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的报道
胡栓吴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各国记者纷纷云集中国，报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据统计，抗战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在50人以上，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他们之中有许多记者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我党控制区域（包括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地区等）进行采访报道，其中包括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等等。他们的报道真实地反应了我党控制区域军民的抗战情况和我党抗战的方针、政策，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应忘记这些为中华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记者。本文就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的报道作一下探讨。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的报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抗战初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的报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当局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之下，被迫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前线展开对日作战，中国一度出现了一致抗日的局面。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有所松动，外国记者进入我党控制区域较为容易。因此从抗战爆发一直到1939年秋天一大批外国记者进入我党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和报道，形成了抗战以来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报道的第一个高潮。
1937年10月23日背伤刚愈的史沫特莱来到当时设在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她跟随八路军转战了两个多月，直到1938年1月4日才离去。1938年10月29日，她又从长沙出发，经南昌前往长江下游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9日进入新四军的活动地区。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她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广阔的华中地区活动，随新四军各支队转战大江南北。在随军采访期间，史沫特莱为中外报刊撰写了大量战地报道、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敌斗争，其后又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
1938年3月，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在一名游击队员的陪伴下，从北平出发，穿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采访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从1938年夏天开始，他又花了大约两个半月跟随八路军在河北、山西、陕西活动，并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通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采访，汉森撰写了《高尚的努力———中国战争的故事》一书。
1939年9月中旬，斯诺再度来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毛泽东与他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并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形势的发展。斯诺报道后，“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
除此以外，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美国长期关心中国革命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合众社记者杰克·贝尔登，瑞士作家伊鲁娜·苏斯、《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等许多外国记者也纷纷来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和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二、封锁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的报道
1939年夏天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紧张，国民党加紧其限共、反共的步伐。“由于各国记者发自延安、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地的报道都对中共在抗战中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到了1940年初，国民党再次加强了对共产党游击区的封锁，外国记者已很难穿行于边区旅行和采访。”
从1939年秋天开始，国民党对我党控制的区域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不但规定外国记者不能进入根据地采访，对同情中共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也严加控制、监视，并尽一切可能抵消他们的影响。美国记者贝尔登曾到第一战区采访，国民党当局深恐他私访延安，指示地方当局和特务机关注意并监视其行动。后来该记者又要求到苏皖一带游击区采访，也被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国际宣传处设法劝回。因此，自斯诺1939年9月延安之行后的近5年时间里再没有别的外国记者获准前往根据地进行采访和报道。
这一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的报道，主要是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和香港两地的办事处进行的。驻重庆的周恩来等人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动和在华的外国记者保持着积极的接触，形成了很好的朋友关系。当时外国记者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是龚澎，她经常到外国记者下榻的招待所，手提包里装着复写的最新延安新闻广播稿。“不少外国记者认为只有从她那里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有的甚至主动充当她的‘保镖’以防范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许多外国记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报道我党控制区域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家属、伤病员，且严禁国内报刊透露事变真相。美国记者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给她介绍的事实真相，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了事变经过。1944年2月17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和《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等6名外国记者采访了董必武。董必武表示共产党人欢迎记者们去延安采访，并提醒他们如果真能成行要注意一下沿途的“碉堡”，那是国民党军队对延安进行封锁的铁证。董必武还说：只要中央政府领导抗日并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政府就支持它，共产党人绝不愿打内战。记者们分别拍发会见董必武及其谈话的电讯。
三、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的报道
从1939年秋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围筑封锁至1944年，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能够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允许到边区参观采访。经过外国记者的努力争取，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初批准美英等国记者赴延安采访。这是国民党5年来禁止外国记者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也是外国记者对共产党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采访活动。从而形成了抗战中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报道的第二次高潮。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外国记者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科马克·夏南汉神甫、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记者团于1944年5月31日踏进边区，6月9日到达延安。记者团在延安前后参观了一个多月。他们参观了边区政府、新闻单位、中央医院、兵工厂等，还会见了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其间，除夏南汉于7月中旬随中国记者一行返回重庆外，其他外国记者在解放区的活动延续至10月初。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武道还于8月下旬动身去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此外，《纽约时报》的爱金生和《时代》、《生活》杂志的白修德又作为第二批获准赴
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于9月17日和10月22日先后抵达延安。
