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宣传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传媒的公信力，毫无疑义必须提高典型宣传的公信力。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我们的新闻宣传过许许多多的典型，上个世纪60年代宣传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等，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40多年过去了，捧读有关通讯仍使人激动不已，谈及典型仍让人津津乐道，以至他们的精神掺入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之中。这些典型历经风雨而不衰，重要一条是具有真实的根基。与之相反，一些典型的宣传花了很大的功夫，搞得很热闹，但过不了多久便无声无息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是失实。虚假的典型就像无根的花草，过不了多久便会枯萎。虚假对典型的贻害不言而喻。

　　时至今日，由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典型宣传上赤裸裸地凭空捏造、弄虚作假者，不说绝迹，也是极少了。但是，部分失实的现象仍时有出现，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典型的认同，影响了典型的公信力，甚至还出现其他负面的影响。

　　当然典型部分失实，主要原因在于片面追求“高大全”。

　　所谓“高”，就是本来只有七分的高度硬要提到十分，其中不乏事实的拼凑，不乏思想的拔高。殊不知这样“垒”出来的典型，让读者觉得活脱脱一个矮子踮起脚充大个，其宣传效果自然不会好。

　　所谓“大”，有两种表现。一是有的典型本来只是中小典型，甚至仅仅做了一些好事，但作者硬要把事情往大里讲，把篇幅往大里抻，扩展成大典型，结果像给小孩穿件大人衣服，实在别扭。其实，如果作为一般的典型，作为一般的好人好事来宣传，还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一味求“大”则适得其反了。二是采用“狂轰滥炸”的宣传办法，不顾实际，“不惜版面”，连篇累牍，以数量充质量，从来头上、气势上求大。这样做，稿子内容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结果只是帮倒忙。

　　所谓“全”，就是认为必须方方面面都好才能成其为典型，于是就把仅仅某些方面过硬的典型写成全面过硬的典型。比如一个军事训练的典型，一般说来其他方面不会太差，但也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最好。这样的典型存在一般化的方面，甚至有“短板”，都是正常的、真实的，宣传突出的方面就行了。可有些作者为了增强典型性，把它写得很全面，各方面都好。这样一来，受众不仅对“短板”的事实不相信，甚至对主要事实都产生置疑。

　　片面追求“高大全”造成典型部分失实，既有思想路线不端正的原因，也有见报得彩等个人主义的因素。

　　《红楼梦》里有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老百姓有句俗话：“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阅读心理决定，读者不会因为稿子中的大部分内容真实而容忍失实的部分，一个或几个事例的失实便会影响读者对整个典型的认可。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另外一种失实情况，就是本质的失实。有的同志说，我写的典型的每一个事例都是真实的。这里的问题是，你所写出的那些事例，能否说明你要说明的观点。或者说，具体事实的真实，能否说明你稿子本质的真实。

　　在这方面，列宁有一著名的论断：“社会生活现像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能够找到例子来证实的论点，并非都是可以成立的论点。一个典型在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例子，但不能说明它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都是典型。

　　北京大学甘惜分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提出：“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应分为3个层次：1、对每一个事实的反映是准确可靠的，每一细节都经得起检验与推敲。2、从整体上反映了时代的真相。3、反映了事实的本质与时代的本质。”这已得到业内人士普遍认同。按照甘教授的观点，我们既要注重具体事实的真实，还要注重“整体”和“本质”的真实。没有从整体上、本质上反映事物，这样的新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新闻。这就要求我们，既注重具体例子的真实，又不囿于具体例子而应从整体和本质上加以把握。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现实生活中没有“高大全”的典型，我们不能背离现实去炮制这样的典型。

　　“红花须得绿叶衬，英雄须得众人帮”

　　典型与群众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特殊和普遍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典型宣传才具有公信力。

　　要处理好典型与群众的关系，首先必须对典型有本质的认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以人为本，是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提出建立合谐社会，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因此，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典型应具备的时代特色，也是典型公信力的根基。近年来各大媒体宣传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宋鱼水、周国知、牛玉儒、张云泉、王焕友、杨业功、华益慰等典型取得如此好的效果，不就是因为这些典型说了群众想说的一些话，做了群众期盼的一些事吗？

　　要处理好典型与群众的关系，应注重典型对群众的依附。典型从来都是相对于群众而言的。典型来自群众，没有群众就没有典型；典型服务群众，不服务群众就不成其为典型；典型应该激励群众，不能激励群众就失却宣传典型的意义。典型的事业与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典型的思想感情与广大群众一脉相通。时代造就典型，本质上是群众造就了典型。一般说来，典型的成绩，往往是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或者是在群众直接、间接地鼓励下取得的。即使再特殊的行业，也离不开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比如搞高科技，这工作够特殊了，也离不开领导、群众的支持。我们一些同志为了突出典型，往往忽视群众，贬低群众，甚至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拼凑典型。这样的典型，或者“墙里开花墙外红”；或者宣传了也就脱离了群众了，形成“典型宣传之日，就是脱离群众之时”的不良宣传效果，也扼杀了典型。

