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抗日宣传与舆论谋略
冯国雄
抗战时期，《大公报》作为中国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她本着“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办报志向和“文人论政”的办报信条，拥戴国民党蒋介石为国家中心，积极反苏反共，对国民党又骂又帮。
“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本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原则，义无反顾地成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公开主张“和日阀撕拼”、“打到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整个抗战期间，《大公报》为共赴国难，曾经5次搬迁，天津、上海、汉口、香港、桂林等馆的资财设备，全部委弃，历尽艰险，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一家没有得到过当局任何资助的民办报纸，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如此坚定地毁报抒难，克尽言责，为振奋抗日精神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舆论上的鼓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41年，毛泽东在张季鸾逝世后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称赞张“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也在1958年会见当时《大公报》负责人费彝民时说，《大公报》“第一是一贯爱国的，第二是坚决抗日的”。
《大公报》作为一份拥有百年历史的名报，在中国报界享有崇高威望。抗战时期，其社论、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极具特色，被称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考察《大公报》在1931年至1945年这段时期的抗日宣传，分析其舆论宣传谋略和战法，对于今天的舆论战研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抗战时期《大公报》的抗日宣传
总的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的抗日宣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抗日新闻抢占高地，供民众所需。抗日新闻信息主要是指有关当时发生的，反对或抵抗日本对别国尤其是对中国所采取进攻性言行的事实变动情况。国难当头，抗日新闻信息当然是当时所有信息中市民们最关心的。《大公报》在抗战期间始终牢牢抓住这一“制高点”，对报纸的版面和传播的内容都作了较大的调整，供受众所需。首先，从版面上看，“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开辟了《60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让民众了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史和中国对日史以“明耻”；二是将本应在副刊连载的熊佛西的《卧薪尝胆》，提到社评版、要闻版发表；三是增辟《军事周刊》，专门刊载军事知识，向国民“教战”。其次，从内容上看，报纸上很难找到几条与抗战建国无关的新闻。抗战新闻信息占据了主体，头版几乎每天都是有关抗战的战事新闻报道，并在编排上突出处理，其本上做到了新闻净化的程度。最后，从新闻采访上看，战场和大后方成了新闻工作者的主要新闻来源地。许多《大公报》记者感言：“战地一切皆新闻”，“不到前方，无稿可写”。《战线》、《文艺》等副刊在突出艺术风格和艺术样式多样性的同时，也与要闻版密切配合，具有明显的抗战色彩。《战线》上发表的作品全是以抗战为题材，其文艺作品没有消极，没有颓废，无不配合抗战“打气”；《文艺》更是从“七七事变”那天起，就披上了战袍，换上了甲胄，宣布“心是具有鼓舞抗战士气之效的文章，无论题材如何，都可以发表。”新闻通讯则大量刊载有关二战的军事通讯，如陈纪滢采写的关于沦陷后中国东北地区的通讯，范长江采写的有关红军长征和红军到达陕北地区后有关情况的系列通讯，萧乾采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局和战后国际关系问题的系列报道等，都促进了受众对整个抗战局势的了解。
2、社论短评情理交融，树鲜明导向。《大公报》在集中报道抗战新闻，全面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发挥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金诚夫等一大批嫉恶如仇、满腹经纶的评论大家的作用，以一篇篇旗帜鲜明的评论来“天南地北，和日阀厮拼”。这些评论大多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鞭笞汪精卫汉奸政府叛国投敌的丑恶嘴脸、赞誉抗日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主题，并根据社会现实，为政府提出了“明耻教战”、“和平安内”、“振兴经济”、“推动西北开发”、“内蓄国力、外结友援”等主张，为全国上下团结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1937年9月18日，汉口《大公报》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总编辑张季鸾的社论《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以犀利的文字，痛斥日军暴行，呼吁团结御侮，指出“中国早已决定，在任何情形下，断不屈服”、“牺牲必得胜利，屈服就是亡国”。在社论《抗战大局》中称：“现在中国只有战斗求生的一条路，绝对绝对没有和平！”据不完全统计，自1934年1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大公报》星期论文专版就发表论文170多篇，参加撰文的作者达200多人。这些社评文字旗帜鲜明，义正辞严，才气、锐气兼具，给反动政府以沉重打击，在人心惶恐的社会环境中树立“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鲜明导向，得到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喜爱和支持，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全国上下团结抗日起到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
3、社会活动独树一帜，尽绵薄之力。《大公报》不仅通过报道抗战新闻引导民众舆论等方式，从精神上为抗战事业摇旗呐喊，而且通过组织各种社会活动从物质上为抗战事业尽上绵薄之力。其一是灾民募捐和劳军募捐。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发起了募捐救灾活动20多次，劳军募捐活动11次，并多次组织报纸义卖。为了使募捐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大公报馆常常带头出资，有时还发表社评，论述意义，言辞恳切，感人至深。1943年5月，桂林《大公报》以《大家拿出良心来！》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大家为抗日战争进行良心献金活动，并通过与桂林各大报馆协商，于当月29日进行联合义卖活动，为抗战募得献金11万多元。其二是举办各种爱国宣传活动。1938年6月，汉口大公报组织话剧团演出三幕国防剧《中华万岁》，不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而且把票款收入1.4万元全部购买药品分送给武汉各伤兵医院，用来救济伤兵，而演出费用3000元则由大公报馆捐助。为了给中国空军培养人才，《大公报》首倡中国的滑翔运动，并于1939年购买一架德制滑翔机，命名为“大公报号”献给国家。滑翔总会成立后，《大公报》又专门创办《滑翔园地》专刊，来普及滑翔知识，增进国民对滑翔运动的了解。
