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特征论（二）
谭健
（二）文章合为时而著（杂文的新闻性特征）
报刊是杂文诞生的母腹。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起着负载和传播信息的作用。它及时地把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论告诉读者。人们的看法和评论在这里包括两类：一类属于集团组织，比如社论、本报评论员、短评等；一类属于个体，杂文就属于这一类。随着报纸这个大众传播媒介的运转，附丽其中的杂文也像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短评一样，包孕着新闻特征。
新闻特征种种，在杂文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信息素质和涉世性素质。传播信息是新闻的一大特征，杂文也具有这种传播信息的功能。虽然它在时效上不及正宗的新闻体如消息那样苛求和“正点”，但它却在信息的内涵中有着更丰富的层次：事变性信息、知识性信息、意见性信息。事变性信息一般从杂文的由头中表现出来。杂文是杂感，从何而感便是事变性信息的来源。其来源大抵有二途：一是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如冯英子的《“罗马的假日”以外》和严秀的《谈〈夜幕下的哈尔滨〉》来自电影，秦似的《从E·T想到的》来自报纸插图。二是耳闻目睹的事实，如胡风的《西崽哲学》、廖沫沙的《从外国回来的悲哀》，夏丏尊的《幽默的叫卖声》。知识性信息一般作为杂文的论据或论证，也有作为由头的。典故、历史、诗词、趣闻轶事、科学原理，都可以算作知识性信息。事变性信息和知识性信息，一方面为读者提供阅读贮藏和判断，另一方面它又充盈和加强杂文的意见性信息，使意见性信息不仅真实可信，站得住脚，而且产生极大的说服力。意见性信息是杂文文体最重要的信息，它要告诉读者的是杂文创作主体对某件事情的态度和看法，试图从中影响你的认识或判断。杂文文体的这一信息素质具有自身的特色，既有一般新闻文体信息的客观性，又有建立在信息的客观性上的主观性，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使得杂文文体的信息内涵别具一格，从而凸现了杂文独特的新闻特征。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单是报道事实还构不成新闻，这个事实还必须是新近发生的。这个“新近发生”，便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特征。杂文也是这样，它要求议论评价的事实是热门话题，而不是陈谷子烂芝麻，“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明日黄花便无人问津了。如果说新闻的“新近发生”主要表现在时效性上的话，那么杂文的“新近发生”主要指的是它的涉世性，即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时发表有针对性的意见和看法。这里的及时就是时效性。诚如夏衍同志所言：“有话就讲，有气就出，晚上写，天亮见报。”“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师大于三月二十五日为遇害的刘和珍等人开追悼会，鲁迅于四月一日写出《纪念刘和珍君》。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九十月间各地爱国学生两次集会南京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国民政府”诬指学生运动会使“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鲁迅先生在《申报》上看到这则电文的时间是十二月二十日，五天以后《“友邦惊诧”论》的檄文就与读者见面了。《无花的蔷薇之二》写于“三·一八”惨案当天。杂文之所以有力量，与它的这种快速敏捷的涉世性特征是分不开的。倘若反应迟钝缓慢，杂文便不成其为杂文，有可能仍囿于散文的町畦之内。杂文讲究时效性，是因为它有极强的涉世性，如果泛泛而论，漫无所指，争时间抢速度对它就完全是多余的了。涉世性所包含的针对性，主要含义是指杂文文体与现实的距离，以及它对现实中某一事物的准确指向。杂文与现实的距离是贴近的，甚至有点急功近利，看不破红尘。因为距离较近，也就能清晰地发现现实社会的种种变化，从而抓住与人们密切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激浊扬清，去腐生新，有益于社会和人们。这就是杂文的涉世性，也就是一种“强烈的干预生活的精神。”
杂文所具备的新闻特征———信息性（事变性信息、知识性信息、意见性信息）和涉世性（时效性、针对性），使我们很容易想到它在新闻家族中的大兄弟———新闻评论。从特征和功能上观照，杂文与新闻评论最为接近，在许多方面有一定的共性，都要涉及时事，触及社会舆论的热点，碰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对世道人心评头品足。但是，在这一机制的运转过程中，杂文走的是自己的路子，采用的是自己的方式和手段。似乎可以这样讲，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新闻评论。只有廓清了它与新闻评论的区别，杂文自身的特征才会荦荦大端。
说它特殊，其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杂文具有较强的个性色彩。随笔的开山祖师蒙田说：“我描写的就是我自己。”郁达夫认为杂文纯属“个人文体”，鲁迅对此也有所认识，他说：“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景是我所见的情状。”一如先生所表白的那样，我们读他的杂文，时常能深切地感受到他那极强的个性色彩，从他的杂文标题以及叙述语言便可悟得大概：《我之节烈观》、《我还不能“带住”》、《我要骗人》、《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我疑心……”“我独不解……”“我以为……”当然，这种个性色彩更多的是表现在独立思考上，所谓“不和众嚣，独具我见”。鲁迅的杂文之所以轰动一时且魅力长驻，就在于它发异响于社会，道人之所未道。新闻评论虽然也是由个体执笔操觚的，但它具备的却是集团色彩，它不是个人的抒情言志，而是代集团立言，诚如邓拓所言：“一篇社论是一期报纸的旗帜，其它形式的评论文章也都代表报纸的政治见解。”因为这样，表现在语言上是“我们”而不是“我”。在内涵的追求上，它也强调出新意有见解，但更多的是追求公理，以理服人。个性色彩一旦消融在集团组织的原则之中，才使得它具有一定的庄重性和权威性。杂文则表现出随意、偏激（我把一定程度的偏激视为杂文的一个优点），信不信由你的个性色彩。
其次，杂文有自己的侧重点。杂文和新闻评论虽然都是由新闻性、政治性和文学性三要素所组成，但杂文侧重的是文学性和政论性，新闻性次之。所谓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便是这个意思。新闻评论强调新闻性和政论性，文学性次之。由于杂文与新闻评论的侧重点不一样，便使杂文展现出区别于新闻评论的表现方式。当新闻评论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时，杂文却说：“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当新闻评论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杂文却说：“革命有血，有污秽，……”杂文在表现方式上力求形象化的特点，明显地区别于严谨的以逻辑推理为主的新闻评论。
