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一种文体的卓然独立，主要是根据它自身足以区别其它文体的特征。所谓特征，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或标志。肇始于鲁迅时代的现代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散文中脱颖而出，成为报刊杂志的“亮点”，它所具备的特征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具备一些什么特征才称得上是杂文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有研究者认为，杂文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迅速敏锐，二是短小精悍，三是尖锐活泼，四是生动形象。有人持另外四特征说：一要有战斗性，二要杂而有文，三要有丰富的知识，四要短小精悍。还有更为具体的四特征说：一曰夹叙夹议，二曰引经据典作比兴，三曰嬉笑怒骂以隐晦曲折的笔法出之，四曰短小精悍。有杂文创作经验的杂文家根据他们的创作体会，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杂文特征说，认为杂文需要具备三特征：一为刺，二为文采，三为言少意丰。另有杂文家认为：“杂文姓‘杂’。它不像某些体裁那样需要有几‘要素’，几‘特征’，但是，一篇象样的杂文，应该具备3个特点：一、思想鲜明，观点新颖，二，文学色彩浓郁，可读性强，三、紧贴时代脉搏和现实生活。”考察杂文的历史流变，稽案不同时代的杂文作品，比较不同的杂文特征观点，我发现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原因，大抵出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杂文，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是古已有之的。齐梁时代的文艺理论大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曾专设杂文一章。不过，它所界说的杂文与现代杂文相去甚远，指的是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等一些当时尚未独立成体的篇什，所谓“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也未能跳出这一窠臼，仍然把那些“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的文章称为杂文。由此可见，鲁迅时代之前所界定的杂文，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仅仅是一种无归所归的大杂烩。是一种“类”所指，而不是“这一个”。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初叶，随着现代新闻事业的勃起，现代杂文也悄然兴隆起来，林林总总的报刊纷纷为杂文开辟走马的疆场，一个个以“随感录”、“自由谈”等名之的杂文栏目充盈版面。在这种情势下，杂文得到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好几个杂文流派，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贴近现实的“匕首、投枪”派，二是由林语堂掌门的空灵幽默派，三是由周作人领衔的闲适轻松派（俟后基本上与林语堂合流）。这时期的杂文在文体上开始有了定规，不再是“类”所指，但在杂文的思想格调、主旨含蕴和题材范围上却呈发散状，略输文体所理应具备的凝敛性。也就是说，虽然它在内涵上有了大致明确的界限，但在外延上却漫无畛域。现代杂文的开山祖师鲁迅先生仙逝后，尽管几度出现过鲁迅笔法已经过时的观点，但鲁迅面对现实、指陈时弊这一支脉还是得以承袭下来了，而其他流派却渐行渐远。这样一来，杂文不仅在内涵上有了明确限定，在外延上也有了自束的范畴了。这一外延上的缩小乃至狭窄是好是坏，非本文鹄的。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时期的杂文概念、鲁迅时代的杂文概念、古典时期的杂文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造成杂文特征界定分歧的原因，就在于把它们笼而统之了。没有给被界定者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面向不同的对象，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忽略了认识事物特征的参照系。要认识一件事物的特征，须得把该事物放在与之毗邻的系统中，在参照物中去考察，而与之毗邻的系统并非一个，左邻右舍，前村后店，随着参照系的改变，事物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你说“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时，是把文艺作为参照系；当你说杂文最根本的个性乃是“针”时，杂文是被置于社会这个系统中了；当你说杂文是“以凝炼如诗的语言写出的真话时，杂文更多的是被放在伦理道义系统中了；当你说“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熔叙事、抒情、说理于一炉的文学小品”时，这显然是着眼于杂文的写作方式而言的。要给杂文下定义，把它放在与之最为接近的系统中去考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果要全面认识杂文的特征，把它置于任何一个系统中考察，只强调一个特征，而否定其它特征，都会失之片面或偏颇。

　　三是没有吃透特征概念的全部含义。所谓特征应当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其它文体也具备，但惟杂文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其他文体无，惟杂文独有。第二个层次当然最能使杂文与其它文体划清界限的，但在当代科学不断从解析走向综合，各门学科日趋相互渗透的今天，要揭示出杂文的种种特征只有杂文具备，而与其他文体无涉，是极其困难的，也是不科学的、做不到的。因此，杂文特征除了它本身独有的之外，还有一些是其他文体也具备的，只不过杂文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而已。我们在论述杂文特征时，不可因之将它排斥于杂文之外。　　