在延安，外国记者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接受了采访。他们发出了大量有利于中共的报道。据国宣处统计，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在延安拍发电讯达100多篇，大量报道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其中有关于游击战的、统一战线的、日本工农学校的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曲线救国”等内容。文章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予以批评。
在我国8年的抗战过程中，这些进步的外国记者，怀着崇高的职业使命感，以极大的勇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我党控制区域进行采访报道。他们的报道对中国的抗战胜利、统一战线的维护以及取得国际的支持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纵观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域的报道，其突出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展现了我党控制区域的真实面貌。
抗战的大部分时间，国民党一直对我党控制的地区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企图割断解放区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用一切不实之词对我党中央及八路军、新四军进行造谣、诬蔑。什么“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黑暗统治、民不聊生，因而老百姓恨透了共产党”等等不一而足。而外国记者对于我党控制区域的采访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戳穿了国民党对我党的造谣、诬蔑，向世人展现了我党控制区域的真实面貌。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在新闻报道的真理号角震撼下，所有积累起来的关于中共人的谣言和猜疑，如同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土崩瓦解了。”
1944年，记者团到达延安之后，国民党散布的关于八路军的一切不实之词被记者们亲眼目睹的事实推翻了。抵达延安的第三天，爱泼斯坦在他的通讯中写道：“无可置疑的是，这些5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1944年9月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登上距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远望八路军奇袭敌人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的3天激战，并获最后胜利的战斗情景。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说道：“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当福尔曼还在延安的时候，他发誓要向全世界公开、毫无顾忌的说明真相，他告诉美国人民说：共产党人“在中国创造了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与合作。”就连对中共素有偏见的夏南汉神甫，也被边区的真情实况和那种蓬勃向上的氛围感动了。后来，他还在《益世报》上撰文批评国民党御用记者的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
（二）、架起沟通之桥，推动我党为世界舆论所接受。
虽然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击了中国战场的大部分日伪军。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造谣、诬蔑，使得美英等盟国对我党缺乏基本的认识。由于美英等盟国政府对于我党的抗战情况只能得到一些片面的、间接的甚至是国民党当局编造出来的虚假信息，美英等国的不少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员把我党看作无足轻重的土匪，看作苏联的傀儡。正如乔伊·荷马所说的，中共成了“大量流行的谬论的受害者”。因此，“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外国记者对我党的报道就成为盟国政府官员了解中共的重要渠道，也成为盟国政府对华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抗战时期，美国驻华使馆经常把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的采访报道报告国务院。1944年7月30日，谢伟思就曾把斯坦因、武道等人与毛泽东、朱德会谈的提要发回华盛顿。1944年7月19日，美国国务院也曾把美国记者从延安发回美国的报道摘要地用电报发给驻华大使高斯，供其参考。外国记者的报道为我党和西方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对我党走向世界并为世界舆论所接受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像美国记者白修德所说：“驻外记者一回到华盛顿变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每天发回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报道也会对国会议员和决策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美国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所有私人新闻单位的驻外记者加起来比政府本身的外交机构还要重要。”
除了通过采访报道向世界宣传我党，宣传我党的抗战之外，一些外国记者还为促进盟国与中国共产党直接合作抗日积极奔走。斯诺先后三次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他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珍珠港事件发生后，
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第一次接见斯诺，听了斯诺的介绍后满意地说：“你所谈的情况和埃文思·卡尔逊谈的差不多。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罗斯福问斯诺：“除了对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以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斯诺建议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1944年5月26日，罗斯福参加开罗会议后，第二次接见斯诺时说：“我在开罗曾告诉蒋介石夫妇，他们必须同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不会陷入那里的内战。我们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他还告诉斯诺，蒋介石已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并让外国记者进入延安。这使斯诺感到鼓舞。1945年3月3日，斯诺从欧洲战场采访归来，罗斯福第三次接见他时说，准备在对日战争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
（三）、制约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图谋，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国民党顽固派却不断挑起事端破坏统一战线，致使统一战线多次面临破裂的危险。我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我党的这些正义之举，外国记者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积极呼吁维护统一战线，国共共同抗日。福尔曼在延安群众大会的演讲中就表示，热切地期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团结，共同抗击日本。
外国记者关于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的报道、呼吁形成了有利于统一战线的舆论氛围，这种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图谋，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向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透露了国民党策划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阴谋，指出国共关系面临再一次分裂的危险性。据这次谈话仅一个月，“皖南事变”爆发。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给她介绍的事实真相，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了事变经过。并在1941年3月出版的《美国·亚洲》杂志发表的《中国的国共危机》一文中，警告美国：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全面内战”。在短时间里，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过来，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斯特朗报道的及时和准确。由于中共的坚定立场以及了解情况的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这次危机才未进一步扩大，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外国记者对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的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美等盟国政府。英美等国政府也以不同的方式对国共冲突表示关注和忧虑。罗斯福就曾在斯诺面前谈到“国共双方有必要实行和解”。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访华之前，罗斯福也指示他“要尽可能使国共两党军队之间停止作战”。盟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制约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图谋，也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不敢公开挑起内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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