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全党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任务，战场是全党全国舆论的中心，军事报道就一直是新华社新闻报道第一位的任务。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向苏皖、晋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等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的形势，1946年夏，新华社加强了总社编辑部门和各地分支机构，并在人民解放军中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报道网。新华社记者被派到全国各个战场，担负起了及时地充分地报道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程，记录人民英雄可歌可泣战斗业绩和祖国解放的繁重任务。

　　1946年11月，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同志到达延安，被分配到新华社，担任副总编辑之职，协助社长廖承志同志领导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工作。这时新华社为适应解放战争的形势，在各战略区配备了特派记者。根据工作分工，特派记者这一工作就由范长江负责领导。这年的8月28日，新华社制定颁布了《特派记者工作条例》，规定：“特派记者负责采写一定地区具有全国宣传意义和教育意义之新闻及其它总社委托事宜。”

　　范长江对军事报道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1935年9月至12月，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进行的长征，那些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对于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深谙前线记者的甘苦，对于记者的工作热心关注，也能体谅他们的困难。

　　他认为，作为特派记者，要从中了解全局，洞悉敌人动向，就要把中央精神作为自己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述的依据。他担任领导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工作后，坚持向特派记者提供《情况通报》、《业务通报》和定期的工作小结。其中，对记者帮助最大、最受欢迎的是《情况通报》，它对当前政治、军事情况的分析，对敌人动向的判断以及每个时期的宣传方针、报道工作和应当重视的问题。《情况通报》大致每月发给特派记者一次。最初五次的内容分别是：《对“坚决斗争，力争和平”的报道意见》、《关于蒋介石破坏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报道意见》、《揭露发动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宣传自卫战争必胜》、《大力宣传自卫战争和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原因》、《宣传报道仍应提高我自卫战争必胜的信心》。这些通报都是根据中央制定的政治军事上的宣传要点，深受特派记者的欢迎。可惜这种《情况通报》前后总共只发了7次，1947年1月12日发至“新1号”时，由于密码被国民党中央社破译，便不再发。

　　11月14日，范长江签发了总社向各分社和特派记者发出的《特派记者工作简单总结》。该总结于15、16日两天由总社业务台向各分社发出，通报了特派记者工作的情况，表扬了朱穆之、陈笑雨、杨赓、穆欣等人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并决定今后继续派出记者加强这一工作。还增聘华山为驻冀热辽的特派记者，另派刘白羽、李普、鲁明为特派记者，分别出发至指定地区进行采访工作。在通报中，总社要求第一批特派记者做出工作总结，新任命的特派记者到达指定地点后，迅速制定工作计划并报告总社。新华社的特派记者工作是适应全国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特派记者全部由资深记者担任，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都较强，机动灵活。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深入发展，担任特派记者的还有穆青、李千峰等。在解放战争时期，特派记者深入各个战场，随军转战，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新闻名篇，出色地完成了重大报道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集团迫于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民主势力的压力，但主要还是由于来不及完成反动内战的准备，不得不戴上和平谈判的假面具，实际上背后却在加紧进行着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战争部署。果然不出数月，蒋介石发动的一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就在东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地全面展开，而且日渐逼近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延安清凉山上平静的气氛消失了。1947年3月8日黄昏，在延安新市场举行了反对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邓颖超等发表演说，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演说，有力地激起了人们的战斗豪情。

　　范长江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深深受到感染。当夜回来后，他立即召开编辑部会议，就如何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做好新华社的军事报道，发表了长篇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编辑部的编辑和从前方回来的特派记者。会议气氛紧张、热烈，范长江侃侃而谈，从军事宣传的观点、任务和方针，策略问题，直到军事报道的方式、方法，联系中央有关指示，作了详细的阐释。

　　范长江同志首先讲到军事宣传的观点问题。他说，记者进行报道的时候，要有群众观点，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同志中间尚未解决，尚未真正了解群众对于军事报道的思想感情如何。军事报道应当强调群众观点，这也就是要解决正确认识军事报道的对象问题。我们军事报道的主要对象是解放区群众，采访、写作应当照顾群众的爱好和兴趣。先前总社《关于特派记者工作的指示》中曾说，特派记者的任务主要在于对外宣传，“根据国民党区和海外人士需要，系统地介绍解放区”各方面情况。鉴于这时战局发展的情势，范长江说：“总社特派员也应当以解放区为主。”他举例说，原在中央社工作的高而公所写的《从一个细胞来看解放区》，证明典型报道也可以给蒋管区的读者看。他这篇典型报道，在蒋管区读者中很受欢迎，说明他有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观点，答复了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思想上许多疑点。

