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满妹的《回忆父亲胡耀邦》好像自己的女友在讲述她所爱的父亲的故事，也好像杳无音信几十年的远方亲戚的来信，她在告诉亲人们有关父亲的经历。正是此种感受使这一传记作品真实可信，亲切动人，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传记文学是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相结合的独特文类。追求人物的真实性、承认个性的复杂性、正视品格中的矛盾性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通过《回忆父亲胡耀邦》我们能够看到这种真实性和艺术性。因为，该作品呈现了一位不戴神圣面纱的，令人亲近的，可以感知、对话和交流的，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情感性格特征的传主形象。另外，作者突破了传记的时间结构模式，没有从生到死、从童年到老年的线性传记时间结构。而是采用“反弹琵琶”由死写生，以静止衬托跌宕。作者饱蘸笔墨尽情书写传主逝世时，各界的哀思。人民自发地来为传主送行，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中，传来“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的哭喊。这种以哀伤和悲恸笼罩的开篇，使读者有种强烈的好奇。同时，作者抓住最能展示传主性格、命运的情节和事件悉心刻画，读来让人爱不释手，思绪万千。
《回忆父亲胡耀邦》以真以情贯通全书，没有个别“纪念父辈”类图书夸大、虚美，抄党史、军史为家史的枯燥乏味。作者描述的是女儿眼中宽厚、真诚、忘我、无私的慈父形象：当时正在开会的胡耀邦听说妻子生的是女儿，高兴得放下电话就往医院跑；“在家中办公的父亲，听到动静就会抬起头，笑眯眯地问：‘你来了。想要什么呀？’‘跟你玩儿。’然后，就挤在他身上或在他坐的大椅子上爬来爬去。这时，父亲通常是埋下头去照旧看他的文件或是书，任我爬上爬下。”有时屋里有客人，胡耀邦看小女儿进来，就会问工作人员，“有什么吃的？给满妹拿点嘛。”一次，胡耀邦去北戴河疗养，满妹的小朋友都嚷着要去，胡耀邦还是笑眯眯地说：“可以嘛，可以嘛！你们和满妹一起去嘛。”那时，胡耀邦每天早晨都来敲门，边敲边喊：“小懒虫们，该起床了！”甚至人世间最后的拥别，永别，“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这种父女情深，这种天然优势，是任何传记家都无法相比的。作者与传主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共同经历的幸福时光、艰难岁月，传主的处事为人、性格特点，都会使传记写作如沐春风、如鱼得水，生活中的美好往事信手拈来，甚至所经历的苦难，作者也能真实客观地娓娓道来。由此，我想到世界传记文学的里程碑———《约翰逊传》，其作者包斯威尔从23岁起便与约翰逊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他立志把这位文坛巨擘一点一滴挖掘出来。“在这部千古绝唱的传记中，读者除了看到因缅怀往事而产生的逼人才华，光彩夺目的文字外，还可看到包氏本人的悲剧精神，及由此而生所洋溢的两位不平凡人物的温馨友情。近代传记大师莫洛亚曾赞叹包氏是现代传记文学之父。此书业已成了世界最伟大不朽之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读者可以每十年看一次，而且愈看愈有味，同时领会杰出传记家所赋予人的历史生命以永恒的不朽性。”《约翰逊传》使得沉闷的英国传记文学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这部传记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日常琐事、典型事例和细节中构建有血有肉、鲜明生动的传主形象。我无意将满妹的《回忆父亲胡耀邦》与世界经典相比，但我确实从中看到了无数生动感人的细节，看到客观真实、有情有意、热情忘我、复活了的胡耀邦。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传记文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这时的一些禁区被打破，单一的、公式化、脸谱化的传主形象被多元的、立体的、活生生的传主形象所取代。领袖们走下神坛，结束半人半神的蜡像式的刻板而变得真实可感、血肉丰满。法国19世纪文学批评家圣波甫说：“就所谓的好传记是指那些能把握主人翁的内心，不放开他，从各方面去审察他，使他复活，使他的坐立谈吐宛如活生生的人，使其家居及日常生活都给我们看穿，然后从各方面让他与这块大地和真实的存在以及日常的起居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总之，要把他们赖以存在的真实的生活基础，整个地显露出来。”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就从各方面展示了她所熟悉、理解的胡耀邦，她以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写作样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善良宽厚，勤奋廉洁，真诚磊落，热情忘我的形象。这一形象能够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地复活在读者的脑海里，除了作者饱含深情、真挚感人的抒写之外，最重要的应是作者对细节的运用，正是细节的传神魅力，使我们走近了一位充满人性、人情、人道的非凡领袖。
细节在传记文学中的运用可以使作品产生“传中有画”的艺术魅力。胡耀邦14岁只身投奔革命，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当初为什么参加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姐姐活活被人欺负死了，世道太不公平了嘛！”如果作者以颂歌描写传主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牺牲奉献、坚毅不屈的个性和理想，作品的可信程度不免会有折扣。正是作者的质朴、真诚，我们才感受到传主来自生活，充满人性。例如，胡耀邦曾作为犯人被带到瑞金。当时，湘赣省委搞“肃反”，大抓“AB团”。“AB团”是1926年国民党在江西省党部中一些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极力向苏区渗透，窃取情报，造谣惑众，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有人为了过关，供说胡耀邦是“AB团”成员。经当时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批准，决定逮捕枪毙。行刑前一天，胡耀邦被人带到瑞金，刚满17岁的胡耀邦举目无亲，只得拽着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的衣袖，哭着说：“我不是‘AB团’，你叫我到哪里都可以，就是不去保卫局！”作者描写到，“一天夜里，他忍不住敲开了顾作霖的门，与他彻夜长谈。顾作霖问父亲参加过‘AB团’没有，父亲问，什么是‘AB团？’父亲恳求说：‘就想留在少共中央局，做什么都行。我会刻钢版，可以扫地、做饭。’顾作霖被感动了，他说：‘我看你这小鬼相当坚强，就留下吧！’”