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报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宣传中，我负责给特刊《长征随想》专栏提供稿件。编辑这组稿件时，我们尝试运用抒怀的笔调，取得预期效果。

　　长征特刊12期，《长征随想》专栏发稿10篇。除第一期和最后一期，每期一篇。这些稿件，全部都是围绕长征精神来写的。但这些稿子没有正面回答长征精神“是什么”，而是着力说明“为什么”，把思考和答案留给读者，不空议论，不提要求，使整组稿件的文风亲切自然，如徐徐春风，把绿色吹进万千读者的心田。

　　言论文章离不开抽象的概念。但是，科学的抽象来源于具体，没有具体也就没有抽象。在政论中，如果全是抽象的道理，容易使人感到枯燥。文章要写得生动活泼，往往需要借助具体的材料阐明抽象的道理，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

　　理想与信念伟大如星空宇宙。长征，就是一次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远征。但“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为了使理想信念形象化，作者作了如下具体的描述：“王愿坚的小说《七根火柴》中，卢进勇从那位倒在草地上的同志腋下取出七根火柴，点燃的是理想与信念；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中，偎在老兵膝下，聆听笛声的那个小战士的眼睛里，闪耀的是理想与信念；所有翻过雪山、走过草地，把红旗一直举到陕北，成为共和国擎天巨臂的人们，和众多的没能走完这一艰难征途，将自己的生命交给无垠的冰雪和无边的泥沼的先烈，他们用毕生力量托举的，也是理想与信念！”

　　这样一描写，使理想与信念这一抽象的概念，在人们的印象里一下子明晰了。如果从概念到概念，就会使人们越看越模糊。

　　事实胜于雄辩。有才能的记者往往借助于事实，把自己的观点鲜明地表达出来。言论作者也应该学会用事实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事实和论据，论点就会像一个没装满东西的口袋，立不起来。《长征随想》这组稿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每篇稿子里都充满事实，寓观点于事实之中，论证有时只起一个联缀作用。《“跟我来”的力量》一文，是讲红军身先士卒，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文章没有过多的论述，而是写了这样一些事实：红军军官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红军军官伤亡率往往高达50%。长征期间，红军牺牲的营以上干部430人左右，师职干部80多人，还有一些军以上干部。

　　平时在生活中官兵一致，但在战场上却有许多“不一样”：打起仗来，干部和党员冲在最前面；缺衣少食时，冻死的是军需处长，累饿而死的是炊事班的共产党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一切语言的说教似乎都成了多余。

　　在艰难困苦的万里长征中，红军指战员是肩并着肩、手挽着手走过来的。为了颂扬官兵团结互助、关心友爱的阶级情谊，在《患难与共情更真》一文里，列举了许多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为了说明团结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文章仍然用事实说话。当一个被捕的国民党军官不解地问：“同是中国人，兵为什么一到你们的队伍里就变得那么神？”一位战士回答：“共产党爱兵呗！”这一反衬，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论述中作者也不直接站出来说话，而是用李伯钊回忆她参加长征时的感受：“在红军队伍里面，非常显著的有着说不出来的那么好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和可爱的作风……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革命军队中至高无上的优良品质，是革命集体主义的具体表现。”用上这样一段谈话，既生动，又有说服力，比作者自己发议论更让人信服。

　　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成败皆在得失间》一文，是讲红军及其领导人正确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文章是用一段老红军的对话开头的：“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他自己也叫得意之笔。”“不容易啊，谁又知道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在失意之后的杰作？毛主席是在失败、挫折甚至不被信任中扭转危局的。”通过对话，很自然地转入正文，接着写了毛主席的三次受挫以及从挫折中奋起和我们从中受到的启示。

　　好的文章，总是客观分析，少下断语，把思考留给读者。“言语不可明白说尽，含糊则有余味”，“言有尽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历代诗话》）。《革命理想高于天》一文，描写论述了先辈为了革命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后，在结尾部分写道：“前辈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奔跑的路程，那是铺满了血与火的路程。他们可以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骄傲地说：我已把我整个生命的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们呢？……我们也能像前辈们那样，毫无愧色地把那个前苏联英雄说过的话复诵一遍吗？”这样的结尾，没有强加于人的说教，给读者留下了广阔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评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