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的信息化特点已日渐凸现。军事新闻传播作为现代信息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适应现代战争新形势，我们须对军事新闻传播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重新认识，积极应对。

　　一、管理体制与机制问题

　　管理体制与机制是达到军事新闻传播管理目标的最基本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军事新闻传播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可以更好地适应国防建设和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一般来说，军事新闻传播管理应实现如下目标：1、维护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2、正确引导军事舆论；3、配合国家、社会各方达成应有的目标。面对这些目标，简单划一的管理体制是难以胜任的，建立起一个“战时制动”、“平时联动”、协调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十分必要。所谓“战时制动”，是指在战时国家能完全控制住有损国家和军队利益的传播行动；而“平时联动”，是指在和平时期军队与地方进行沟通互动，以共同达成预定的传播目标。借鉴历史上和国外实践的经验，一个良好的军事新闻传播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应从法律机制、协统机制和自律机制等方面入手。

　　法律机制

　　对于军事新闻传播的管理，各国都没有放弃法治这一手段。法治管理可以使大部分的管理制度化、正常化，大大减轻管理的成本（如沟通成本等），强化当事人的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一项基本的管理手段。在立法方面，各国普遍的做法是制定军事新闻的禁载范围，直接对军事新闻传播活动进行约束和制裁。禁载的范围和内容一般包括：国防规划、军事计划和作战计划；军事基地、军港、空港、防御工事及其他军事设施和军事设备；军事会议及记录；军事指挥人员的变动；军事演习与培训；战争模拟技术及演练；军事科技状况；国际军事关系中的敏感事项；其他应予保密的军事秘密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军事立法，对于那些重要、特殊的领域，都规定了细化的禁载标准和范围，如防空法、测绘法、水陆地图条例等。此外，许多国家将比较容易忽视的图书杂志的出版，也纳入了严格的军事新闻传播管理体系中。2001年5月，已经退休的美国核专家斯蒂尔曼打算出版《中国核武器项目内幕》一书，得到了美国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却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反复审查和司法部的多次“封杀”，原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担心该书的出版有损美国的整体形象和整体利益（因为该书中证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是自力更生的成果，并非是“窃取他人机密”的结果，回应了以前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诬蔑）。尽管斯蒂尔曼认为，这完全是对出版自由的不当干预；但后来法院还是支持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观点，禁止该书的出版。这一事例说明，在出版图书杂志时，仍然存在军事秘密被泄露的危险，因而对此也应高度重视。另外，各国在处理新闻自由与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关系方面，均倾向于对后者的保护。1975年2月葡萄牙颁布的《新闻法》中就明确规定：“新闻业拥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不接受任何检查，但其活动要受宪法和军事法条款的约束。”许多国家在适用法律方面，更多地将军事法规定置于新闻法规之上，这是符合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整体要求的。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情况跟许多大陆法系的国家基本一致，有关军事新闻传播的规定，大多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国家安全法》、《国家保密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基本上构成了军事新闻传播管理的法律体系，但有几个方面仍待补充、加强。一是法规的细化工作。许多军事法规还不够具体、细化，容易造成军事秘密泄露事件的发生。二是军事新闻传播的多方协调约束机制。像美国国务院办公室对于媒体传播的“预先约定”机制，情报部门的“指导和预警”机制；英国的“D通知”（英国国防部、媒体和社会代表三方就新闻传播事项进行事先通知、约定的制度，取“DEFENSE”的第一个字母而得名）；日本的“公务员保密法”以及“社会有关各方协商”机制，都是多方参与、“多管齐下”的预警和联控机制，这样就加强了军事新闻传播管理的沟通互动，有利于预防不良传播事件的发生，有利于提高军事新闻传播的安全与效率，值得我们借鉴。

　　协调机制

　　在军事新闻传播管理工作中，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管理运行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协调统一的管理机制在部门设置上包括保密部门、审查预警部门、行政军事应对部门。保密部门主要负责秘密文件、资料的保管和使用工作，必须建立严格的保密规章制度，配备专业的、可靠的管理人员，采用先进的管理设备与技术。审查预警部门主要承担日常督察和适时预警任务，由军事新闻主管部门、军事情报分析部门组成。行政军事应对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业已发生的军事新闻传播案件进行处理并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上述3个部门应经常进行信息沟通。协调统一机制还表现在管理人员职责的整合、交叉方面。不少国家的新闻媒体管理人员，同时又是政府或军界的负责人，这种职务交叉、重叠现象，正是军事新闻传播管理协调统一机制的具体体现。如，德国新闻局局长同时兼任总理的政府发言人；现代舆论学奠基人李普曼在二战时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陆军上尉，直接负责战时的新闻检查。

