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在当时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红军将士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所付出的流血牺牲、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次让世人知晓，与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通过自己在边区等地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采访了大量的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正是这本书，让世界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也正是这本书，让全世界知道了伟大的红军长征。

　　令人可敬的中国情结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是家中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

　　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在南京，斯诺游览了明城墙和中山陵。正是这次旅行，使斯诺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有了确切的了解，亲身体验了腐败与堕落，看到了许多地区的贫困与落后，看到了灾荒与饿殍。斯诺后来说，这次旅行是他关注中国命运的“觉醒点”。

　　1931年，“9·18”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1933至1938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国地下党员有所接触。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他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长途跋涉，到边区各地采访，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他热诚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情况，增进西方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场记者。1939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并详细调查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各方面情况，又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报道。1941年，他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斯诺在中国度过了整整13年，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他曾多次冒着极大的风险，营救我党领导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学生，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其主要著作有《远东前线》、《被烧焦的大地》、《为亚洲而战》、《中国在抵抗》、《漫长的革命》等。

　　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影响中国和世界的《西行漫记》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严密的新闻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在陕北苏区，斯诺对上至革命领袖、红军将领，下到普通红军战士进行了广泛的采访。4个月后的10月下旬，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和笔记、30个胶卷回到北平。

　　这4个月的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地认识，决心把“这些日子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又改名为《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还照耀了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他当时的报道仅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视野开阔，忠实而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念、奋斗目标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许多生活细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正如斯诺为中译本《红星照耀中国》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

　　斯诺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正面报道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处于艰难奋斗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当时，“在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面对当时社会上“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谣言，斯诺并不相信“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面对旅途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斯诺坦然地说：“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实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无畏的斯诺决心冒险，跨越雷池，并设法打破了对红区已经持续了9年的新闻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区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

　　斯诺还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10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并与他们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轰动的影响，被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7次，销售10万册以上。此书在美国的销售量，“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写远东的非小说都大”。连斯诺本人也说：此书的大受欢迎，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进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1939年，当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评价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斯诺眼中与笔下的红军长征

　　期诺在《西行漫记》第五章中直接以《长征》为题，分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和过大草地4个部分，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意义和壮举。他写道：“长征的统计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某个地方，总共有15个白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剩下来的100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有56天在四川西北，因此总长5000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即近24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2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的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使南京军队从此疲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斯诺善于以形象逼真的细节描写再现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在“大渡河英雄”这一节中有这样一段对红军战士的描写：“时不可失。必须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把桥占领。于是再一次征求志愿人员。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于是在报名的人中最后选了30个人。他们身上带了毛瑟枪和手榴弹，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一步地前进。红军机枪向敌军雕堡开火，子弹都飞迸在桥头堡上。敌军也以机枪回报，狙击手向着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勇士射击……”透过这些跃然纸上的文字，不禁让每一位读者身临其境，跨过时间和空间的横亘和红军战士一起体会着、感受着长征的艰辛、危险与伟大！

　　斯诺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他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这过去3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徙，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对此斯文·赫字在他的著作《帝都热河》一书中曾有记述。与此相反，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一如往昔。”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