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我军对外宣传工作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为国外了解中共和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赢得世界舆论同情，加速战争胜利进程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要很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军队对外宣传工作的地位与日俱增。回顾抗战时期我军对外宣传工作的发展历程，以史为鉴，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新时期我军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从延安走向世界

　　抗战期间，我军的重大行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实施的，因此这一时期军队的对外宣传与党的对外宣传往往交织在一起。1941年5月，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曾指出：“对外宣传工作显得极微弱，‘打哑巴仗’的现象严重存在，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我们的战斗生活大为不够。”针对这种情况，他要求“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1、创办对外刊物

　　为了向国际社会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状况，1941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出版了第一份外文刊物———《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该刊用英、法、俄三种文字油印，其创刊号是皖南事变报道专辑，共有5篇文章，其中3篇英文稿，1篇法文稿，1篇俄文稿，对帮助国际人士了解事变真相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8月新华社接办此刊后，只登英文文章，改为打印。当时一些外国朋友被八路军营救出来，经晋察冀边区转赴延安后，也写了一些文章刊登在这一刊物上，内容主要是感谢八路军，描述中国人民的抗日事迹和抗日情绪，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等等。《中国通讯》的发行渠道主要由中共内部交通带到重庆，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再由他们转发到国外。1941年12月《中国通讯》停刊，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在宣传抗日、促进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根据地的了解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7月7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晋察冀画报》在河北平山创刊。创刊号发表了《塞上风云》、《我军克服察南蔚县》、《白求恩大夫到边区》等多幅照片。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主编沙飞请来辅仁大学学生刘柯和李伧把画报的文字说明翻译成英语，并请原燕京大学林迈可加以修改润色。《晋察冀画报》不仅在边区发行，还通过其他关系转送苏联、美国、英国和东南亚等国，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盟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援。“一位美军观察组成员说，他来中国之前偶然看到一本《晋察冀画报》，知道在华北侵华日军的后方还有一块八路军的根据地。他来到中国后主动要求到这块根据地考察，亲眼目睹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切，并感叹这是了不起的奇迹。”（甘险峰著：《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

　　我军摄影工作者除了拍摄战时新闻照片外，还肩负着对外宣传的任务。“据统计，到1941年6月，仅晋察冀军区向延安、重庆、苏联、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地寄发新闻图片3000余张。既教育了根据地的军民，又扩大了根据地和八路军在国内外的影响。”（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1943年5月，为了向国外宣传晋察冀边区抗战业绩，《晋察冀日报》创办了英文《晋察冀杂志》，在向国外传播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战信息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建立对外广播

　　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开播，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诞生。该台隶属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反战同盟人士原清志（日籍）担任播音，主要以侵华日军为听众对象。播出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失败的必然，在政治上瓦解敌军。“当时日军中有人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有的士兵就是听了我们的广播投降过来的。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情绪低落，集体投降八路军的人不少，日语广播起了作用。”（黄达强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回忆录》）

　　1944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更好地向全世界报道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主张，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新华社于8月8日第一次进行了英文试播，9月1日正式开播，这是新华社历史上正式对外报道的开端。英文广播初创期间，每天播发五六条消息，约相当于中文一千八百到三千字左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对敌斗争是新华社对外广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关于战报的消息、战果的估计、战利品的统计数字上，力求绝对准确，用字要求比中文消息更为细致，如不笼统使用“歼敌多少”，而用“毙、伤、俘各多少”。早期的英文广播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人员反映，他们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比收听国民党广播的效果还要好。”（刘云莱著：《新华社史话》）

　　3、开创对外影像工作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外影像工作是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这一工作是从1938年9月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后来习称“延安电影团”）开始的。延安电影团拍摄的首部影片是《延安与八路军》，该片第三部分主要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1950年，《延安与八路军》的一些镜头被用在中苏合制的记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里。除此之外，电影团摄影队以简陋的设备深入到前线和后方，拍摄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等大型记录片，影片还记录了毛主席为该片书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题词时的情景。这些反映革命圣地延安火热而紧张的现实生活的影片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电影团拍摄的新闻片和新闻素材，为中国革命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做出了贡献。

　　民间声音传海外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媒体，为我军的对外宣传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爆发不久，在沪的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宣传委员会，以国际新闻供应社的名义对外发布抗战新闻。该社采访战事新闻，编发新闻通讯，把最新的战讯发布给外国记者。新闻稿件的来源一部分是中共上海办事处提供的战地新闻，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这些稿件，通过外国记者发往世界各地的传媒，使得国际社会逐渐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上海沦陷后，国际宣传委员会迁至香港，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向海外数十家华侨办的中文报纸发稿，受到海外华侨报馆的欢迎。1938年10月20日，在周恩来的参与策划下，第二个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成立，后迁至桂林成立总社。1939年初，由范长江带领的由记者组成的“东进支队”深入苏南、皖南敌后，采访新四军和游击队，写了大量的反映新四军抗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报道。另外，国新社对国外出版英文《远东公报》，对华侨出版《祖国通讯》和《国新通讯》。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当时能够在境外及时报道事变真相的极少数几家媒体中就有《远东公报》。

