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与真理毗邻而居。”这是蒙田的一句话，因为有意思，记住了。很多年来，我越来越喜欢这句话，越来越觉得里面有很深的意味。作为语言的一种美学追求，每个人在阅读中都随时可能和它相遇。
    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一样，都是语言实践的一种，新闻语言应该向文学学点什么呢？

    思想是语言的家，语言是思想的一条船

    喜欢沉思“思想－语言”的人里，我特别关注两位：一个是德国人海德格尔，一个是中国的王国维先生。不过，海德格尔玄虚得厉害，说起来有点累。王国维先生把这件事说得简明而清澈：“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删稿第18条）没有思想的语言，可比“无源之水”；除了“不着一字”的禅机，语言应该是思想的一条船。有句广告词很有些想法：“思想有多远，路就有多远。”可以这样来推论：没有思想的文采，再美，也只是空洞无物的镜花水月。春花秋月可以入诗，但诗可不仅是春花秋月。稍微多愁善感一点儿的少年都可以诌出几句汪国真，但你诌两句屈原陶潜试试？
中国诗歌就是“风、雅、颂”，手法不外“赋、比、兴”，所谓“文载道，诗言志”，今天都可以作更广义的理解。没有思想的河流，语言之船便无法到达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和“志”，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一路上“为赋新词”的愁绪，都是些一闪而逝的泡沫而已。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人间词话》第56条）在理解“真”与“深”的问题上，巴金先生说得好：说真话，得有真胆识。胆是胆魄，识是见识。这是思想者的语言。

    把明明白白的事说得明明白白

    奇文共欣赏：
    “一群蚂蚁停在一根枯枝上，枯枝在湍急的河流里漂行。如果蚂蚁各自逃生，有可能跌入河水而丧生；如果他们抱成一团，树枝或许会在某个河湾搁浅，这群蚂蚁就会因此而得救。”———这么说，太没有学问。
    换一个说法如何？请看：
    “枯枝上的蚂蚁，如果不能从更为宏观的全部自然情境把握自身的行为，不能摆脱经验层面的认识原则，不能顾及各种动态与静态的综合效应，仅仅凭借观念史中原子化个人主义主张行动，从广义后果论观察，它们就会步入误区。在原子化个人主义的支配性语境中，蚂蚁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将使自身解救活动趋于低效甚至完全失败。 ”
    “如果枯枝上的蚂蚁能凭借某种集中化手段，以聚集的组织模式为活动框架，达成一种互惠的构成方式和因果关系，而不陷入已被充分形式化的既有分析框架，从而对现有情境作出新的创新与解释，使自身的行动建立在更深层次的原则上，消除个体与群体二元对立的固有语境，那么，借助其肢体语言建立的集体意识，可以实现新的规范层面的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统一，在这样一些群体行为的解构下，集体主义作为普世话语进入观念，进而得到狭义后果论意义上的集体的获救。”
    ———这么说，学问可就大了。要是在这样一段话中再加入一些外语词汇，学问就更大了。
    以上引的是陈四益先生的文章。道理并不复杂：真理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为什么一些学问家非要把明白的事说得不明不白？可见，真正的朴素精神的皈依有多难。王国维先生曾指出：若能不堆砌典故，不追求华丽浮艳，可以算领悟了一大半写作之道。（《人间词话》第57条）为什么小学语文课本要由最杰出的大师来编选？大概就是能深入浅出的原因吧。
    “准确”的力量，超过所有的呐喊和强调
    什么是最有力量的语言功夫？应该是：准确。
    汪曾祺先生对沈从文先生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关于小说写作的“要贴到人物来写”，认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贴到人物来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诚实的准确。不仅是小说，任何写作的道理都一样。贴不住叙述对象，笔下就会走神，从而失去诚意。
    汪曾祺先生行文的“准确”，常常把人感动得不行。他写一片静静的沙滩给人的感受：“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又积极又消沉的神秘的响往，一种广大而深微的呼吁，悠悠杳杳，悄怆感人。”他写小鸡小鸭的可爱：“小鸡娇弱伶仃，小鸭傻气而固执。看它们在竹笼里挨挨挤挤，蹿蹿跳跳，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捉在手里，那点轻微的挣扎搔挠，使人心中怦怦然，胸口痒痒的。”（《鸡鸭名家》）
    准确，不仅可以使叙述对象跃然纸上，而且把这一对象的生命气息全部传达出来。读着，就像看见了一样，就像钻进心里一样。
    如果把“准确”拆开解释，或者说如何做到“准确”，可以找到几个关键词：直接，形象，独特，神形兼备。这些词里包含的力量，超过所有的呐喊与强调。

    “简单”的背后，是复杂的认知

    什么是最高层次的语言技巧？应该是：简单。
简单的，才是最美的。我在云南两年，每天都能看到那里著名的云，可以说看遍了各种各样的云，当时我以为那是最美的天空。后来我到了西藏、新疆，抬头一看天，蓝得无边无际，偶尔飘过一片云，简单得了无痕迹，却让人难以忘记。我才明白，语言就是这样，简单，最美。
    从谁那里能享受到这种简单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诸先生的文字，丰子恺、吴冠中、黄永玉诸先生的画笔……
    在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经常读到“我想念昆明的雨”、“我是很想念翠湖的”、“一晃，四十多年了”等这种特别简单的句式，而且经常是在开头或者结尾。简单到了极致，情感也到了极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常常是这样最简单的句子击出了我的泪水。
    为什么呢？有句老话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过尽千帆”后的简单，是“除却巫山”的简单。没有长期的、反复的、深入的认知，回不到深刻的简单。
    知堂老人说：“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这种“雅致的俗语文”，就包含着高尚的“简单”的秩序。

    境界是一座山，语言是登山的路 

    什么是境界？王国维先生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第6条）
    “境界说”是王国维先生很得意的理论创新，过去的文学评论家的“兴趣说”、“神韵说”、“气质说”等等，“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人间词话》第9条）在王国维先生眼里，古体诗中境界高者如《诗经》里的《蒹葭》等作品，陶潜、阮籍、曹操等人的作品。到了近体诗，矫揉造作风起，故弄玄虚的，雕琢堆砌的，东施效颦的，脂粉气、浮华气、酸腐气恶性弥漫，满纸乌烟瘴气，难见清风明月。直到晚唐，浮华散尽，稍有好转。宋末，家国凋零，感时伤怀清澈如洗，古风仿佛回来了。元后及至清，异族文明为萎靡的汉文化注入了奔腾张扬的一丝血性，境界为之大开，其间还有一段晚明，虽有故作与学步之嫌，却也留下了新雅可人的一段清音。这样一路打马走过，真正让人心驰神往的，还是境界独高的几声绝响。
    境界并不难识别。有，就能碰到你的心；没有，就没感觉。我特别喜欢一位不怎么有名的诗人赵师秀的一首七言绝句：“梅子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还有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汪曾祺先生写过一首关于昆明的雨的小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平白如话，水落石出，美得实实在在、神闲气定，诗和人都朴素得接近了真理，这是我最喜欢的境界。
    记者不是诗人，新闻不是文学。新闻是记录和呈现，文学是寻找与抒发。新闻的语言，重在信息含量，重在要告诉读者什么。文学的语言，重在思想含量，重在要替自己守住什么。包括一些闲笔，新闻还是在传达信息，文学则是为了留下韵味。但无论怎样，新闻也是文章一种，除了传达信息，应该也能写出文章本身的味道和境界来。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