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记者 >> 2006年第9期 >> 报人阅读

 

读书三题


牛明汉


  关键不在时间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一半以上20多岁年轻人认为自己“没时间”读书,比例高达54.2%;50.7%30而立的人和49.2%年过不惑者也“没时间”读书。(北京青年报4月23日)

  现代人也确实忙。睡懒觉、打麻将,无事发呆者当然不算,单说信息这么多,媒体形态、娱乐方式及休闲消费这么丰富,能安下心来去读书,实在是难。

  不过,也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的:一个人如若不愿意读书,则一年四季之中也自有不能读书的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去冬来真迅速,收拾书包过新年。”

  但我以为,真想读书的人,时间并不是主要问题。欧阳修的“三上”读书方法,大家熟悉,不必再说。且说宋太宗赵光义,也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他在“兵间20年,手不释卷”。出兵打仗,后勤还有十几匹马,驮着书本从征。很有名的成语“开卷有益”,就是由他说出来的。“宰相须用读书人”也是他的名言。(见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而且他说到做到。吕蒙正是宋初最贫寒家庭出身的子弟,他读书有成,结果当了宋太宗的宰相。由他开始,宋初百年之间,便有如范仲淹、王旦、吕端、王曾、寇准等这样一批名儒贤相出来,而且多为贫苦出身。受此影响,接着又有晏殊、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蔡襄、司马光、苏门父子、王安石等一辈人物出仕。

  比起古人来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读书精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说毛泽东吧,无论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无论仗打得多么激烈,行军多么匆忙,行装多么简便,日用品可以不要,但书籍不可不带。有的书他不止是看一遍两遍,如《资治通鉴》就看了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点评古今人物》这部书294卷,400余万字,又是文言,读上一遍也得好几年啊!护士孟锦云回忆说:“毛泽东晚年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保健医生王鹤滨也回忆说,他常常见到毛主席读书读到有意思的地方而发出的“咯!咯!咯!”的带有颤音的笑声。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书是主席的“终生伴侣”。这话不是夸张。据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文中介绍,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与病魔、死神的搏斗中,在极度困难痛苦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达11次之多,累计有2个小时50分钟。此后,病情加重,插上鼻咽管。第二天去世。那个时候,本人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清楚记得,有一天社里接到任务,要给毛主席出大字本《李商隐诗集》和《笑林广记》等书,知道是主席眼睛不好了。后来又要大字本《容斋随笔》,这本书也是毛主席多年不离身的书。但当印制好的这本书送到中南海时,他老人家已病情恶化,遂于9月9日逝世。

  照此说来,难道有谁比当年的毛主席还要忙吗?看来,读书的关键不在于时间问题,而是兴趣问题,是内心想不想读的问题。还是借用林语堂的一句话:“读书用不着相当的地点和时间。一个人觉得想读书时,随时随地可读。”

  只选好书

  在有的人将要读书时常想起的一个借口是:这么多书,我读什么呀?现在我国每年出书67亿册,新书种类也有21万种。读书是有个选择的问题。

  按照古人的说法:“读书要以六经先,次第汉唐十七史。”(宋代刘过)六经,就是《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礼记》、《乐经》。这些书固然是旧时儒生必读。而我想说的是,读书还是要读经典。经典名著虽不应景,却是最优秀的人的感情思想结晶,如同思想盛宴,经得起咀嚼。

  记得一本叫《一生必读的60本书》的书,据说是参考了胡适、海明威、毛姆、鲁迅等中外古今名家的不可不读的书目。60本书中,传统经典包括了《圣经》、《论语》、《孙子兵法》、《物种起源》等理论科学书;另有《水浒传》、《红楼梦》、《悲惨世界》等文学书;还有《本草纲目》、《美的历程》、《曾国藩家书》等非文学书。当然,经典书远不止这些。

  “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人活一世,不读书是一件憾事,不读经典更是一件憾事。

  专业书那是一定要读,文史哲政经不能不读。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的读书法,叫“触类旁通”,以百科攻一科,“百科”意即多学科。他搞家庭学,又搞未来学,还研究妇女学,看似分散,其实还是围绕社会学这一轴心。他认为读一点历史和文学知识的书,可以使理论文章写得丰满,具有可读性。学习百科知识,可以开阔思路,触“这个类”旁“那个通”。他的办法是:不断偏离5度,最后形成扇形。此乃职业类读书经验之谈。

  其实,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除了读文史哲和专业书,还可以读读杂书。早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开过一个书单,大约有十四五种,其中有《山海经》、《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宋元戏曲史》、《元秘史》、《马克·波罗游记》、《桃花扇》、《徐霞客游记》等书。

  读点野史、笔记之类的闲书,常能获得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杂书中很多宝贵的珍闻异录往往可以无意中得到。建筑学家陈从国教授就说,他最喜爱杂书,书写笔记竟累记了几十万字,这些记录现在都派上了大用场。如今他经常手不释卷的依然是这些宋、元、明、清笔记。

  我们所说的“闲书”,非指那种神怪、色情、恐怖、犯罪一类的“黄书”,也非占卜、迷信、巫术、算命一类的“黑书”,更非书摊上新出现的胡乱删改内容、编造虚假书评、销售数字的经管、励志类“伪书”。黄、黑类书尚容易辨认,伪书则很能骗人。

  因此,读书得有个原则,就是只读好书,不读坏书;得有个底线,就是真善美。假丑恶的东西,荒谬淫秽、思想有害的非法出版物坚决不读。

  关键是“心到”

  朱熹在《训学斋规》中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紧。”而胡适在他的《读书》一文中却说:“读书三到是不够的。……还要手到。”

  观书先要用眼看,个个字要认得,这自然不必说;口到,是一句一句念出来,古人读诗书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口诵可能有益于耳闻,帮助记忆;心到,则是每章每句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要用心考究。管子说:“心司虑”,心是负责思考的。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程颐说:“学原于思”。总之,都是强调心到。胡适说的“手到”,则是说翻字典要动手,写札记要动手。他认为,书上看来的东西必须做一番手脚,或作提要,或作说明,或作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述过,用自己的语言论述过,才算是自己的。读书做到“四到”当然好,不过一般人做到“三到”就行了,关键是“心到”。

  何为“心到”?郑板桥说:“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就是心到,用心钻研加深理解;“扫”是浏览,博览群书。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的“不求甚解”,当是读书不执着于字斟句酌,而重在会其意思,也正是庄子所谓的“意会默应”。意会就是心到。宋人陈善说:“读书须知出入之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读书起先要钻进去,了解其意旨;后来要钻出来,不做书的奴隶。要独立思考,学而能通,食而能化。书读得再多而不能用者,等于“书厨”搬家。古有“读书文章,善取不如善弃”,“十分学力要抛三”之说,其意也是不做书的俘虏。这里除了讲用心思考,还可引伸出学以致用的意思。

  读书学问,在于致知力行。读书人不仅要学到知识,更主要的是用于修身,做个好人。但知易行难。这方面的一个大反面典型是隋炀帝。史载,隋炀帝杨广,本是一个勤于读书写作,学识渊博的人,他不但精通诸子百家,擅长音乐诗歌,由他主编撰述的书籍多达5.4万卷。流传至今最著名的古曲《春江花月夜》就是出自他手。但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读了隋炀帝的书后,问群臣:“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回答说:“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当然,隋炀帝只是个例。读书读成坏人的极少。读书明理,“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成为好人的绝对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