　　全民通讯社是中共领导下，以民营面目出现的革命通讯社，于1937年9月15日在山西太原成立。除了发布中文稿件外，还对在重庆的外籍友好人士增发英文稿，每周1篇，并与美国合众新闻社驻重庆分社互换新闻。该社大量报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通讯，包括李公仆访问晋察冀根据地的通讯《游而不及乎》，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之词。

　　民族革命通讯社是一个统战性质的通讯社，1938年4月15日在山西省吉县发稿，并于同年8月在香港成立分社，把战报、通讯转发给港澳地区、东南亚以及美国、拉美和欧洲部分国家的报纸，扩大了抗战的影响。该社曾出版《大地》摄影画册，刊有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大幅照片，以及八路军对日作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图片，画册内容充实，印刷精美，深受海外读者好评。

　　抗战期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简称《新闻通讯》），中文版面向海外华人，英文版主要是面向外国读者。《新闻通讯》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报道。如关于医疗卫生的报道有第1期《新四军的医疗机构：成就与需要》、第8期《关于八路军卫生学校的报告》、第34期《新四军的医疗工作》。在《新闻通讯》中，许多战地报告的主角都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将士。如第5期《访问战斗中的西北》、第15期《同中国西北的八路军在一起》、第25期《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和《中国的新四军》，这些稿件以亲眼目睹的事实，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严密封锁有关消息，掩盖真相，以“违抗军令”、“不遵调遣”、“图谋不轨”等不实之词污蔑新四军。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让外界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新闻通讯》连续发表有关文章对事变真相予以披露。这些报道在国际上反响强烈，许多国际友人纷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恶劣行径。

　　借助外力扩大影响

　　革命战争年代，借助来华外国友人的力量进行对外宣传，以扩大影响，是我军早期对外宣传的又一个重要方式。抗战期间，外国友人的报道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报道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

　　抗战爆发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奔赴抗日前线，在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写成《中国在反击》（China Fight Back）一书，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该书反映了华北地区的抗日政治军事形势和八路军的战绩。同年10月，她随八路军、新四军采访18个月，创造了外国记者对中国战区采访历时最长的记录，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1943年结集为《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真实记录了延安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报道了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

　　美国作家斯特朗一生曾6次来到中国，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7年底，她到八路军总部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她坚信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她在《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中，报道了八路军进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热情记录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

　　1938年9月，波兰记者爱泼斯坦加入了保卫中国同盟，负责编辑出版《新闻通讯》。1944年5月至10月，他参加了中外新闻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等人。根据采访的经历，他写了24篇新闻通讯刊登在《纽约时报》，并且还写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与人民的《北方之旅》，发表在印度孟买的《政治家》和美国纽约的《劳动月刊》上。英国记者斯坦因1944年参加中外新闻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深入采访了5个月时间。他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成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真实情况。美国人福尔曼写成《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把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抗战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向全世界做了报道。

　　2、披露皖南事变真相。

　　1938年，德国记者希伯到达延安。1939年春，他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见到了周恩来和叶挺。皖南事变以后，希伯在《美亚》上连续发表了《叶挺将军传》、《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利于日本》等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歌颂新四军的抗日业绩。新四军重建后，他又前往苏北采访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刘少奇等，写了《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新四军》等报道。

　　1940年末，斯特朗在重庆采访时，周恩来向她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和症结所在，得到一些了解情况的辅助材料。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写了大量澄清事实的报道，但是无法发表，后来在《美亚》杂志上终于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较为详细的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来华的外国摄影师也为记录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抗战留下了珍贵的史料。美国人邓汉姆是最早到革命根据地拍摄新闻记录片的外国摄影师。1936年底，邓汉姆来到陕北，他拍摄陕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量新闻电影素材。抗战爆发后，邓汉姆与人合作完成了记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该片突出表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如实反映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情况。记录片大师伊文思在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记录片《四万万人民》中，拍摄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镜头和他们研究军事形势的场景，同时他还把哈利·邓汉姆在延安拍摄到的朱德镜头编了进去。他还在影片中通过对抗战形势图的分析，表明八路军和新四军才是中国抗日的真正主力。

　　（作者分别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硕士生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