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在国外知名的不多，赵浩生先生是一位。1920年出生，至今仍在写新闻的记者更少，赵浩生先生算一位。敢以“八十年来家国”述说个人人生回忆的记者绝无仅有，赵浩生先生算是唯一。

　　让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位记者。赵浩生，1920年11月29日出生于豫、鄂、皖交界的河南省息县，抗战胜利后进入重庆《中央日报》社任记者，采访过国、共双方最重要的高级领导人和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移居美国后，任耶鲁大学教授，同时面向全球中文报纸开辟《海外观察》专栏，作为自由专栏记者采写以海峡两岸重要人物及事件为主的“中国新闻”。中美邦交正常化后，赵浩生以新闻记者的独特身份推进中美文化交流。作为最早向世界宣传新中国的记者，赵浩生的新闻作品曾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认同回归的浪潮，被誉为“新中国风采的窗，海外游子回家的路”。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曾和祖国十几亿同胞在这些经历中哭过、笑过；作为一个海外游子，我更有些特别的观察和感受。”“记者见多识广，是历史这个大舞台的头排观众。”赵浩生先生如是说。

　　2001年，赵浩生先生以《八十年来家国》为题出版了回忆录。80年，是指1920年到2000年，这正是“家国”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记者的人生既是时间之河里的一滴水，又是历史长河上的一条船———这是有别于其他职业的一种特别的人生姿态。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记者的人生观察来观察一个记者的人生，从中感悟记者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生活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赵浩生的家乡地处三省交界处，是个“三不管”的地方，童年的赵浩生看惯了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抗战全面爆发，17岁的赵浩生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国难当头，家破人亡，赵浩生在河南、湖北、四川等地颠沛流离，几次在国民党抓捕进步学生的紧急关头死里逃生。正在他准备投奔延安时，不幸染上了严重的肺炎，当时，这几乎是不治之症。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只身到兰州养病，结识了大量进步人士，走进了人生的新天地。这时候，病痛折磨似乎都忽略不计了，他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思考祖国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他只身来到重庆，依靠出色的才华进入当时的大报《中央日报》，开始了记者生涯。在历经内战风云之后，他浪迹天涯，从日本而美国，漂泊了大半生。直到须发皆白的时候，叶落归根，回到了魂牵梦系的祖国。

　　人生80年，赵浩生可谓“行遍万里路，读破万卷书”，人生的苦难，生命的漂泊，他算是尝尽了其中滋味。对于一个人，这是幸，还是不幸？

　　70多岁的赵浩生曾经在一个黄昏登上故乡老屋附近的一个小山岗。小时候，他经常天不亮就到这里砍柴打草，背着一篓子朝霞晨光下山去。海外飘零，这座小山岗常常出现在梦里。如今，他踩着当年的脚印，看着夕阳晚照，落霞满天，用竹杖在地上写下两句诗：“一点浩然气，快哉万里风”，“难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是对青春的怀想，对岁月的领悟，有感叹，也有感恩。

　　其实，人生的幸与不幸很难说清。一个记者最好是能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聂鲁达那样，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我承认，我曾经历尽沧桑”。

　　对新闻的判读首先是对时代的判读

　　“我这一生中有幸目睹了国际间几次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一是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垮台；二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条件投降后卧薪尝胆，逐渐变为世界强国；三是中国在连年动乱之后，邓小平制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赵浩生和他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传奇。记者是传奇的第一目击人和见证者，是幸运，也是责任。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倍受关注。刚刚成为《中央日报》记者的赵浩生站在重庆街头观察和思考着时局，他第一次真正感到一个记者对新闻的判读首先是对时代的判读。他面前是毛泽东、周恩来、马歇尔、蒋介石等历史人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时刻。和他一起战斗的有《大公报》的张季鸾、范长江，《新华日报》的乔木、许涤新，《中央日报》的陶希圣、胡健中……赵浩生感到自己的心跳与时代的脉搏是如此接近，手中的笔和笔下的每一个字都这样神圣，他用记者的良知和中国人的良心记录下了这段历史。

　　1960年，赵浩生执教耶鲁大学。这位高等学府的教授，却深感“干新闻就像抽鸦片一样，一抽就上瘾，一辈子也戒不掉”，过起了“教授记者两栖式”的生活。这正是家园万里、天涯相隔的岁月，海外华侨渴望听到来自新中国的消息。赵浩生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获取信息，面向全球中文报纸开辟“海外观察”专栏，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新中国的记者。

　　1971年，美国国家安全特别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的消息不胫而走，国际舆论间对中美关系众说纷纭。赵浩生立即以旅美华侨记者的名义发表了评论《美国华侨看尼克松总统访华》，表达了旅美40万华侨对尼克松访华“像对日抗战胜利一样地令人兴奋”的共同心声。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香港《七十年代》等报刊纷纷抢发，《参考消息》全文转载。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不久，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振奋着中国心。赵浩生作为早已在联合国登记的专栏记者亲身经历这一切。他应邀向中国代表团介绍美国，向美国人民介绍伟大的中国。1973年5月8日，赵浩生冲破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在阔别20多年后，从香港落马洲跨进了深圳罗湖桥。52天的归乡之旅，他写了大量观察和游记，回到美国后，他以《我是怎么决定回中国的》、《中国归来答客难》等为题，在全球华文报刊大规模介绍中国现状，向社会各界发表演讲，掀起了华侨空前的回归热潮。