　　谈到任务，他说军事报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瓦解敌人，一是鼓励士气（除了军心还有民心在内）。有些稿件的重心在“瓦解敌人”，有些在“鼓励士气”，或者兼而有之。“写作要有力地抓住一点，有生气，使每个字都在讲话。”瓦解敌人不光是暴露，主要使他上下级脱离、分化，孤立上层，动摇中层，使用材料要注意这一点。口头广播每天广播的俘虏名单，转播俘虏的信件、电报，作用皆在于瓦解敌人。最近播出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俘的海竞强（国民党整编第188旅少将旅长）、萧重光（第193师少将师长）的家信，对动摇蒋军中层有很大作用，减弱了他们打内战的决心。

　　军事报道并不单纯是鼓励士气，指导战争也是它的重要任务。所谓“指导战争”，就是要扩大报道范围，克服单纯军事观点，而及于各项工作的广大新闻领域。只是军事机密性大，须得在不妨害机密的前提下，对一般群众作战争指导，传播好的杀敌办法。所谓“机密”，有些事情几乎永远不能讲，有的过一段时间才能讲（如一个战役何人指挥，事后才可以讲）。在提倡勇敢之外，还要注意其他问题的指导，从战略方针和战术，技术上予以衡量。晋察冀边区目前发来的许多消息，光是“死守山头”之类，违反运动战的原则，用它来指导战争，一定起副作用。有的民兵死守了山头、村庄，军区还给予奖励，尤其与运动的方针不合。要把勇敢与技术结合起来，要十分注意不要暴露秘密的问题。

　　关于军事宣传方针问题，范长江指出，军事宣传应当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地改变：去年2月至10月，主要辩解内战责任。10月至12月，强调胜利信心。今年1至2月，在保持胜利信心的基础上防止骄傲。

　　目前主要仍然是在保持胜利信心基础上防止骄傲。但应加上一句“蒋介石自取灭亡”。蒋介石失败应当由他自己负责，是他自走绝路。我们即使反攻出击到国民党统治区，仍然是自卫性质。

　　在欢迎撤回延安的京沪人员时，有人问毛主席：今后是否提出“打倒蒋介石”？毛主席回答说：逐客，攻延，是危机深重的原因。一切反动派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蒋介石是“自取灭亡”。现在不是东风吹西风，而是西风吹东风的问题。

　　范长江同志认为，军事报道要特别注意防止副作用。在宣传策略上，需要随时考虑这样一些问题：

　　一、利用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有力量。最近总社播发的《王化云关于黄河归故问题的谈话》、《陈毅赐见郝鹏举》，以及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密令的消息，都是好新闻。

　　二、先讲理，再拿力量。人民群众基本上是不愿意打仗的。要使群众认为蒋介石“该打”，我军守也应该，攻也应该，一切完全必要。去年6月以后的和平谈判，基本上是为了教育群众。马歇尔在美国军事人物中是很会宣传的一个，当他回国时对周副主席说：谈了一年你就是为了宣传。他发现周恩来同志更会宣传。

　　有一个方法很管用，可以多发布敌人暴行。无论局部反击或是全面反击，都可揭露敌人暴行，揭露国民党在其所管地区统治的残酷。在我军攻打什么地方以前，先发揭露国民党在那个地区残暴罪行的材料。同时不要写得自己太凶，那样人家便不同情。

　　三、避实乘虚。不和敌人纠缠，他抓住我们的地方不谈，抓住他的弱点不放。“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发现敌人的弱点，跟踪追击。防止副作用的问题，内勤多考虑一些，外勤稍宽一些，免得外勤束手束脚。

　　四、战争完了再报道。就是在战役、战斗过程中不报道。毛主席规定的军事报道纪律：战争完了再报道。要严格执行，保证战争的绝对秘密。战争一结束，先发战报，接着再发其他稿件，可名之曰“马后快炮。”因为山东战报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暴露军事秘密，中央书记处决定给廖承志、范长江、艾思奇书面警告。毛主席从轻发落，改为口头警告。华东分社电台转发电报暴露秘密，恽逸群、包之静均受严重警告处分，并已通令全党。为战争服务，服从战争的思想，一定要明确。

　　五、方针及时转变。时局转变时的宣传方针转变，主要由总社掌握。记者要多听总社广播，多看敌人报纸，及时转变宣传方针。过去总社有《情况通报》，因密码被中央社破译出来了，便不再发。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打的仗，有些常是为了打开村镇搞敌人的报纸。

