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军”与国民党的作战谋略
张志娇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接见《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及几位编委时，对《新华日报》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新华日报》是报纸，但是更是手榴弹，更是机关枪，因为它的目标也就是所有武器的目标：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共产党的军队究竟有哪些的话，那么我就这样告诉他：我们除了有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军”……“新华军”的称呼始于此，指的就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全体将士（王明虽然曾短期担任《新华日报》的董事长，但他并没有真正掌握《新华日报》的领导权），“新华军”的不凡业绩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取得的。
现有对“新华军”的研究或侧重探讨其历史贡献，或着力分析其革命精神，并没有真正视《新华日报》人员为等同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华军”，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华日报》的独特之处———作为一支军队，“新华军”有其作战谋略；作为一支活跃在国统区内的队伍，“新华社”的作战谋略极为灵活；作为一支宣传领域内的队伍，“新华军”的作战谋略颇具特色。
《孙子兵法》是我国军事方面的宝贵典籍，它所包涵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渗透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本文尝试用《孙子兵法》的部分内容来分析“新华军”与国民党作战的谋略。《孙子兵法》博大精深，我作为一个门外汉，不可能完全理解其内涵，斗胆选取“道”、“将”、“谋”“变”4个字来概括其主要内容。
一、道
《孙子兵法》将“道”列入第一篇“计篇”，指出考察战争“一曰道”，因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也可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足畏。”
勿庸置疑，“新华军”之“道”完全合乎道义。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时，正值日本侵略军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新华日报》创刊词的中心内容就是抗日，宣称“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动前进的号角。”“新华军”的宣传活动有利地推进了团结抗日，对坚持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新华军”继续揭露黑暗，为迎接新中国的黎明做出贡献。
二、将
《孙子兵法》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一种普遍性，同时指出“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从另一面点明了新闻领域的领导人要懂得专业规律（华冈离开《新华日报》，就因为王明“瞎指挥”），周恩来正是这样的“将”，无需我多言。
“将”当“能择人而任势”。周恩来组建了《新华日报》的工作队伍。他约见刚出狱的潘梓年（1927年入党，曾任江苏省委机关报《实话报》总编辑），说服他放弃到革命根据地去的要求，出任《新华日报》社社长，负责报社全面工作。历史学家华岗（华西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编辑。章汉夫（谢雅泰，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后又任命为副总编辑和总编辑。熊瑾玎（原湖南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介绍入党，后来又在上海做掩护地下党机关工作）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经理。还有其他不少充满爱国热情的编辑、记者和擅长发行工作的同志都加入了“新华军”的行列。
《孙子兵法》言：“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周恩来对身边同志的关怀无微不至，做到了同甘共苦。仅举一例为证：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主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近期间离渝。”在南方局讨论中央这一指示时，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报社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新华日报》疏散人员时，周恩来亲自去检查。他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地问，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达到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等，并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戈宝权疏散去香港时，他一定要戈宝权化妆后给他看看，觉得合适，才放下心来，行前还一再叮嘱戈宝权不可戴眼镜，以防敌人认出。因此，这才有了“新华军”“携手若使一人”，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蒋介石本人即从《新华日报》创刊起，便每天必看，非常注意，十分畏惧。
三、谋
“谋”，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从宏观来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新华日报》的创办正是基于此理，是要占领舆论阵地，是要夺取道德高地。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党报，是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的窗口，也是展示解放区面貌的地方，这是把《新华日报》放到党的整个事业中来看。
从微观来看，“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新华日报》筹备于南京，出版于武汉，后迁重庆，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为止，共刊行了9年零49天。在国统区内，《新华日报》能够创刊、发展并持续9年之久，靠的是“谋得深”，做到了“庙算胜”。
1937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就酝酿筹办宣传抗日刊物。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7月9日，周恩来已经决定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筹建《新华日报》。1937年8月，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创办报刊。不久，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