　　四是缺乏对杂文的主导特征的探幽抉微。杂文的各个特征对杂文文体的制约力和影响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相比之下，总有一个起着主导作用。一般说来，制约和规范文体的最根本的特征应当是它的思维方式，用形象思维便会产生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用逻辑思维便会形成科学理论、哲学论文等理论体裁。制约和规范杂文文体的主导特征，也应当是它的思维方式，而过去我们对此则鲜有这样的认识。为什么初涉杂文之途的新手切近时事发论，强作俏皮，频频用典，字数篇幅也并不逾矩，但仍然写不出杂文味来？究其缘由，恐怕正是没有把握住杂文的主导特征所致。　　

　　由此可见，对杂文的见仁见智，原因无他，是因为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走入了误区，本文的旨归就是要走出误区，重建杂文特征的新坐标，尽可能全面地论述杂文特征。具体来讲，就是立足鲁迅并鲁迅以来的现代杂文，以此为对象，把它放在不同的参照系中，尽可能全面地揭示出杂文独有的特征和与其它文体相比较而突出的特征，揭示出杂文的一般特性和主导特征，从而对杂文的特征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二、杂文的五大特征

　　（一）短笛无腔信口吹（杂文的短小自由的特征）　　

　　现代杂文的崛起，与现代报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说没有上世纪20年代初叶报刊杂志的蜂起蝶涌，便没有现代杂文的脱颖而出、自立门户。报刊杂志是杂文得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母体。

　　杂文在报刊上一出现，便显示出短小自由的特征。它从襁褓走向成熟，其它方面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短小自由的特征却一如既往。原因何在？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证。一是它的外在规定性。报纸的重要功能是传递信息，杂文借助这个传播媒介，主要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对社会反映出的信息进行自由的议论评说。这就表明，杂文不是正宗的新闻体。因此，在地位的排定上，屈居九流之末，反映在版面上，只能给一个报屁股，或缩于一隅，或补添一角，万不敢奢望今日时常雄居报纸副刊头条的位置。难怪当时许多报刊开设的杂文栏目，均以补白、小言、闲言、随感录、乱谈、语丝、杂感名之。一块小小的天地，自然不能做信马由缰、洋洋洒洒式的大文章，而只能“高台走车”，在有限中表现自己。这是杂文短小的外在规定性。但是，外在规定性对杂文文体的短小自由的特征是缺乏制约力的，也不能真正反映出杂文文体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特征应当是内在规律和要求的一种突出外化，单纯的外在规定性是形不成特征的。那么，杂文短小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是什么呢？为了阐述的方便，我以1918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开辟的栏目来例释。　　

　　中国报业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便与西方有别，它不是为了传递商业信息或新闻，而是看中了它作为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可以负载传播思想观点这一特点。这就决定了它起首便以言论为主，报纸一度没有成为新闻纸，而是近乎评论纸。各色各样，大小不等的评论争先恐后地走上了报纸版面，杂文也争得了一席之地。与其它评论文体相比，杂文这一席之地的确是小天地，这是因为杂文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要评论的方式不需要“海阔天空”，弹丸地足也。《每周评论》当时开辟的栏目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来信、新刊批评、选论、名著等。栏目众多，几乎都离不开“评议”二字。随感录作为杂文，在这些栏目中就算不得重头货了。要纵论外国风云，有国外大事述评园地，想放谈神州经纬，有国内大事述评专栏，说文艺有文艺时评，议书刊有新刊批评。杂文在这里的评议，单从思想内容和题材范围来看，就只能是一种补充了。于是，正面攻坚的、大量批发的、过于专业的，它皆不取，只迂回侧击，只做小本生意，只言红尘世俗。这样的文体追求自然用不着洋洋洒洒做长篇大论，豆腐块也就差强人意了。有研究者认为《新青年》“‘随感录’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杂文的最终诞生”，我以为“随感录”这三个字最恰当不过地昭示了杂文适合短小的内在要求。因为是随感，便不必深思熟虑，十年磨一剑；因为是随感，便不求系统配套，博大恢宏；因为是随感，便可以随感随录，点到为止，而不辞零散杂碎；因为是随感，便不悠悠布阵，只是顺手一枪；因为是随感，便不作长叹，只是短吟。归结一句话，因为是随感，便只是一鳞一爪，“一鼻一嘴一毛”，并不面面俱到，遍打周遭。说兵燹之乱，只列举一连串数据，揭露军阀政府以裁兵之名行发财之实的本质；批判封建主义，只针砭扶乩、静坐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并不写一篇论中国封建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一类的大块文章。杂文界老前辈夏衍说得通俗明白：“杂文姓杂，几十字、几百字，最多‘千字文’也就可以了……杂文可以‘单打一’，一篇文章讲一件事，不必求全，不要面面俱到，要短而精，不要长而漫，不要让‘懒婆娘的裹脚布’混入杂文之林。”

