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即萧绎，为梁武帝萧衍第七子，公元552年即位于江陵（今属湖北）庙号世祖。《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一》记载：“世祖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西魏围攻江陵，他在晚上巡城时，“犹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闻城陷，“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梁元帝始则沉迷于书中，继则却又将书全部焚烧，让人不可思议。除了恼羞成怒，头脑发昏，还能作何解释？如果照他自己说的，把败亡原因归与读书无用，非但不能自圆其说，还可能贻误后人。

　　南朝梁武帝父子中出了好几个读书人。《中华文学通览》南北朝卷的作者认为，“作为上层的统治者，能以自身的创作实践而影响一代文风的，除了三国曹操父子外，大约就要数梁武帝父子了。”在读史的过程中，南朝“四萧”给我留下的印象也颇深。梁武帝萧衍是一位“无所不通的大学者”，著《孔子正言》、《老子讲疏》二百卷，还著有佛书数百卷，诗风与沈约、范云相近，早年威震大江南北，在位48年，活到86岁。其间，他用儒玄佛三家学说来维护他的统治。但后来错纳降将侯景，召致“侯景之乱”，被困死在宫中。长子萧统，史称昭明太子，博学众采，藏书三万卷，撰写上起周秦下迄齐梁文学总集《文选》三十卷，对后世影响极远。杜甫曾教儿子“熟精《文选》理”，把它当作文学的教本；唐宋时有人说“《文选》烂，秀才半”，把它当作猎取功名的工具。因此，唐宋以来，很多学者研究这部书，研究《文选》被称为“选学”。这个人人品也好，《纲鉴易知录》上说：“统宽和容众，喜怒不形于色，好读属文，引接才俊，不蓄声乐，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同行闾巷，视贫者赈之。天性孝谨，及卒，朝野惋愕，谥号昭明。”三子萧纲，史称简文帝，被武帝视为“吾家之东阿（曹植）”，是六朝“宫体诗”的创始人。宫体诗虽“伤于轻艳”，但唐诗之神妙实来于梁诗之工巧。其影响不可低估。梁元帝本也是一个博学之才，《南史·梁本纪》上说：“帝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钟，年五六岁，武帝尝问所读书,对曰:‘能诵《曲礼》’。武帝使诵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及长好学,博极群书。”可惜做了个昏君，不仅国破身亡，还落得个焚书的历史罪名。

　　不能认为梁元帝的亡败是读书之过，而是读死书之过。明清思想家王夫之在《论梁元帝读书》一文中，有一句话说的极妙：“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也就是说，他的失败与读书没有直接的关系，又不是没有关系，而是读书的错位方法造成的。

　　“读书学问，在于致知力行。”梁元帝的读书却不敢恭维。作为皇帝，性好书，且一目已眇，设置几个读书官为他读书，本在情理之中，但昼夜不间断，自己睡着了也不许停下，伴读者还要受罚，这就有些不讲理而又近于痴了。还有，已经兵临城下，危在旦夕了，他还在城头上与群臣“口占为诗”，这不是太昏愚了吗？另外，据《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介绍，他这个人相当残忍固执，不知仁恕，兄弟子侄，稍挟私念，必尽杀乃快。至魏兵围城，狱中死囚，多至数千人，有司请一律释放，充当战士，他尚不允许，概令处死，未及施刑，城已被陷。手下文官武将中，也有献计破敌的，有愿保他冒死突围的，他不是不听，就是犹柔寡断，最后弄成这般结果。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如此昏庸无德，岂是读书人所为？

　　毛泽东说过，历史上当皇帝，有很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依我看，梁元帝也属于毛泽东所说的“雕虫”之类的皇帝。这些人读书赋诗行，当皇帝不行。但不可就此而以为读书无用，知识分子无用。

　　三国的曹操被称为在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堪为一流，在历代帝王中兼有文采武功之第一人。他也不是天生的，《魏书》上说：“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说明文武之道是后天学来的。但他的读书方法对头，他“外定武功，内修文学”，“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登高必赋，鞍马为文。他的诗句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等，堪称千古绝唱。他的四言诗立意之刚劲、造语之质直、气魄之雄豪，有人给以“《三百篇》以后，独步一人”的评价。作为一个拨乱世的英雄，正是他与其子曹丕、曹植为代表的诗人，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史上开创了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

　　曹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礼贤爱才的胸襟，对身边的文士比较宽容。有一位擅草书檄文的陈琳，早年曾为袁绍作檄文，辱骂曹操为“奸阉遗丑”，后袁败归曹，操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左右劝杀之，操爱其才，不咎既往，加以重用。郭嘉是一位深有谋略，达于事情的智者，初在袁绍麾下不能施展，投奔了曹操，曹操一再称道：唯有郭嘉“为能知孤意”。郭嘉38岁病亡，曹操深为惋惜，上表称述：“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把郭嘉视为自己的“奇佐”。赤壁战败后，曹操叹息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可见他对读书人的重视。这是一个典型的学以致用得天下的知识分子当皇帝的例子。

　　历史上所谓的明君，不论自己读书与否，但懂得依靠读书人的才智成大事的的确也不少。刘备如此，李世民如此，朱元璋如此，刘邦也如此。

　　史书上介绍，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在反秦起义军中，对于戴儒冠来见的人，动辄加以悔辱。有个文士叫郦食其的去见刘邦，初次报，说是读书人，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郦食其就向管门房的说，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进去后，刘邦正在洗脚，郦食其发火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刘邦向他道了歉，并采纳了他夺取陈留的意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称帝以后，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称道《诗》、《书》，刘邦不以为然，说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所以失天下而他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资借鉴。刘邦自己也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擒）也。”他说的三杰中，有两个是舞文弄墨者，可见他心目中读书人的地位。

　　以上所举例子，无非是要说明不是读书无用，也不是读书人无用。但又须明白：书籍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这里面充满了辩证的道理。记得毛泽东曾说过：“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但毛泽东又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啊！”“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的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毛泽东点评古今人物》）

　　由此可见，像对待任何事物一样，对待读书也要持全面的辩证的态度，既要反对不读书，又要反对死读书。书于人类进步不可缺少，但造就经世致用之才，既要善读为百科大夫之“有字书”，又要善读天地万物之“无字书”。所有的阅读，都应以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以有益于身心和社会之用为目的，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作者系本刊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