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媒在对象国政权更迭中扮演什么角色
马越舟
从苏东剧变到中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在最近10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权更迭事件过程中，西方传媒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西方传媒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具体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笔者根据“政权更迭”的不同阶段，总结归纳了西方传媒扮演的8种角色。
一、“民主”推销者
利用媒体向对象国民众灌输民主、自由观念，是西方对其实施政权更迭的第一步。颠覆目标一旦被锁定，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西方传媒就开始登台，扮演“民主”推销者的角色，细水长流地做渗透工作，以动摇对象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尼克松曾经说过：“要使西方的信息穿过每道极权主义的屏障，逐渐侵蚀苏联制度的基础，就像渗透的水可能侵蚀一个监狱的基础一样。”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洋洋得意地评价苏东剧变说：“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无形战场上最成功的胜利。”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放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式民主。随着大众传媒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其传媒作为“民主”推销者的角色将更加明显。
二、颠覆信息传播者
随着对象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日渐被动摇，西方媒体开始大肆传播颠覆性信息，挑拨是非，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磨擦”，“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宗教感情的复萌”（美国之音前副台长尼古拉德斯语）。在苏联，西方媒体借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机会顺势而入，利用合法身份不断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它们“揭发”波罗的海三国在历史上是被“瓜分”而非“自愿”加入苏联等“历史空白点”和“阴暗面”，造成民众思想混乱，对政府产生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和反感，致使苏联国内外形象严重受损。
在立陶宛处于政权更迭的关键时刻，国内两派斗争呈胶着状态。美国媒体不失时机地传递了其政府支持该国反对派的信息，瞬间激化了立陶宛国内纷争，最终导致立陶宛第一个脱离苏联。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过程中，美国媒体同样在关键时刻，向反对派表达美国政府的支持，鼓励他们继续闹下去，不达目的不要罢休。
三、谣言制造者
当“革命形势”出现后，西方传媒变得更具进攻性。制造谣言、混淆视听、搅乱局势是它们的惯用手法。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事件”是一个典型例证。1989年12月，法国几乎所有媒体都大量报道在蒂米什瓦拉发现大屠杀现场的消息，并配以图像，其中有母亲被剖腹并与婴儿死在一起的照片。这些新闻和照片被自由欧洲电台等传播到罗马尼亚全国各地，罗民众群情激愤，愤而起来反对当局。法国《解放报》的一篇文章后来透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原来这个大屠杀现场是伪造的，照片上尸陈遍地的惨状是由从公墓挖出的19具自然死亡者的尸体摆布而成。“母亲与婴儿”照片是把一个出生两个月后病死的婴儿同一位与她毫不相干的、早一个月前因酒精中毒死亡的妇女放在一起构成的。文章还援引法国一位记者的话说，尽管明知报道不真实还是传播了，这是“为了让革命成功”。
在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青年为纪念爱国青年奥普列塔被纳粹杀害50周年举行游行时，反对派让人冒充查理大学物理系学生马丁·什米德躺在大街上装作被打死，一位名叫德拉耶斯查的妇女把这名“大学生”被“打死”的消息告诉反对派记者乌赫尔，乌赫尔转告路透社驻捷记者让多夫斯基。路透社及西方其他舆论工具立即广泛传播，“舆论都被动员起来反对当局”（法国《快报》语），布拉格11月20日出现了20万人大示威。尽管当局曾迅即出来辟谣，让什米德在电视上露面、讲话，但西方媒体对此却不予报道。当局的辟谣竟不敌它们的谣言攻势！
在乌克兰大选的关键时刻，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在乌高等法院判决重新选举的第二天，把“反对派候选人尤先科被人下毒”的长篇报道放在头版头条位置，把高法判决的消息后置。用意很明显：矛头指向亲俄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为尤先科争取“同情票”。尤先科当选之后才有人“发现”，做出其“被人投毒”结论的是奥地利某医院的一位“神秘”的乌克兰医生！
四、“形象”塑造者
西方媒体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还扮演着“形象”塑造者的角色。它们一边竭尽所能地“抹黑”当权者，一边又不遗余力地美化反对派。在东欧剧变初期，美国媒体不吝笔墨，大张挞伐匈牙利的卡达尔、东德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等共产党领导人，攻击他们“思想僵化”、“保守”、“教条”、“反对改革”，煽动这些国家的民众起来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媒体对各国反对派精心包装，大加溢美之词，以帮助他们争得民心。波兰团结工会的瓦文萨、捷克斯洛伐克的哈韦尔、南联盟的科什图尼察、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都被西方媒体捧成了一朵朵鲜花，称他们是“民主派”、“真正的改革者”，选择他们就意味着“选择了民主”，就可以“告别贫困”。