　　杂文负载的内容和议论方式与短小的形式珠椟相匹。由于它运行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轨道上，投合了新闻短小的特征，因而，长期以来在报刊上形成了千字文的基本格局。有的甚至直接把杂文唤作“千字文”。严格说来，这一概括是不太准确的。杂文短小的特征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尺度：一是外在尺度，即篇幅短小，字数有限。这是显露在外，一目了然的。千字文的概括就是停留在这个层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内在尺度，这个尺度是隐藏在外在尺度背后的，不那么昭彰，不怎么裸裎，须得勾深致远，才能见出真谛。这就是杂文特有的透视生活的角度和运思方式，表现为大中取小，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一粒沙子看世界。鲁迅先生的《现代史》，只写了那些个变戏法的，却勾勒出了现代历史发展的脉象；唐弢的《新脸谱》，以中国京剧脸谱为喻物，寥寥三五百字便揭穿了帮凶文人的真实嘴脸。这就是内在尺度剪裁所生发出来的惊人奇效。

　　杂文的外在尺度虽然居于浅表层面，但它是一个硬性尺度，在字数上没有通融的余地，千字文便是千字文，不能放纵笔墨，下笔万言。否则就水漫金山，脱逸出轨了。内在尺度是一个软性的尺度，特有的透视生活的角度和运思方式，并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而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实现，比方切入的角度、题材的选择、写作上的不拘一格等。它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杂文的短小特征，应当是外在的硬性尺度与内在的软性尺度的统一或契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把小和巧两字连缀在一起，称之为小巧，用以形容某件事物的精悍，是具有一定道理的。杂文要求短小，单是从外在的硬性尺度上来规范，断然是短小不起来的，还须从内在的软性尺度上做文章，寻思透视生活和运思方式上的巧点子。只有点子巧了，才能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有效地控制字数篇幅。初学者每每苦于打不住笔墨，原因无它，就在于只粗通外在的硬性尺度———字数篇幅，而未能悟得透视生活和运思方式上的巧点子，其结果当然是不得要领。

　　杂文外在的硬性尺度和内在的软性尺度相统一，有机地制约着创作主体，规范杂文文体。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范畴来认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所谓外在的硬性尺度实际上是一个量的范畴，内在的软性尺度实际上是一个质的范畴，这两个范畴作用在一起，联袂制约规范创作主体和杂文文体。当然，质的范畴在相互交合作用中起着主导作用。一个杂文创作者在他的构思写作过程中，受到量的范畴规范时，他不可能随心所欲，无视那只有千字左右的格子对他的制约，而任意挥洒，恣肆铺排。于是，他就要考虑从质的范畴去控制文体，从质的范畴去恪守翰墨的空间。这是杂文创作主体所作的必然选择，若不然，他便不能驾驭和控制杂文文体，因为它摆脱了质的范畴对他所应有的制约力。杂文的短小特征所包含的质的范畴和量的范畴，也同样规范着杂文文体。衡量一篇文章是不是杂文，看它在不在短小特征所包含的质的范畴和量的范畴中，是它的重要标识之一。量的范畴是数量的限数，质的范畴是质的规定性，一篇名副其实的地道杂文，应当是数量的限数和质的规定性的统一。当然，质的规定性在这里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偶然也能碰到超过了字数的限度，而仍然可以视之为杂文的缘由。而一旦冲破了质的规定性，不论在字数篇幅上如何循规蹈矩，也难以冠之以杂文的名称。

　　杂文的短小特征由于不仅具有外在的硬性的尺度，而且具有内在的软性尺度，杂文文体便出现了一种颇有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它受到文体短小的严格限制和规范，另一方面它又获得了文体的极大自由。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随意点染；引车卖浆者流，织席贩履之徒，无不涉猎；不分峨冠博带，不辨皂隶布衣，尽可遣上笔端。在作法上更是不拘一格，随感体、日记体、寓言体、序跋体、书信体、戏剧体、小说体、散文体、夫子自道体……不一而足。于是，小小“豆腐块”却不可小觑，它小中见大，勺水兴波，言辞有尽，含蕴悠远，不是一览无余的“直布头”。这纯然是一种超越了限制的自由状态。（待续）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