再次，杂文由于是发一家之言，在内容和形式上享有很高的自由度，写什么，不写什么，运用这种方式，还是运用那种形式，少有羁绊，可以凭借作者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新闻评论是一种较为正规，富有集团色彩的文体，相对来讲，它受到的限制就多些，同样是社会舆论的热点，同样是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进入杂文容易，要成为新闻评论的话题，则要受到更加严格的筛选。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社会上新近发生的事情和动向都能进入新闻评论的，它有时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有时受到集团利益的拿捏，有时受到宣传效果的制约，等等。杂文就随意自由得多，只要是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上至宇宙人生之大，下到饮食起居之末，皆可寻找合适的表现角度揽入毂内。此外，杂文在表现方法上还有许多地方区别于新闻评论，比方它的含蓄隐晦，幽默俏皮。这里不赘述，俟后有详论。
（三）兴酣落笔摇五岳（杂文的战斗性特征）
杂文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存在是分不开的。有许多人在给杂文下定义时，都不忘记把“社会”二字限制在杂文之前，称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三十年代的新月诗人朱湘在给友人的信中建议：“刊物尾端我以为可加杂感一栏，好让我们这班文学中人批评社会。”足见现代杂文的兴趣就是着意于批评社会的。当代杂文也并未悖于这一初衷，有一位活跃在当代杂文园地里的杂文家曾表示：“我总认为，杂文一定要有战斗性，爱其所爱，恨其所恨，爱憎分明，才是它的战斗性。没有战斗性，也就没有杂文。”由此可见，杂文一开始便与社会结缘，这个缘份便是它对社会的批判功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战斗性。杂文的战斗性实际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披露，二是论辩，三是贬褒。披露就是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具体形诸文字便是亮出你要指摘的社会弊病和错误观点；论辩就是对已经揭示出的矛盾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以求达到剔肤见骨、辨明是非的目的；贬褒指对已经揭露分析出的矛盾作出是非评价，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明朗，绝不言“今天天气哈哈哈”。杂文战斗性的这三层含义是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分割，它有时呈规整结构，有时则错位颠倒，有时还相互渗透融合，浑然一体，难以辨出“七窍”，不可胶柱鼓瑟。
杂文的战斗性所包括的三层含义表明，杂文的战斗性不是戴帽子、打棍子，不是强词夺理乃至恐吓骂人。杂文的战斗性是通过揭示社会矛盾，然后作出是非评价来实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论辩，诚如马克思所言：“每一家报纸要进行斗争，都必须论战。”鲁迅说
：“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鲁迅把杂文比喻为“匕首”和“投枪”，“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就是因为他看中了杂文的论辩所具有的战斗作用。
杂文的战斗性这一重要特征，无疑是杂文文体立足的一根支柱，这根支柱的顶梁作用，使它区别于滥觞于法国，勃兴于英国的随笔（essay），在世界文体之林中别具一格。中国文学巨匠、也曾是杂文家的茅盾曾指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各国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重大作用，———它作为一支‘方面军’独立存在着，而且在革命文学的发展中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一代随笔（essay）大师蒙田和培根，其作品虽然颇具杂文的种种特征，也不乏幽默风趣，并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它们恰恰缺乏中国现代杂文切近时事的战斗性这一特征，追求的是绅士的风度，温婉的体气，自然就不能取代中国现代杂文。
杂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杂文的战斗性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概括起来讲，它主要指向社会生活的四个方面。
1、政治论辩
纵观杂文发展史———尤其是旧中国———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杂文是指向反动势力和新生的寄生虫的。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如鲁迅先生的《“友邦惊诧”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鞭挞军阀的如陈独秀的《随感录十一》、《随感录七十三》；讨伐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李大钊的《中日亲善》。这些杂文破理透辟，犀利痛快，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不愧“匕首”和“投枪”。时至今日，杂文的这一作用并未丧失，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杂文迅速作出了反应，出现了一大批切中林彪、“四人帮”要害，穷形尽相的好作品。如秦牧的《鬣狗的风格》、刘征的《“帮”式上纲法》，尚弓的《螃蟹及其它》、冯英子的《孔狗江马论》，等等。对于揭批林彪、“四人帮”，发挥了很强的战斗作用。正是因为杂文文体具有政治论辩的威力，一开始便受到一些反动分子的谪贬诋毁，认为杂文是“堕落”和“浪费的生产”，是“畸形的发展”，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以“推背法”来观之，这恰恰从另一面印证了杂文在政治论辩中发挥出的战斗作用。（待续）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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