五、“民意”调查者
在对象国进行大选的关键时刻，西方媒体总要自告奋勇地在当地进行所谓的“民意调查”。这种“民调”带有明显倾向性，往往能起到先声夺人、甚至一锤定音的作用。2005年1月11日的《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刊登一篇题为《革命加工厂》的文章。文章说，西方媒体正在通过“民意调查”，在吉国推行大规模的“洗脑愚民”计划。因为那并非简单的民意测验，而是处心积虑的“心理设计与重塑”。进行这样的测验，其目的不是为获取信息，而是在私底下误导民意。
在2000年南斯拉夫大选之前，西方媒体抢先公布“民意调查”结果：科什图尼察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等于先来一个下马威：假如计票结果和这些民意调查不一样，那就一定有问题！在乌克兰大选第二轮投票后，结果还没公布，西方媒体就宣布，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反对派候选人尤先科以较大优势赢得了胜利！尤先科更是抢先自封为“总统”。当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正式结果与“民调”结果相悖时，乌克兰的局势便骤然生变。
六、舆论操控者
东欧、中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均由大选所引起。西方媒体通过大肆炒作选举“舞弊”，操控舆论，鼓动不明真相的民众上街游行，最终帮反对派成功翻盘。2000年南联盟总统选举之前，西方媒体宣称：只存在两种可能：或者是米洛舍维奇败选，或者是选举出现了大规模的舞弊行为，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说，“米洛舍维奇肯定打算靠欺骗、作弊获胜，否则他就不会举行选举”。投票刚结束，西方媒体就毫无根据地声称米洛舍维奇已经败选。在南联盟国家选举委员会尚未公布任何计票结果的情况下，英国《金融时报》引述英国外交大臣库克的话说，“米洛舍维奇显然已经失败，他应该靠边站。如果他不愿主动下台，西方将迫使他下台”。
乌克兰大选期间，当第二轮投票结果不利于亲西方的候选人尤先科时，西方媒体就一个劲地指责选举“不符合西方公认的标准”，“存在舞弊”。但从没有哪个媒体拿出确切证据，来证明选举舞弊或哪儿不合标准。第二轮选举重新投票后，亲美的尤先科领先，西方媒体又众口一词地说此次投票“接近国际标准”。而当亲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提出异议，指出重新投票中也存在舞弊现象时，却谁都装作没听见，无人再去接这个茬！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比较了解内情，他评论说：“选举舞弊在前苏联地区是家常便饭。这次选举两个阵营都舞弊了，但是西方媒体只指责亚努科维奇，对尤先科一方却保持沉默。”
七、现场指挥者
在对象国政权更迭的前夜，西方媒体甚至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直接指挥反对派实施夺权。苏联“8·19”事件中，BBC把对苏广播时间增加了一倍，达到每天18小时，反复报道叶利钦号召人们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讲话和西方国家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呼吁人们支持叶利钦，保卫“白宫”。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进入最后时刻，受西方资助的“鲁斯塔维-2”电视台对谢瓦尔德纳泽政府遭受围攻的场景进行现场直播，操纵事态发展。
1988年6月，拉脱维亚非政府组织“赫尔辛基-86”为纪念1941年被逐的拉脱维亚人，计划在里加举行由5000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拉脱维亚自身媒体很不发达，但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对此积极进行报道。美国之音在10天前就反复广播示威活动举行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后又及时更改说，因当地有自行车比赛，游行时间推迟一小时举行。由此不难看出，是西方媒体在指挥这场游行示威。
八、话语垄断者
西方传媒的这一角色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当对象国出现政局动荡、“革命”形势到来时，它们便利用自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超强地位，立马在国际上发动强大的传媒攻势，抢占舆论制高点，控制全球的新闻流动和话语权，或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或强词夺理，指鹿为马。同一消息，铺天盖地，连篇累牍，不由得你不信！上文提到的捷大学生什米德在游行时被“打死”的消息不胫而走，即使当局让什米德上官方电视露面辟谣，但全世界还是相信他“死”了，20万人上街了，效应产生了，其它真假与否不重要了。同样，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大屠杀”事件，明明是伪造的，但经西方媒体的高密度传播，就变成真的了。在乌克兰等国的选举中，西方媒体一哄而上，不容分辩，说你“舞弊”就是舞弊，不是舞弊也是舞弊。反之，是舞弊也是没舞弊！不要证据，无需核实，它说什么就是什么。
令人无奈的是，这种一手遮天、随心所欲的特权至今还是话语垄断者的一种专利，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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