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思想交锋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漫长的国家，反对封建的思想意识及其流毒影响，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杂文作为一种轻武器，在反封建斗争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新青年》开辟的“随感录”杂文专栏，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讨伐封建主义的。其它刊物也是如此。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陈独秀的《偶象破坏性》、刘半农的《随感录辟“灵学丛志”》、钱玄同的《随感录·灵学丛志读后》等，都是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种种恶习的提神醒脑之作。杂文的这种反封建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当代杂文仍旧把反封建作为一项重要战斗任务，巴金的《小人、大人、长官》、严秀的《千万不能再搞新的“终身制”》、冯英子的《触一触封建的神经》、老烈的《反特殊》、蓝翎的《“高低贵贱”论》，揭示批评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旧残存的封建主义思想的种种余毒，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展开与封建主义思想的交锋，不能忽略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对封建社会的超越，是一种比封建社会进步的社会形态。但是，站立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就会发现它“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虽然未能完全“发挥出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我们既要大胆地把它的优秀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又要无情地批评其腐朽没落的东西。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些腐朽思想文化仍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吸收国外先进的物质文化成果的同时，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难免鱼目混杂，乘虚而入。因此，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展开理性批判，无疑是杂文发挥战斗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于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很难界定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主义的。不管是什么主义的，但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讨伐和鞭挞。

　　思想交锋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国民性弱点又称民族劣根性，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衍生的一种缺陷。它的形成或许有一定的种族原因，但更多的是由民族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环境造成的。民族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需要对本民族的弱点进行揭示与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民族肌体内的消极因素，保持其健康的体魄。如果讳病忌医，就会成为蓬勃兴旺的障碍性因素。鲁迅杂文的深刻，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对国民性弱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脍炙人口的名作《推》、《踢》、《论他妈的》，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所揭橥出的“十景病”、“中庸调和病”、“捧与挖”、“不为戎首，不为福先”，等，成了民族自警的一面镜子。当然，对国民性的揭露批判必须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不能全盘否定，说得一无是处，那将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审视研判本民族的弱点，目的在于强健本民族肌体，使之保持生机勃勃的生命力，绝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本民族，这是对待国民性的一个基本圭臬。

　　3、论世议政

　　杂文是从批评社会世相发端的，揭露社会弊病，批评世道的不合理现象，当是杂文的本分。鲁迅先生在谈到杂文的功能时，所说的“照秽水，也看脓汁”，大抵就是这个意思。鲁迅及其同辈在这一方面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峰，今人已难乎为继，目下的问题是，社会发生变迁以后，杂文文体这一方面的作用是否仍然适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旧时代消亡之后，其思想精神、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并不随之灰飞烟灭，它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新生的社会体制产生影响，使之滋生新的腐蚀物和寄生虫。这就告诉我们，杂文批评社会病的作用并未随着新社会的建立而终结。从新中国走过的坎坷历程以及杂文多难的创作实践也可以看出，新社会从整体上来讲是阳光普照，但在阳光不及的角落仍有“秽水”和“脓汁”，需要杂文继续发挥揭露批评的作用，做一个新时代的“啄木鸟”。邓拓、吴晗、廖沫沙、巴人、黄裳等人的杂文，就出色地履行了这一职责。只是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杂文大家唐弢曾认为：“从大处看，杂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论。杂文作者要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如果只抓些小问题，不关心政治，这是错误的。”所谓关心政治，就是要运用杂文这种形式议政。杂文是文艺性的政论，之所以得到大多数人的首肯，其属意盖在于斯。鲁迅先生的杂文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议政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鲁迅的杂文时说：“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检视现代杂文史，杂文的议政作用从理论到实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所不同的是目标指向不同。当代许多杂文家的精彩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议政的。李欣的杂文集《老生常谈》，在内容提要里被编辑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本政治性的杂文集。”以学者身份跻身杂文界的杂文家卢杨村力主“杂文要议政。”一度笔耕不辍的杂文家官伟勋将其中原委说得更加明白。他说：“我所以写杂文，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向党向社会反映情况，提意见，呼吁警惕那些我认为应该警惕的问题，批评那些我认为应予批评的不正之风，医治那些我认为应予医治的社会弊病，用现代人们常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我把写杂文看成一种‘参政’手段，看成自己为尽一个公民责任所采用的手段。”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运作方式，因此，批评的方式、批评的目的也会因此不同。旧中国的政治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政治，杂文的议政采取的是一种激烈斗争的形式。郁达夫的《暴力与倾向》，针砭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政治；杜宣的《不敢求甚解》，指责的是当时的骗人政治；叶圣陶的《“今天天气好呵”！》，谴责的是统治者的高压政治。这些议政杂文无温柔敦厚腔，少与人为善调，鲜逢场作戏词，有的只是“寸铁杀人”的锋利和无情。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杂文是否还需要议政呢？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旧时代杂文议政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封建法西斯政治，没有人民群众说话的地位，杂文作者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来争取这个权利，“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伟大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因此，议政是人民群众天经地义的权利，杂文的议政不过是人民参政的多种形式之一。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建设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好的民主，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广开言路，用杂文议政，自然涵盖其中了。