　　自律机制

　　自律机制也是实施有效军事新闻传播管理的重要机制，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建立此项机制。我国有关的出版法规也规定：出版团体和组织在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军事组织应实行更加严格的自律管理，军事单位应制订严格的自律规则，同时还应注意与社会出版团体的沟通互动，在保密环节最好建立沟通协商的联合保密制度。有些单位忽视了这种联合保密制度，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沿海某市一家媒体在未同有关方面沟通的情况下刊发了海军潜艇活动的有关情况，就造成军事工作的被动。军事新闻传播管理的自律既有业内自律也有个人自律，国外因为新闻职业化程度比较高，业内自律的水平也比较高，我们也应该加强行业的自律。在个人自律方面，应增强相关人员的军事意识和国家责任感，并且可以利用媒体集训等方式来加强这种自律意识。

　　二、保密问题

　　保密问题是军事新闻传播管理中的日常问题和核心问题。1941年，毛泽东同志针对敌特利用各种手段窃取八路军、新四军机密以及军队内部泄密的情况，亲笔为军委机要处题词“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提醒全军时刻保持高度警觉。1951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江泽民同志在一次保密工作会议上对保密问题集中概括了两句话：“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保密工作如此重要，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当前我们的军事保密工作应注意纠正这样一些错误倾向：一是“重内不重外”。许多人认为保密主要是内部不能公开的秘密文件资料的保密，对于新闻传播、军民共建、军事训练、国际军事交往等公开渠道的保密工作则不太重视。二是在保密主体方面，有些人觉得保密工作是保密部门的事情，与自己以及社会其他方面没有多大关系，忽视了保密部门、情报部门、军事主管部门、行政部门乃至社会各方面的联合保密的巨大作用。在保密内容方面，有人只注重己方信息的保密，而对知悉的其他信息的保密不太重视，缺乏“系统保密”的观念。这里有一个滥用新闻自由、忽视“系统保密”的例子。那是在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一名记者擅自刊发了美军破译日本军事密码的消息，给美国军方造成了潜在的危险，局面非常被动，记者所在报社决定“辟谣”；后来情况反映给罗斯福，他当机立断，决定不予“辟谣”，顺其自然。结果，日方认为这是一条假新闻，也没有理会，仍然用原密码传送电文，才没给美方造成危害。此事真可谓是“有惊无险”，但这名记者的做法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三是不注意对新情况进行研究。随着社会及军事新技术的发展，战争日趋复杂、多变，军事信息的保密工作不断地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主动地适应这些新变化，从容应对出现的新问题，而不能一味地沿袭传统的保密制度和方法，不求改变。1996年4月，俄车臣非法武装头目杜达耶夫因使用手机而暴露，被俄军发射的导弹击毙，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国家军事保密部门的重视。在最近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有这样的规定：“严禁将移动电话带入作战室、情报室、机要室、通信枢纽、涉密会场、军用飞机和舰船、重要仓库、导弹发射阵地等场所；在设有有线通讯工具的场所工作时，不得使用移动电话办理公务。严禁使用移动电话、寻呼机谈论、传送涉密信息。”这样的规定适应了保密工作的新情况，对加强军事保密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另外据欧盟的一份调查报告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已建立一个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电子监视侦测网络系统，每天都截获、过滤大量的国际移动通讯数据。新技术给军事保密工作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远不止这些，在此不作赘述。

　　三、军事舆论引导问题

　　军事新闻传播不仅是信息传播，而且也是意见传播和舆论引导。军事舆论引导在军事新闻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来讲，军事舆论引导的内容包括：国家及军队形象的塑造，国家及军队形象的维护，军民关系共建，国家军事关系协调等。在形象塑造与维护的舆论引导中，媒体应该以国家和军队的利益、大局为重，维护国家、民族、军队的尊严，客观地评述有关军事关系和军事活动，并严格地遵守国际关系准则和相关约定。在军民关系的引导中，媒体应把握住“军民鱼水情”这一主旋律，积极、热情地讴歌拥军爱民的先进事迹，为不断增进军民关系架桥铺路。对于国际军事新闻的处理，首先应该严格按照国际法准则、国际新闻自由公约、国际军事与外交规约来进行。但对某些国际军事新闻对我“妖魔化”的倾向，必须加以重视。一些国家利用自己强大的新闻传播实力，丑化他国形象，误导国际舆论，损害了许多国家的利益，对此我们应加强情报分析工作，保持足够的警惕。

　　美国总统里根在任时发起的“星球大战计划”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该计划被美国新闻媒体大肆宣传，甚至拍成了专门的电影、电视，一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前苏联心存不安，为了保持实力上的均势，运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展开与美国的竞争，但最终美国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一计划。事后有学者分析认为，美国的这一计划是利用媒体施放的一枚“烟幕弹”，其用意之一是吸引前苏联的注意力，让其跟随美国投入大量资财，从而在经济上削弱、拖垮苏联。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前苏联付出的代价和遭受的损失可就太大了。所以，我们的军事新闻传播应注意警惕误导性传播，维护国家和军队的利益。

　　（作者系青岛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