　　当时，所谓的“台湾政府”对赵浩生采取了一系列恐吓、迫害等报复行动，然而在华侨支持下，赵浩生非但临危不惧、谈笑风生，而且“变本加厉”，先后与友人合办起《星岛日报·纽约版》和《北美日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光荣地完成了一个独立报纸宣传、鼓吹保卫钓鱼岛爱国运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中美建交、留美中国人认同回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使命”，在海外华文报业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值得记住的是，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一次发表演讲的中文稿，就是由《星岛日报·纽约版》最先发表出来的。

　　1996年，香港回归在即，“特首”竞选拉开帷幕。在香港《大公报》和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几乎同时连载起长篇新闻观察《我看香江三十年》，作者就是赵浩生。情如香江水，流进了历史的心田。很少有人知道，董建华竞选“特首”的最初动议者也正是赵浩生。

　　赵浩生很喜欢香港落马洲这个地方，台湾诗人洛夫曾在这里写下著名的诗句：“望远镜里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赵浩生把手中的笔变成历史航船的桨，抚慰的不仅是乡愁，还拨动着时代的琴弦。

　　让“人与事”从沉睡的历史中醒来

　　在赵浩生先生的新闻作品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占了很大的比例。

　　80年来家国，他经历的历史事件难以数计，作为“头排观众”，他看到、听到的，也许是最真实的历史。所以，他的新闻作品特别具有了一种“史”的意义。

　　构成事件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作为早期“中央日报”的记者，他对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记录和观察，似乎可以作为历史的一种版本来阅读。从重庆谈判、旧政协、国共和谈、马歇尔调处、还都南京、国民大会、退避庐山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到兵败山倒、盘踞台岛，赵浩生一直是一个冷静的目击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又独家采访了蒋氏夫妇，给人们留下了清醒的反思。此外，还有傅作义、杜聿明、文强等国民党将领，赵浩生的采访成为珍贵的史料。

　　也许是承继着“五四”的传统，赵浩生特别关注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的文化名人的命运。他既采访过旅居海外的林语堂、张大千等大师，也曾利用归国之机，采访了谢冰心、冯友兰、林默涵、曹禺、夏衍、臧克家、吴作人、李可染等各界名流。这些作品，被汇编成了《悼念与回忆》、《从三十年代到新的长征》等书，广为流传。对于海外游子，“客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赵浩生成了乡愁的慰藉；对于世人关注的新中国文化界，“凭君传语报平安”，赵浩生成了交流的桥梁。

　　前苏联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回忆自己坎坷的一生时，用了最平淡的一个词组：人与事。平淡背后是深意，平静下面是潮汐。在一个对祖国爱得深、将使命看得重的记者来说，历史睡了，但“人与事”永远醒着。

　　书写在时代长河中的“记者哲学”

　　“八十年来家国”是回忆录，但记者的回忆录总难免谈点“记者经”，择其要者录下。

　　初当记者，赵浩生专访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此人是有名的“难开口”，赵浩生以巧妙的提问引得他金口大开，采访和报道都大获成功。赵因此认为“独立见解”是记者成功要诀。

　　赵浩生是最早知道林彪叛逃的外籍记者。但“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他“一向恪守的原则就是不以所谓内幕新闻换取个人荣耀，更不能因为自己的笔给他人带来伤害，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赵浩生“忍痛割爱”，没有擅自发表任何报道，而被其他的外国记者抢了先，他说：“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首先应该对得起良心，决不愿逞一时之快发表可能对中国有伤害的东西。”

　　赵浩生认为，记者采访“关键在于互相信任”，“写文章的原则是决不披露消息来源，在没有得到对方许可的前提下，决不把私人谈话当做新闻来发表”。“舆论可以捧人，也可以杀人，记者手中的这支笔不是可以随意放射的，决不可有闻必录，决不可滥伤新闻人物。”这是今天看来都很有教益的“记者哲学”。

　　在这个前提下，赵浩生把“观察与提问、思考与评论”视为记者的“命根子”，“该出手时必出手”。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赵浩生以《娘家人来了》为题发表时评。之后，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赵浩生以《婆家人来了》为题发表时评。两篇文章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归国之日，赵浩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成功的访问，无限的欣慰》。1995年，李登辉以康奈尔大学校友的身份到美国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赵浩生立即撰写了揭露台独嘴脸、分析中美关系的文章《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份内部刊物上。

　　赵浩生是穆青先生的同学、同乡、同行，人称“三同老友”。在穆青退休时的“穆青作品研讨会”上，赵浩生发表了演讲。他应《人民日报》副社长、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的邀请，在《人民日报》社作了题为《对发展中国新闻事业的几点建议》的演讲，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作了以《漫话美国新闻事业》为总题的系列演讲。这些年来，赵浩生还兼任着国内数十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系列演讲和讲座，构成了他“以西视中，以中观西”的独特的新闻理念。

　　最后说点闲话。我最初认识赵浩生先生是在电视上，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节目邀请水均益聊天。水均益在演播室门口等着被“提审”的时候，赵浩生先生恰好也去参加一个什么节目的录制，既然碰上了，又还都有点等待的时间，老少两代记者就扯了几句闲天。忽然，赵老对小水的姓氏发生了兴趣。

　　“你姓水，你是哪里人？”赵老问。

　　“兰州。”小水答。

　　“兰州？！那么兰州的水梓先生跟你什么关系？”赵老惊问。

　　“那是我爷爷！”小水惊答。

　　“唉呀呀……”赵老一把抱住了小水。

　　原来，1940年，赵浩生得了肺炎，到兰州养病时，便住在水梓先生家。水家，是坐拥西北、名震神州的大户，有文化，有名望，树大根深，家脉渊源。

　　故人天涯，相逢一笑。一老一少挽手走进《朋友》现场。两个人都是名记者，但本来还可以“显摆显摆”的水均益，面对80年厚的历史和人生，只有虔诚的微笑和沉默。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