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训练，作为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和广大指战员的主要实践活动，理应成为我们记者和通讯员关注的焦点和报道的重点。

　　“焦点”也好，“重点”也罢，都得靠稿子说话。拿不出好稿子，指导不了面上工作，一切等于零。

　　许多训练来稿之所以不能见诸报端，就我看来，恐怕与如下3个问题有关：

　　一、写得太实。如果说政治教育的报道容易写得太“空”的话，我们的训练报道往往容易写得过“实”了，大多是就训练写训练，就演习写演习，陷到技术性的圈子里出不来。这可以说是多年来训练报道的一大通病。不少训练来稿，所以似“泥牛入海”，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吃了技术性太强的亏，没有搞好“虚实结合”。

　　二、来稿太专。也就是面比较窄。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概括：部队的生活不如地方丰富，训练的线索不如后勤的丰富。来稿大部分是就事论事，笔墨放在写过程、讲方法上，显得太“专”、太“单”。太“专”了，别人看不懂，失去了指导性；太“单”了，就丢了面，失去了同整体的联系，命中率自然就不可能高。

　　三、与中心工作挂得不紧。我们的不少训练报道，说得难听一点，是既不跟“上”，也不靠“下”。“上”，是指党中央、中央军委、四总部的声音，即在一定时期所强调的基本精神；“下”，是指部队，即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呼声等等。我们的不少同志恰恰既忽视了这个“上”，又忽视了这个“下”，在那里埋头写稿，“盲人骑瞎马”，“无箭又无靶”，只看到自己年年搞训练，训练是中心这样一个“小中心”，而忽略了全党全国全军这样一个“大中心”。因为“上”与“下”结合不够，所以要在版面上占好的位置，恐怕比较难。

　　要写出好稿子，报道好部队广大官兵生动的实践活动，牢牢抓住读者的眼球，依我从事军事训练宣传多年的体会，就是这么一句话：“少一些技术性，多一些思想性。”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正确处理好下面几个关系：

　　正确处理好“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从“个性”中找“共性”

　　不少训练来稿，之所以命中率不高，就是写得太专了。换句话说，就是太具个性了（我这里谈的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写空军训练，眼睛就只盯着空军；写海军训练，心里就只念着一个“海”字；写炮兵训练，又一头钻到“大炮”里出不来。由于缺乏共性的东西，稿件的指导性出不来，起不到指导全军整个面上训练的作用，所以往往没有生命力。同样的道理，军队是个庞大的综合体，除作战部队外，还有院校、医院、仓库、研究所，等等。如果都只看到自己的“个性”，而把共性的东西丢开，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作战部队的稿子，与院校、研究所不相干；仓库、医院的稿子，作战部队的同志看不懂。彼此都隔着一张皮，其指导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写稿要求从“个性”中抓“共性”，道理很简单：报纸是新闻纸，是舆论工具，既不是学术杂志，也不是训练简报。报纸的对象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除了各部队互相看之外，与部队有联系的人也看。所以，我们写稿只有抓共性的东西，也就是抓各类人们普遍关心的东西，抓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相通的东西，才能真正抓住读者，才能使我们的宣传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们的军队，是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就军种而言，有海、陆、空；就兵种而言，有炮、装、工、化、通，等等。应当承认，由于各军兵种所担负的任务有别、武器装备各异，训练内容和施训方法不可能一个样，是各具个性的。但是，从全军的训练指导上来讲，又都是相通的，有许多共性的东西。而这些共性的东西，又恰恰是我们指导训练所必需的。如研究敌军、战略方针的具体化、突出干部训练、战斗精神培养、训练中的求真务实，以及训练改革等训练指导上的东西，不管对任何军种、兵种，都是相通的、适用的。既然我们共性的东西这么多，那么，我们写稿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地回避那些太具个性的东西，而把注意力放在抓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上。实践证明，凡是比较好的训练报道，都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从“共性”中抓住了“个性”、在“个性”中体现了“共性”的。