　　范长江同志认为，军事宣传还要注意方法问题。一、用事实说明方针。掌握、熟悉充分的事实，不用议论，尤其不用一样的议论。二、导语。导语不是重复，也不是空论，而是结论，是一件新闻的精华，最突出的部分。三、通讯与新闻的比例。一般情形下以新闻为主，通讯一般少发，大多数的读者还是喜欢看新闻。目前因为交通，发电条件，尤其要以新闻为主。新闻要短而精，百把字。通讯尽量少发，千字以上的除特别重要的最好不发。四、数目字。要善于使用数目字。笼统的反对在报道中使用数目字不对。数目字的用法：比较、百分比、数目字加上时间，数目字加上距离……”。数目字加上关系就有用处。目前解放区新闻报道中一般是缺乏数目字的。五、善于联系。新闻事实要尽可能联系。如海竞强被俘的新闻注明“海是白崇禧的外甥”，人容易记。这是人的社会关系，“师（原军）”等一类的注释也是联系。联系也是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目的为了帮助群众了解。六、小战斗如何报道？一般说，小战斗可以报道，但仅发表战报不受欢迎。应当注重它的特点，掌握住特点报道就好了。晋绥2月份自卫战绩，虽由总社播了，但写得不好，仅是些统计数字。对日军作战时，因为日本法西斯十分强大，这样报道有些作用。今天的报道不必如此，我们自己的力量已经强大得多。军事报道，要强调政治意义。参谋工作与新闻工作有联系，但是要有区别。如果战绩很大，单是战绩就能说明问题也可以单报数目字，一般能够说明问题才行。对于小战斗，要能真正掌握它的特点，如“0比200”（我、敌伤亡）就是特点。以少俘众，步兵捉骑兵，新兵捉老兵，步枪缴机枪、缴大炮……”局部失败（如绥察前线）也可报道。

　　关于采访，范长江同志指出：

　　一、一定要有重点，不能分兵把口。但也不是只搞这一点，联系人员配备情况，有的要亲自采访。莱芜战役的报道，开头不好。特派员是组织采访还是自己采访？被派到某一部队的报道任务就是主要的，用什么方法完成，要看情形。特派记者名正言顺要采要写，同时还要进行组织工作。是组织采访、还是自己采访？不提重心。全面的复杂的报道，必须自己动手。局部性的，不急迫的，可以组织别人采写。两者应适当的统一起来。

　　二、集体采访，群众路线。到一处就要与大家闹在一起，尽可能与人发生联系。“走与资产阶级记者完全相反的路线”。三人以上要集体采访，开会分工，不要争抢消息。在只有一个记者的时候也要集体采访，与部队通讯员打成一片。

　　集体采访，专职记者要作，但很不够，其特点是群众路线，不是记者也要与他联系，组织起来，仅限于记者是不够的。部队里面只有一个记者也要集体采访，把宣教人员、参谋人员、后勤人员组织起来，如果做得好，连部队的政治委员、指导员都可参加，要把大家都卷入报道工作中去。

　　集体采访是群众运动性质，要用群众运动的规律，一般号召与典型示范结合：甲、思想动员。乙、组织骨干。丙、巩固（成立报道小组）。真正做得好，组织起来永远不会垮，自己也不会孤立。

　　记者与通讯员间，往往会有这样一种现象：甲、记者包办代替，通讯员灰心失望。乙、重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丙、全让通讯员干，自己不管。集体采访是互相有助益的：就记者说，通讯员越多越好，要鼓励通讯员多写东西。就通讯员说，“民兵”搞不了的，“正规部队”打。通讯员跟着记者学样。“母鸡下蛋”。“主力部队”与“民兵”的关系，互相需要而非互相冲突。有的地方所以成为问题，实际上是群众路线是否执行的问题。

　　有些地方只在进行突击性报道的时候作些集体采访，其实平时更应如此。平时打下基础，突击的时候才好突击。黄克诚部队，有几个旅通讯工作好，每逢打仗时连指导员就动员写稿子，要求完成任务。有的连队打完一仗写了100多篇稿子。记者工作要与部队报纸结合，从中加以选择，量更多，质更高，不光靠一个人“跑得要死”。

　　集体采访实行时，对记者思想上要讲明确。有些人思想上有阻碍，要予以开导。要把“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了个人”闹清楚。因为记者多是党员，不讲明白不好。目的在改造这个人，使他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三、采访上，下重于上，但仍要上，上下结合，方能全面。“上”也是必要的，“下”多费些时间。但下边有生动具体的东西，故说“下重于上”，绝不能光跑上边，然而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忽略上边的采访。上下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更好地完成报道任务。

　　最后，他认为军事宣传一定要遵守采访纪律，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一、战争未结束不报道。

　　二、守信用，遵守纪律。询问敌情越详越好，对自己的部署，计划，除负责调派记者外，尽可能不问。不问没有害处。不能乱要东西，仅交通工具可酌情索要，但使用要在采访方面。战场上不暴露目标。

　　三、电台绝对不准供给军事情报（敌军番号、人数可供）。不许与没规定的电台联络。

　　四、重要战报，均要送主要领导审查。审查后自己仍要负责。新闻的真实性由审稿者负责，策略性自己仍须负责。

　　这次座谈会一直到次日凌晨2时许方才结束。出席这次会议的晋绥地区特派记者穆欣同志详细记录了范长江的谈话，并向有关分社作了传达。当时的记录，一直被保留至今，成为研究范长江关于军事报道宣传方针、任务的一份珍贵史料。

　　（作者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