　　注重典型对群众的依附，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通过展示典型为群众服务的生动事例和先进思想，以提升典型的感染力。在这方面，过去一些记者不大注意。实际上，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为群众的典型不能成为其典型。群众对典型的认可，往往取决于典型与群众的关系。《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写的是焦裕禄胸怀人民，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感人事例；雷锋同志的事迹所以经久不衰，写的是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周国知、牛玉儒、张云泉、王焕友、华益慰等典型可亲可学，是这些典型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党风和社会风气存在严重问题的背景下，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

　　要处理好典型与群众的关系，宣传要贴近群众。党中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三贴近”，典型宣传尤其要贴近群众。群众始终是优秀新闻作品的活力和魅力所依、价值和意义所靠。凡称得上优秀新闻作品的，无一例外地都得到群众的认可。我们一些典型事迹是过硬的典型，是深孚众望的典型，宣传效果却不好，问题不在典型本身，而在于宣传离群众要求甚远。

　　要贴近群众，就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宣传。典型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决定了典型宣传完全可以群众喜好的形式去进行。现在一些典型的宣传，或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或者隔靴搔痒，脱离实际；或者形式呆板，手段单一。写法上老套，程序模式化，先发消息，后发通讯，再发照片，最后是读者反映，几十年不变。再好的饭菜吃多了也会生腻的。

　　“红花须得绿叶衬，英雄须得众人帮”。这些群众的格言，应成为我们处理典型与群众关系的遵循。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典型不是没有七情六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无情未必真毫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先生这两句耳熟能详的诗，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也是十分适用的。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影响，我们的典型宣传公式化、概念化、片面性、绝对化，不写真实的生活，不写真实的感情，严重影响了典型的公信力。时至今日，这些影响并未绝迹。

　　一是惟意志论，违反科学。带病坚持工作，“轻伤不下火线”，在和平时期，在一般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样做了，这样宣传了，与科学发展观是格格不入的。一些典型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确实这样做了，作为以人为本的今天，不应该过份地宣传，尤其不应该作为主要的事迹来宣传。一些单位或个人的一些行为，过份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一开始就不符合科学，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二是铁石心肠，缺乏人情味。典型必须坚持原则，但坚持原则与注重感情不应该完全对立。坚持原则，应该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来坚持。实际上，典型与周围的人意见相左时，不管面对的是上下级，还是亲属，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工作，他们是能通情达理的，是能正确对待的。即使个别的不能接受，读者也能理解。另外，典型做工作，既要从原则出发，也要从感情出发，不能完全排斥感情的因素，不能一接触感情就退避三舍。群众认为一些典型可敬不可学，原因就在于此。与之相反，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反映任长霞的通讯《百姓心中的丰碑》，在这个问题上就处理得很好。请看其中一段：2000年9月16日，中岳区任村村民陈秀英在一起纠纷中被打成重伤，犯罪嫌疑人潜逃外地，陈秀英走上了上访之路。“2001年5月的一个局长接待日，我（指陈秀英）到市公安局去中诉……我把告状材料递给她（指任长霞），她看了材料后，轻轻地摸了一遍我头上那块去掉颅骨仅剩头皮包着的软坑，惊讶地说了声‘咦，咋打成这样！’她的泪水一下流了下来，双手扶住我的肩问：‘人呢？’我说‘跑了’。任局长说‘你放心，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他抓回来。’当时在场的100多个告状乡亲中许多人都哭出了声。”多感人！这里既有原则，也有感情。谁也不会因此而觉得任长霞软弱，相反会觉得这是个有血有肉的典型，是个真实可信的典型。

　　三是不顾亲朋不顾家。我们的一些典型宣传，总是把集体和个人完全对立起来，工作与生活完全对立起来。强调集体不要个人，强调工作不要生活。实际上，处理好了，这儿对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周国知》中写道，“周国知四处为妻子寻医问药，听到什么偏方就记下来。”通讯的最后一段是：“去世前，周国知最后一次向魏光荣叮嘱工作时曾提到，父亲年纪大了，妻子汪碧秀的病可能导致瘫痪，两个孩子还在读书，请求组织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适当照顾———对周国知来说，因家事向组织提要求，这是第一次，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写，丝毫也不降低周国知，相反，读者觉得更加真实可信。一个对自己的父母妻儿毫无感情的人，要对群众充满感情是不可思议的。

　　最近，业内有的同志提出，写出典型的“非典型方面”的观点。如果说“非典型方面”是指过去在“左”的影响下被忽视、不敢写的个性、感情的东西，这样的提法和做法应该赞同。

　　（作者系战友报社原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