周恩来、朱德还在南京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属于国民党内元老级人物，此举意义非凡），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同意了。创刊号的二、三版名人题词中，除刊出于右任的“热诚爱国”，冯玉祥的“大众喉舌”，邵力子的“一心一意贯彻始终”，周恩来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陈邵禹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而奋斗”外，还刊有孔祥熙、白崇禧、王庞惠、吴国桢等的题词。四版《团结》副刊刊头下面，刊登了蒋介石的一段“抗战警语”。二版刊登的十多条战事消息中，有《新华日报》的专电，也有“中央社电”、“全民社讯”，体现了国共合作的思想和气氛，尤其是几个国民党内重要人物的题词，对减少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新华日报》迁往重庆前，1938年1月21日，周恩来为长江局起草致中央书记处电，提出对四川工作的意见。电文说：四川以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联结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会成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电文提出加强四川地区党的工作的各项意见中，强调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并筹备印厂，准备必要时西迁。1938年10月下旬，日寇猖狂围攻武汉，武汉危在旦夕，为了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质前往重庆；武汉一停刊，重庆接着出报。由于事先做好了准备，所以在汉口沦陷的前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了最后一天报纸，而次日，即10月25日，在重庆就出版了第一张《新华日报》，中间没有间断一天。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出奇招，变被动为主动，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下达了这样一则手谕：以后如无本委员长命令，无论宪警及党政机关，均不准对新华日报及中共人员稍有骚扰为难之事，否则必予严惩。这缓解了《新华日报》所受特务迫害程度，“新华军”得以继续在国统区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新华社“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智谋过人的将领在战场上获取胜利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早有万全的准备。）
四、变
有“谋”无“变”亦是枉然。通“变”，方“胜可为也”。
《孙子兵法》中，关于“变”的论述颇深：“兵者，诡道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与敌作战时，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当因敌变化而取胜。
新华军深谙“变术”，或“正”———进行合法斗争，或“奇”———开展“不合法”的斗争，国民党应对不暇，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1，“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
这是“新华军”批评国民党时常用的方法之一。1937年4月5日和14日，它先后发表了两篇关于“抗战与改善民生”的社论，批评了国民党政府漠视人民疾苦。社论中引用了蒋介石的一句话：“我们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如果一天不改善，我们的革命，我们复兴民族的工作，便一天不能完成。”对照此话，社论指出：当前中国有些地方农民靠吃树皮、野菜充饥，无数工人也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而有些人却极力反对改善人民生活，认为“提高人民生活”的口号是挑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诬蔑主张改善人民生活的人是汉奸。这种议论显然违背了蒋介石讲话的精神，也违背了国民党临代会的精神。如此巧妙的批评，就是蒋介石看了，也会啼笑皆非，虽伐雷霆之怒也无可奈何。
2，“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1939年5月初，日机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国民党中宣部以几家报馆被毁及纸张困难等为借口，令各报馆集中办公，每天只出一张联合版报纸，想以此吞并《新华日报》。周恩来洞察出反动派的企图，一面要求国民党必须明确结束日期，一面向《新华日报》全体同志指出，既不要被轰炸所造成的困难所吓倒，也不要被国民党顽固派所欺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报馆只派少数同志去参加联合版的工作，其他同志组织起来，在市区繁华地段办壁报，出版油印报，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和解放区抗日斗争情况，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当局新闻机构尚未顾及到壁报审查等细则，所以我们的壁报、油印报观点鲜明，形式生动活泼，充满了战斗力。1939年8月13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新华日报》正式复刊，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吃掉”这张红色报纸的阴谋。
3，皖南事变后，奇招叠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曾作过系统的新闻报道，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全部检扣，经反复交涉、修改，仍不允许登载。《新华日报》采取特殊的办法，1月18日的报，排印了两种不同的版面，“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一种是应付检察官，他可以带走的；另一种，在二、三两版上分别用大字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国民党酣睡之时，报纸已经大量销出。周恩来以手迹的方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刊出后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的迫害趋于疯狂。“强而避之”，为了防止意外和保护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报馆疏散了三分之二的人员———或去延安或绕道香港、从上海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留下80多位同志坚持工作。并要求：一要稳，就是“不失立场，有时不便说就不说，够分量就行了”；二要活，就是“不呆板，要巧妙”。《新华日报》每日只出半张报纸（到1942年2月1日又恢复每日一大张报纸），不再每天发社论。（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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