标准是报道的快慢，而时宜性是以报道的社会效果为衡量标准，不完全计较报道的快慢。比如，在三月进行学雷锋宣传，在七月进行党章学习宣传，在九月宣传尊师重教。如果报道不合时宜，就收不到良好效果。
五是不适度。在典型报道中，因失度而产生负面效应的比较突出。“韦伯定律”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外界刺激一有增加，感觉便随之增加，但一旦达到某个饱和点之后，外部刺激即使呈几何级数增加，感觉反而会迟钝。正面宣传如果不讲究“度”，一味追求多多益善，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还会产生负面效应。比如，写某人为了拿下某个科研课题，一连十几天甚至几十天不睡觉。科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人如果这么长时间不睡觉那是要死的。物极必反，这样写典型肯定会使典型失真。哲学的基本逻辑告诉人们，真理多跨出一步就成了谬误，典型拔得太高，离开了生长他们的土地，典型就成“神”了。而一个典型一旦被“神”化，就没有什么感召力了。
如何预防军事新闻的负面效应呢？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客观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军事新闻获得正面效果的前提。用虚假的报道愚弄受众是记者最愚蠢的行为，其结果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失实是造成军事新闻负效应的最常见的因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军事新闻作品并非作者故意造假，而是由于采访作风不扎实，捕风捉影，含糊夸大，强扭角度，从而造成失真。这就要求军事新闻工作者要有扎实细致的采访作风，要养成追求真实的职业习惯，做到不经采访不动笔、不经查证不报道，不经核实不发表。
二是科学适度。人对刺激的感受存在着感觉阈限，刺激过小，未达到阈限，就会感觉不到；过强有时也会难以清晰地感觉到，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因此，新闻媒体所传播的观点和态度与受众原有的态度之间的差距必须要保持适当的强度，不能超过一定的差别阈限。一方面，传播的量要适度。也就是说，在新闻传播中，不能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一味地进行媒体炒作或信息轰炸，使受众感到无所适从，而应与受众的接受能力、处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相匹配，做到传播有节制、有节奏，使受众感到一种适度的紧张和心理压力。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引起受众的反感。另一方面，在报道手法上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讲过头话。比如，宣扬某连长一心铆在工作上，十几年没休过一次假，很不人性化；宣扬某女军官在生育前3天还在加班加点干工作，很不“以人为本”。这些都因为不适度而让人难以接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一些人物报道中，不恰当地含有暴露个人隐私的内容，在进行军事报道中泄露了军事机密，在案件追踪报道中出现了具体犯罪细节的描写等等，都属于报道内容的不当。这些不当内容的出现，都会带来这样那样的负面效果。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时，要掂量掂量内容的正确性、指导性，把握好事物的度，防止过犹不及。
三是辩证周全。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顺境与逆境、成就与困难、利益与风险不仅并存，而且还相互转化。报道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讲究辩证法，用辨证的观点来正确分析和表现事物的矛盾，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此，在宣传中，如果只考虑到一点，就会顾此失彼，陷入片面性的泥潭之中；就有可能对受众产生误导，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性质、状况与发展趋势。周全就是要通盘考虑，避免“横生枝节”。比如，我们在进行“双拥”工作报道时，就要注意不可泄露部队的驻地；在报道某军事法院办案效率高、工作成绩突出时，要避免读者产生部队混乱、违法犯罪多的错觉。要做到辩证周全，要求新闻工作者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分析新闻事实。同时，要透过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基本矛盾、认清事物的本质，防止出现以偏概全、绝对化、重表象忽视本质等现象。
四是契合时宜。契合时宜是指选择最佳的报道时机，防止因为报道时机选择不当而出现负效应。比如，某单位刚刚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原因是因为治军不严、纪律松弛，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来大谈特谈该部队从严治军的经验，就让人觉得很可笑。事实上，很多宣传是带有时宜性的。比如，上级党委召开了人才建设会，就要进行人才建设、人才强军方面的报道；上级下文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可以加大科学发展观的宣传力度。我们承认时宜性和时效性的不同，其实，时效性和时宜性并不矛盾，很多时候，时效即是时宜。比如，对新近发生的某个新闻事件，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力争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这也是新闻的基本要求。如果我们把去年发生的事情，拿到今年来报道，那就很不合时宜了。
防止军事新闻出现负效应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新闻工作者“内外兼修”，只有多看、多学、多写、多跑、多问，不断提高对新闻的辨别解读能力、采访和发现事实的能力、正确表达观点的能力，才能收到“种瓜得瓜”的效果。
（作者单位：火箭兵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