　　我们可以看看《设强硬对手 磨长空利剑 武空航空兵某团编组“蓝军”分队》一稿。按理讲，编组“蓝军”飞行分队这一做法本身，是够具个性的了。然而，作者没有被个性所惑，在训练内容和方法上花过多的笔墨，而是紧紧抓住“对抗”二字大做文章。对于“蓝军”飞行分队的情况，文中只作了简单交待：“他们围绕敌机的性能和战术手段，以及如何模拟敌机等14个专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对模拟敌某型歼击机惯用的一些高难度特技课目进行大胆探索。”这就够了。至于敌机是什么性能和战术手段、模拟了哪14个专题，飞了哪些高难度特技动作，报纸不是训练简报，没必要交待。对于对抗训练后的成果，文中也只寥寥数语：“通过不断地交锋，‘红军’的技术战术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过去没飞过的高速度大动作量，现在能飞了；过去没练过的高难度特技，现在掌握了。”至于究竟飞了哪些高速度大动作量、练过哪些高难度特技，普通读者并不关心，毋须详写。

　　事情就是这样，“个性”的东西突出了，“共性”的东西反被淹没了；而“共性”的东西抓住了，“个性”的东西就成了表现共性的材料。

　　正确处理好写思想和写方法的关系，从方法中找思想

　　训练方法，是训练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写训练报道，完全避开训练方法不谈，不现实。但是，一味地被具体方法牵着鼻子走，也不行，还要能够跳得出来。不少训练来稿，一写训练方法，就趴下去了，总是抓住方法不放，通篇都是这个法、那个法，使人越看越不得法。由于“跳”得不够，所以趴在地下起不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既要进入方法之中，又要跳出方法之外，从方法中找思想，依托方法写思想。

　　这方面，《一沉到底　一帮到底　不出成果人不离　某炮兵师司令部工作组扎扎实实帮助四连搞训练改革》一稿，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研究出三七高炮打敌低空快速机的初步方法，是该文依托的主要事实。然而，作者没有在具体方法上兜圈子，而是从方法中跳出来，让方法服务于思想，浓墨重彩写思想。围绕“一沉到底　一帮到底”这一主题，写机关工作组同志“沉到底”、“帮到底”的精神和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由于寓思想于新闻事实之中了，让思想和材料水乳交融了，那些与思想无关的技术性的东西就钻不了空子，不能体现思想的材料压根儿就进不来。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不写具体方法，别人看不明白，怎么指导训练？”

　　这是一种误解。报纸是新闻纸，不是专门写给某些业务部门看的，不是写给少数人看的。报纸上讲训练，同学术刊物、训练简报是有区别的。说得白一点，报纸上的训练宣传，旨在借助训练实践所揭示出来的思想、反映出来的问题，形成舆论的力量，给人们思想以一定的启发、做法上以一定的引导，使人们从中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作用就不小了。至于具体方法的介绍，那不是报纸宣传的主要任务。

　　报纸要讲指导性，但讲的是思想指导，不是业务技术指导。事实上，靠一条几百字的新闻来具体指导部队的军事训练，也是不可能的。明乎此，从方法中解脱出来的自觉性就会高，办法也就多。

　　事实上，任何新方法的产生都是人创造的，是一定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具有思想的方法。比如，你那个单位四○火箭筒训练搞得不错，如果来一番“实写”，列出个具体做法一二三、经验措施四五六，那就抓瞎了，力量就用偏了。那些做法、经验性的东西，作个一般介绍就行了，笔墨要花在“不错”背后的东西上。“不错”是果，有果必有因。你把那个“因”的东西刨出来、写清楚，来个“以果找因”、“凭果写因”、“以果带因”，其宣传效果可能就好得多。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对所掌握的表面材料进行很好的提炼，对具体方法“背后”的东西进行深入地挖掘，断然不可抓住一点材料就写。