抗战时期《大公报》宣传谋略分析
抗战时期，《大公报》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通过灵活运用各种传播谋略，以精选的信息作用于公众的认知领域，很好地服从和服务于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军事战略，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1、议程设定。《大公报》通过抓住抗日新闻信息和控制抗战舆论平台，不断拓展抗战报道的宽度和有关抗战言论的深度，使受众处在大量的抗日新闻和抗战评论当中，使抗战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单”上最重要的话题，以吸引全社会的力量来关注抗战，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国经济趋于崩溃的现实，《大公报》在半个月内连续发表了《中国之一大危机》、《国府之重大责任》、《外患内忧之重大危机》等7篇社论，来引起国人对中国经济危机的关注，敦促国民赶快进行经济建设，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形成停止内战的舆论，《大公报》在短短1个月之内，连续发表了《拥护民族利益为一切前提》、《废止内战》、《进一步废止内战运动》、《再论废战运动》等11篇社论来引起民众的注意。日军袭击上海时，针对上海部分民众“灯红酒绿，拥抱为欢，听爵士乐，作狐步舞”的现状，《大公报》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要闻版几乎全部是关于前线抗战的专电，同时配发多篇社评、短评，把战争推到民众眼前，希望能够唤起人民的普遍觉悟，加紧国防建设以求自卫。
2、煽情喻理。基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通过对“民族情”、“中国人”“良心”的大力宣传，对官兵晓以民族大义，煽动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胜利号召人。1943年，大公报发起“爱、恨、悔”运动，王芸生发表社评《我们还需要加点劲》，指出：“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1944年9月，桂林大公报在停刊日发表的《敬告读者》一文中说：“桂林的山水，是多么秀丽，多么迷人！我们相信，八桂健儿，必将努力保住她的圣洁。”文章指出，只要国人使出自己的良心，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永不衰落。
3、典型示范。积极树立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抨击时弊，激浊扬清，以典型的作用来激发官兵精忠报国、奋勇杀敌的热情。在正面典型的塑造上，《大公报》对台儿庄、平型关大捷进行详细地报道和热情的讴歌，把这两次战斗树为中国人民团结抗战，并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典型。对那些有民族气节，英勇抗战的民族英雄予以高度赞扬，对他们的抗战事迹大力宣传。1931年11月，日军在黑龙江发起进攻，《大公报》以《马占山教忠》为题发表社论，给予马崇高评价，以英雄的普适心理来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相反，对于那些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大公报》则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抨击。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大公报》称他是“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的政客”、“失掉了中国人的立场，已从祖国的怀抱中死去”，号召人们振作起来抗敌诛奸，并在全社会大张旗鼓地组织铸汪逆像捐，以此来警示汉奸及其卖国行为。日本在东北控制的伪政权上台后，《大公报》评价溥仪等人“为了一人一家之私利，忸忸怩怩匍匐于日本军阀之剑下，求帝不成，退而就一执政”，称“岂以亡一大清帝国不足，更愿作亡国之元首，甚矣愚也！”
4、借薪助火。《大公报》注重利用别国的新闻信息来为抗日宣传服务。通过大力宣传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反对军阀政府侵略中国的言论，揭露日本政治的黑暗，抨击日本军阀的罪恶等手段，激起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结，以达借日军、日本民众之薪来助中华民族共同抗日之火的目的。桂林《大公报》对日本友人绿川英子来汉口广播电台担任日语播音员、日本作家鹿地亘在汉口电台发表进步演讲的事实进行详尽报道，热情赞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大量引用他们的言论，来证明日本侵略的失道寡助和中国抗战的得道多助。文艺副刊长篇连载描写日本社会现状的文章如《狐狸精附了体———战时日本童工的剪影》、《死亡线上战栗的日本大学生》、《第三百零三个》等，通过对日本童工、大学生、军妓等人员悲惨生活的形象描述，来唤起日军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引起他们对政府行为的不满，乱其军心，从而对共同抗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干扰压制。通过发布大量与对方宣传针锋相对的事实和观点，来揭露对方宣传的反对本质，削弱其宣传效果，使自己的宣传主导民众的舆论。南京失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在武汉组建“低调俱乐部”，到处散布“抗日必亡”的悲观论调。《大公报》针对它发表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指出“我们的境遇现在很艰难，但不可以自己更增加其艰难。敌人的进攻已经够猛烈了，不可以再加上一个自溃”。并通过对中日国情的客观分析，指出只要不分党派，共同奋斗，胜利必属于我们。同时，揭露汪精卫“和战论”的本质和无耻，为坚定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念，打击投降派驳斥和谣，坚定军民的抗战立场，起了很大作用。针对日本所谓“日支友好，大东亚共荣”和《近卫声明》中不以国民党为对手，“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愚弄宣传，香港《大公报》于1940年独家刊载日汪所谓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痛斥这个密约是“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并发表题为《日本所谓新政权的条件和敌汪阴谋的大暴露》评论，把日本妄想灭亡中国的企图和汪精卫彻底卖国投降的阴谋公诸于众，较好地澄清了事实，干扰压制了日本的反动宣传。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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