　　应当加以区别的是，新时代杂文的议政与旧时代杂文的议政存在着根本区别。后者不论它批评的是无关宏旨的日常庶务，还是举足轻重的大政方针，它所批评的大前提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因此，往往表现为“冷血杀人，一剑封喉”；新时代杂文的议政与之迥然不同，它所批评的大前提是从原则上肯定这个制度，维护这个制度，不论它批评的是哪个方面，尽管它有时难免言重偏激，在骨子里却是“爱之愈深，责之亦苛”。如果说杂文的战斗作用在旧时代的议政杂文里，表现出的是“寸铁杀人”的锋利和无情，是戳向旧体制的“匕首”和“投枪”，那么，新时代的议政杂文则是治病救人的“银针”和“手术刀”，是维护新生制度的“啄木鸟”。

　　4、正面褒扬

　　现代杂文从鲁迅那里承袭下来的传统，其主调是批判，但这并不排斥它也具有正面褒扬的功能。批判和褒扬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不同的是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杂文更多的是强调其批判的一面，但有时候也需要高扬褒扬的旗帜。从某种角度来说，正面褒扬某一面，也就是对另一面的批判。鲁迅先生的杂文是以批判见长的，但他也写了不少正面褒扬的佳篇，比如《纪念刘和珍君》、《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夜颂》等。“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创作的一批杂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正面褒扬的，如《石油颂》，有感于我国基本达到石油自给的事实，赞颂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郑板桥的两封家书》，充分肯定了郑板桥严于教子的嘉言懿行；《跑龙套为先》，褒扬了那种甘于从最基础最艰苦的工作做起的精神。这些都是杂文在涉笔正面褒扬内容方面的成功之作。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杂文的战斗性特征包括披露、论辩和褒扬三个层次，其战斗作用是通过揭示分析社会矛盾，并对之进行是非评价而实现的。它既不明火执仗，也不动手抄家伙，却具有出人意料的震慑力，根由就在于这三个层次牵动了舆论的功能。舆论作为公众对某一问题的意见，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公开性和评价性。舆论的监督作用主要是通过这“两性”发挥出来的。舆论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之所以“胜过三千毛瑟枪”，就在于它能把各种信息公诸于世，并给予有倾向性的评价，以形成某种人们主观上不可左右的力量。舆论的形式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杂文依傍着报刊杂志影响并引导舆论。杂文战斗性特征中的披露层次与舆论的公开性特征是大体趋同的，披露的目的就是为了公诸于世，形成舆论，而论辩和褒贬层次与舆论的评价性也是趋同的，前者是后者的先手，后者则是前者的抽象或升华。这样看来，杂文战斗性特征所包含的披露、论辩和褒贬三个层次，大致上构成了舆论的基本要素，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舆论监督作用。有了这种舆论监督作用，违法乱纪者，以权谋私者，搞不正之风的人等，才有一种惧怕心理；各级组织或政府出现工作上的失误时，才有一种知错就改的压力。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杂文的战斗性作用还要继续发扬下去，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利于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等消极腐败现象，同封建主义专制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同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批评斗争。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