　　正确处理好技术性和抓问题的关系，从技术性中找问题

　　客观地讲，不少训练来稿确实存在着技术性太强，让人不爱看或看不懂的问题。有的稿件之所以使人看之不明究竟，望而生畏，说穿了，就是不知道要说明什么问题。满篇的专用名词、技术术语，叫人似读天书，很难看得懂。

　　我们写的稿子是让人看的。写的稿子别人看不懂，其指导性也就可想而知。稿子力避技术性，写得通俗易懂，做到深入浅出，应该说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是不是离开了专用的名词术语，离开了一些技术性的事例，一些业务报道就无话可说了？显然不是。可说的话多得很，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进入，从哪儿着笔。还是老话一句：是钻进去趴下写还是跳出来能动写。

　　《训练改革成果被否定后怎么办？南京军区某炮团的态度是：重振精神 继续攻关》一稿，写的虽然是“平原地防御战斗中组织炮兵侦察”这一改革课题，可通篇却完全避开了那些名词术语，从某炮团正确对待改革试验的失败和挫折进入，抓住“要当失败的英雄”这一问题展开全文，这个团干部战士临难不苟的气质、百折不挠的精神，跃然纸上。全文写得波澜起伏，耐人寻味，读后令人振奋，给人鼓舞。

　　实事求是地讲，技术性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东西，里面本身就蕴藏着问题。所谓抓问题，说穿了，不就是抓人吗？因为任何技术都是人创造的，任何技术的背后都有人的实践活动，所以，我们抓问题，也就是抓人，抓人的思想，抓人与武器装备结合中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抓矛盾。你把笔墨着重放在写人在解决矛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格、觉悟和水平上，特色就鲜明了，针对性就出来了，指导性自然也就有了。

　　有些稿子写得技术性很强，别人看不懂，而作者本人也未必真懂。有位作者写了篇用科学理论指导管理工作的稿件，文中又是“系统论”又是“木桶”理论，写得玄得很，实在叫人难懂。我问作者：“请你把‘木桶’理论是怎么回事，给我讲清楚。”结果，这位同志憋了半天，怎么也说不明白。其实，他自己并没有搞明白。自己本身没有吃透，当然就不可能做到深入浅出了。对一些技术性强的稿子，有的读者对其见报效果是这样评价的：“外行看了，哄得一愣一愣的；内行看了，气得一蹦一蹦的。”细想想，是这样的。外行因为不懂，好糊弄；内行看了，认为在信口胡说，当然生气了。

　　很显然，从技术性里找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费一番艰苦劳作。也就是说，需要对技术性的东西，进行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艰苦思索过程。不然，活生生的问题摆在面前，也是抓不住的。

　　比如办战术导演集训班的稿子，哪一年部队战术训练开始前，报社都能收到一大堆。由于都是问题抓得不够，就集训写集训，就办班写办班，充其量能发条简讯就不错了。同样是办战术导演集训班，而《熟悉“蓝军”　熟悉“红军”　熟悉导演术　某部培养出92名战术导演》一稿，就写得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不同凡响。上来一段导语，就很能抓人：“7月上旬，一场‘及时雨’下在某部所属的几十个战术演习场上。这个部队的导演集训班培训出的92名师、团参谋长和营长、连长，在下半年战术演习揭幕之时返回各师、团。干部战士欣喜地说：‘有了这批好导演，今年的战术演习准能搞出点名堂！’”接着一段背景材料，针对性非常突出，确能发人深省：“演习，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形式。以往的演习水平不高，重要原因是导演人员一般化。一个合格的导演，应当是‘敌军通’、‘我军通’、‘导演通’。这些年来，能达到‘三通’的导演人员一是少了，二是老了，远不能适应演习训练的要求。下大力培训导演人员，已经成为提高战术演习质量的关键环节。”这样，读者就不是简单地、直观地看待这一集训，而是从提高整个战术训练质量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来认识这一作法，考虑这一做法的本质意义了。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总编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