胡耀邦拽着顾作霖的衣袖不放；深夜敲开顾作霖的门与其彻夜长谈；以及为了活命的恳求，都非常传神地表现了胡耀邦的无助、委屈和恐惧。这种立体、多面的真实描述，使传主形象更加丰满、动人。托尔斯泰曾经指出：“如果艺术家呈现给读者的始终是人物的历史意义，他就完不成自己的任务。”只有写出人物多方面的生活，才能丰富其血肉。文学是人学，现实生活中的真人，都是有生命的活人。作品中的人物，也只有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一样，才能在作品的篇页上直立起来。从而使读者辨其音，察其形、感其脉、洞其腑。其逼真实在，了如生活中的真人，活人。正如巴尔扎克所说：“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现实。”因此，细节的真实描绘格外重要。1963年春，胡耀邦下放代职时，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他了解到：小姑娘名叫黄青枚，11岁。她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因父亲饿死母亲改嫁而成了孤儿。胡耀邦和两名工作人员来到黄青枚的“家”，那是一个没有墙、没有门的草棚子。草棚中央是半截断墙，几根杂木倚在那里，撑着由杉树皮围成圈的“墙”。棚内四面透风，寒气袭人。一张破床有三条腿都已折断，用土坯撑着，床上的草席更是破烂不堪。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无精打采地倒在席子上，气息微弱。“父亲紧锁眉头，让黄青枚找来了队长和会计，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全队每人只要省一口饭，这三个孤儿就能吃饱。你们还要让他们读书。另外要想办法腾房子给他们住。不然三个小孩住在这深山老林里，被老虎吃了都没人知道！’父亲慈爱地逐个摸了摸三个孩子的头，临走拿出十块钱给了黄青枚。几天后姐弟三人住进了整修一新的瓦房，背着书包上了学校。30多年过去了，当记者采访这姐弟三人时，他们都成了家，也都有了初小以上的文化，一提起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帮助，就热泪盈眶。”胡耀邦人性之美就这样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折射出来。在“文革”后的平反工作中，“父亲特别强调指出：一定要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做接待工作，对年老体弱走不动的老同志，可以用车接到部里来谈；患病在床的，我们应该主动拜访，找上门去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对那些来访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要让他们坐在沙发上，沏上一杯热茶；到吃饭时还没谈完，就请他们吃顿便饭。一次谈不完就谈两次、三次……”“父亲的车开在路上，常遇到有人拦车申诉，不管拦车的人是谁，父亲总是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自己走下车，与上访的人交谈。”“在团中央工作的年代，父亲去找一个年轻的机关干部谈话。当时那年轻人已经睡下了，看到父亲进屋，披上衣服就要下床。父亲说不必了，就坐在他的床边，和被窝里的年轻人谈了两个多小时。”类似的感人细节在作品中不胜枚举。这种用细节架构活生生传主形象的写作方法，复活了传主的音容笑貌，使其栩栩如生，可亲可感。
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成功之处还表现在描述传主生活、性格的完整性上。黑格尔曾说：“这种整体性就是具有具体的心灵性及其主体性的人，就是人的完整的个性，也就是性格。”创造性格，就是创造一个独特、完整的生命世界。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真人，都是完整的活人。每个活生生的人，其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性格是生命和灵魂的表现，只有写出其复杂丰满的性格，人物才有生命的活力。传主胡耀邦的性格在作品中生动而形象。“文革”中，胡耀邦受到冲击，遭遇毒打和批斗。一次，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刚刚进家，正斜躺在沙发上看文件，一抬头看见孩子们和秘书都站在面前，颇为诧异地问：“什么事？”有人答道：“大字报上揭发你反对毛主席，我们想问问你，有没有这回事。”胡耀邦顿时火冒三丈。他一拍沙发扶手，站起来，挥着手，气愤地骂道：“你们懂个屁，都给我滚出去！”“文革”结束，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冲破重重阻力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他说：“看来要确实解决干部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胡耀邦当选为党的主席那天，他把全家召集起来，开了唯一一次家庭会。郑重地对家人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然后，他转身让秘书往浏阳中和乡打个电话，给老家的亲戚们定下几条规矩：不许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许家乡搞庆祝游行；不许进京找他办私事；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不许哥哥外出作报告……说完，他起身回去办公了。即便如此，浏阳县里、乡里的同志还是有人找到他家，向他要项目，要物资。他一一婉拒，指着他满书柜的马列著作，用和缓的语气说：“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有一年全国化肥紧张，浏阳县委托胡耀邦的哥哥到北京来，找他给批点儿。胡耀邦当时就火了，嚷道：“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胡耀邦的哥哥也急了，站起身就想打胡耀邦，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胡耀邦冷静下来，嘟囔了一句：“那也不行！”作者对传主的描述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目睹和感受到传主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性格的完整性清晰地展示了传主内心世界的纷繁复杂，五彩缤纷。
《回忆父亲胡耀邦》是新时期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该作品不是史料的堆砌、抽象的描绘、以“树碑”的心态歌颂传主，而是真实、客观、满含深情地追述传主非凡的一生。作品以细节、性格，人性等诸方面成功地复活了一位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领袖，“复活”的传主给我们心灵以滋养、感动和鼓舞，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内心的深邃与质朴，正是这种真与情的涌动，这种娓娓道来的平凡展示，我们才得以静心聆听一个不朽灵魂的丰美吟唱。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