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1世纪，也许没有人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倾向性而拒绝承认其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力。但是，囿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许多国家里，马克思的著作是被禁止的”。并且因之产生许多对立的认识。李·本森在承认“马克思是一切时代中的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的前提下，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对立：“在所有方面，关于马克思的‘巨大争论’强烈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不是科学的倾向。”这一现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由于过分强调其政治倾向，而低估、忽略甚至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对于世界各种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指导意义。马克思的新闻传播观就是其中曾经被忽略不计的一个重要部分，就连所谓传播学奠基人的威尔伯·施拉姆也曾明确表示：“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甚至是从马克思主义延伸出的新兴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批判学派代表之一文森特·莫斯可，在谈到一系列关于大众媒介构成过程的不同观点以后写道：“媒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点。考虑到媒介产业（从印刷业到电子信息服务）的增长规律和增长范围，我们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仍然将媒介的物质分析至于边缘。”

　　还好，世界上同时存在一些清醒的学者，他们透过意识形态的重重阻挠，客观地研究和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成就。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这一领域同样需要客观地填补空白。陈力丹教授早在1993年就在其《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的新闻和传播思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且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的研究，其专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的问世可谓是多年研究的结晶。

　　此书开篇就明确了马克思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世界的理论。因此，它必然涉及如何认识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传播现象，特别是如何认识世界现代化进程以来职业新闻传播现象的诸问题。”陈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其传播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关于“世界交往”的理念、人类交往的三种形态、新闻观特别是客观报道原则、新闻出版观尤其是新闻自由观以及党报思想和宣传思想。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三个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交往观、新闻自由观、无产阶级党报思想，这些也是历来专家和学者论述最多的方面。然而，关于马克思大众传播媒介观较少论及，或者说分析还不够透彻。在这里，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系统而庞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的大众传播媒介观，以求窥见其深邃思想的冰山一角。

　　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特征和个人因素。其时，各种社会理论蓬勃发展，“世界交往”的范围和内容日益扩大，以专业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传播媒介日益突出的作用，因此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大众传播领域。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社会的一生，几乎都伴随着新闻工作。根据陈教授的总结：他们一生中创办、编辑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12家，为之撰稿的报刊超过200家（包括远在南非的大报纸），他们的论著中提到的报刊有1500家左右（包括中国清王朝的《京报》），当时欧美的主要媒体，几乎都被提及、引用和评价。又由于报刊是当时唯一和最主要的大众新闻传播媒介，马克思关于大众新闻传播媒介的思想就主要落实在对报刊的理论认识上。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规律———“有机的报纸运动”。马克思是在批驳沙培尔指责《莱茵报》报道失实之时提出这一著名的传播思想的。随后，他总结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规律：报纸报道新闻的真实性，表现为各位记者从不同的角度、依事件发生的顺序进行报道的总和，每篇报道可能会是片面的，甚至有差误，但是后面的报道会自然纠正前面的差误。马克思使用了“有机的报纸运动”（lebending pressbewegung）这个概念来说明报纸报道新闻的特点。因为他认为“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经过这样一个有机运动的过程，最终“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

　　另外，马克思这一“报刊有机运动思想”除了明确大众传播媒体在连续报道的过程中，用“许多观点的综合”同步揭示客观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保证新闻的“总体真实”，还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要勇敢地对自己之前所作报道的失实部分进行公开的承认，而且有责任、有义务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材料，纠正以前所发布新闻中的误差部分，直至整个新闻事件真实、完整地展现在受众面前。

　　二、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观念世界”和“社会舆论的纸币”。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强大的社会功能，马克思认为报刊作为面向社会的信息传播的中介，构造了另一个“世界”，它是根基于现实世界的“观念世界”，“它无所不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地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一直以来，人们在探讨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功能的时候，普遍认为媒介能在我们自身同现实世界之间，营造一道不易察觉却又无所不在的隔离屏障，即所谓的“媒介环境”。并且，将最早隐约发现这道隔离屏障的功劳记在一个叫李普曼的人身上，因为他在那本著名的被认为是舆论学开山之作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中认为，大众媒介在我们同现实世界之间嵌入了一个间接的、非真实的环境，他称其为“脑海图景”。其实，诚如陈教授在书中的评价，马克思有关“观念世界”的论述，已经多少包含了现代传播学对“媒介世界”、“拷贝世界”的思考。

　　除此之外，马克思对于报刊社会功能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另一个精辟的比喻———“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我们不妨首先来看看作为喻体的“货币”：当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相互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的时候，就需要货币发挥它的中介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转变成为形式上的社会财富，这正是货币的社会功能所在。同理，报刊上出现的任何一个意见或观点，无论它的提出者隶属于哪一个阶层、党派或者团体，只要它通过报刊这一精神交往的广泛而公开的媒介来传播，那么它就将成为一种社会意见，无论这种社会意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之，所谓的“社会舆论的纸币”这一定位，是指报刊拥有将原本私有的个人意见转变为社会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的社会功能。随便翻看我们手头上关于舆论学和传播学的著作，其中必定涉及到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的“引发舆论”或“议程设置”的功能。不难发现，马克思所谓“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这一比喻，同这些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大众传播媒介之于个人———人全面发展“必要的生活资料”。在谈到大众传播媒介强大的社会中介作用的时候，马克思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自由报刊）是把个人同世界联结起来的精神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上升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正是由于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的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所以，报刊才成为文化和人民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不难看出，马克思肯定了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文化和精神教育需要的强大作用，并且将其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然而，大众传播媒介这一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们对于包括大众媒介产品在内的精神产品的需要和拥有这些精神产品成为可能。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物质性的生活资料获得不再那么困难；其次，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步形成，整个世界被大众传播媒介联结成为一个交往体系，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逐渐有了更高的交往要求———精神交往的要求。因之，精神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必须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是在大工业生产的工人中间窥见这一端倪的，它发现德国工人“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在便士报开始流行之后，他进一步发现“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必要生活资料之内”。在这里，大众传播媒介产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必要的生活资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享受精神产品不再是少数人高级精神活动的特权。另外，也因为教育普及使得人们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廉价便士报的出现以及生产效率提高使人们有了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了人们必要的生活资料。

　　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陈教授评价认为：把精神产品列为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这实际上是将信息服务首次列入经济学的交易范畴来研究，而不再像亚当·斯密那样把它们视为“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根据社会生产的新情况重新定义“必要生活资料”，是一个创新。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观有失偏颇，因为马克思很多论述都涉及到党报、工人和党报的关系这样的范畴，以这样的视域来研究其大众传播观念似乎颇为狭隘。其实不然，正如陈教授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服务的报刊绝大部分都是在社会上公开出版的，其中有党的机关报，但是更多的不是，甚至有的报刊观点在一些问题上同他们存在很大的分歧。这样，他们的很多新闻观念的梳理考虑的更多的是一般媒介的社会特征，和它们作为社会信息交流中介的作用。因之，我们的分析应该具有相当的客观和普遍意义。这种客观和普遍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