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地女记者的生存困境
王黎燕
据调查，1970年之前战地记者只有6%为女性，到了199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0%；并且从事战地报道的人都明显感觉到，近十年以来战地女记者的数量有了更大的增长。现在西方女记者出现在战场上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正如五角大楼的公共事务官员詹姆斯·卡塞拉所说，“妇女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真的不需要再去特别强调这一点了。”总之，在战地报道这个传统上属于男性的领域中，战地女记者的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参与程度不断深入、人数规模逐渐壮大、社会影响力越来越突出。
伴随着这一发展趋势，女性在战地报道期间遭遇的种种生存困境也日益凸现。这些生存困境有的是所有战地记者都要面临的，比如人身安全问题；有的则主要困扰着战地女记者，男记者的处境相对要好一些，比如感情生活方面；有的则是战地女记者所特有的，比如生育子女对事业的掣肘和战地采访时可能遇到的性骚扰。因此，总的来说女性在担负起战地报道的使命时，往往要比男记者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
一、人身安全问题
人身安全是所有战地记者都必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只能尽量避免，无法彻底解决。因为战争是残酷的，它不会因为你是记者，或者是一个柔弱的女记者而优待你。一直以来，从事战地报道的女记者受伤、被绑架、遇难的事件时有发生。据记者保护委员会统计，在1993年到2001年之间全世界有18位女记者被杀害，这其中绝大多数死于战争和地区冲突。
多数女记者以坚韧的生命承受力完成了战地报道并安全归来。有的则经历了有惊无险的遭遇，如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的明星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在采访波黑战争期间，有一枚炸弹落在她宾馆房间的隔壁，万幸的是那是一枚让她至今心有余悸的臭弹。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英国广播公司（BBS）的记者杰基·罗兰在托拉博拉采访时碰巧遇到了“基地”组织成员，幸运的是她灵活地躲过了他们的射击。但不是所有的战地女记者都如此幸运。2001年在斯里兰卡采访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遭到袭击，一只眼睛被手榴弹炸伤，后来完全失明。2001年11月11日，跟随阿富汗北方联盟部队采访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若阿纳·萨顿，在该部队遭遇塔利班突袭时不幸遇难，成为阿富汗遇难记者第一人。她的父亲阿尔伯特·萨顿为此参加了专门讨论战地女记者安全问题的国际会议，强烈呼吁为战地女记者的安全问题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在伊拉克，女记者们曾以为自己比男同事要安全些，因为她们可以穿上当地妇女的服装混在人群里。但现在伊拉克武装分子已经学会很容易地鉴别出藏在传统服装里的外国女人。更可怕的是，他们已经冲破了文化的屏障开始绑架妇女。2005年1月初，法国《解放报》44岁女记者弗洛朗斯·奥伯纳遭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在一个黑暗的小地窖中被关了整整5个月后才获释。接着2月4日意大利《宣言报》57岁的女记者朱利亚娜·斯格雷纳在巴格达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经历了一个月的人质生活后终于重获自由。更为不幸的是，刚获自由不久的她又在汽车里遭到美军的枪击而受伤。
相对而言，女记者比起男性来要娇弱很多，面临的危险却是相当的。但女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一些额外的关照；相反，在某些方面女性的处境比男性还糟。比如，没有专门为体型娇小的女性设计的防弹衣，从派遣她们的上司到男记者多对女性的人身安全问题不够重视，等等。
二、特殊的人身安全问题
研究表明在那些男性占支配地位的职业中，性骚扰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新闻工作曾经是一个男人占有绝对优势的职业，当女人跻身于这个领域时，她们很容易成为性骚扰触手可及的对象。现在，性骚扰虽然已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自由讨论以寻求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对战地女记者而言，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却更有难度。
2005年1月20日，有40位战地女记者和其他关心这个群体的人们汇集在伦敦，参加了战地女记者安全问题讨论会。这次会议将目标限定在战场从事报道工作的女性可能会遇到的特殊安全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调查。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女性说她们遇到过性骚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伊丽莎白·帕默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曾为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和CBS报道过几次战争，她说害怕强奸和性骚扰的恐惧感经常伴随着在战乱地区工作的女记者，“在阿富汗我们常常睡在一个没有安全措施的房子里。我一直都在担心会有人慢慢爬进来，拿着武器来强奸我。那儿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帕默认为很多从事战地报道的男记者完全意识不到他们女同事的焦虑，因此鼓励战地女记者和她们的男同事讨论这种恐惧感。
但不是所有的战地女记者都这样认为。朱迪斯·玛特劳夫曾经是路透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的教授。她认为，“女记者对和男同事讨论这种恐惧感感到担心，怕万一因此影响了自己事业的发展。”的确如此，很多在战地遭受过性骚扰或者担心这种可能性的女记者都会选择保持沉默，因为她们很可能会因此被认为不适合从事战地报道工作，从而失去做战地记者的机会。朱迪斯还认为报道战争的女记者在战场上遭受到的性骚扰，来自于自己男同事的要多于来自新闻源的。
和在战场上受伤而被视为为真相流血的“英雄”非常不同，性骚扰是一种难以启齿的威胁，它无疑给身处险境之中的女记者又增加了一种有时比枪炮更严重的威胁，因为这可能成为你不会再被派遣的理由。这是那些视战地报道为生命的女记者们无法接受的。少数女记者通过讲述亲身经历让这座隐藏得太深太久的冰山终于露出了一角，然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依然是个未知数。但至少，她们的讲述产生了这样一种积极的作用———战场上的女记者在比男记者更有潜在威胁性的环境中寻找真相，她们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和尊重，而不应该因为性骚扰的发生在工作上受到排斥或歧视。
三、做母亲还是战地记者的两难选择
朱迪斯·玛特劳夫曾于2004年就此问题对12位为英美媒体工作的战地女记者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从中发现了战地女记者由于生育而特有的困境。在越南战争时代，那些为数不多的战地女记者一般是没有孩子的，这些战地女记者的开路先锋认为生育和自己的生存方式不相融。甚至十几年前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希拉·麦克威卡（现在是CBS记者）在波斯尼亚作为一个母亲记者出现在战场上还是十分罕见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丈夫愿意留在家里，战场对女性歧视的逐步削弱，以及女性资深记者人数大增，一群40岁左右的女人正在成为一股不断壮大的骨干力量。这些女性多数不会仅仅因为有了孩子而选择放弃职业。但无论是选择中断自己的事业，还是选择和孩子生离死别，或者把孩子一起带到战区生活，孩子给女性带来的爱恋和责任感都让战地女记者们在两难选择中痛苦不堪。
有些人怀孕后选择了被迫退出，如英雄《独立报》记者艾玛·戴莉。她和丈夫从20多岁起便开始到世界热点地区从事新闻报道，尽管她喜欢自己的经历，但怀孕结束了她的战地记者生涯。有的记者却不肯忍痛割爱，又不能两全其美。英国《卫报》记者玛吉·奥凯恩估计，她的四次流产可能都是因为战场上的磕磕碰碰所致。
如果孩子顺利出生了，为了孩子有的女记者不得不暂时或长久地结束自己的战地记者生涯。芭芭拉·迪密克为《洛杉矶时报》报道世纪之交巴以新一轮大规划冲突时，她的孩子还是个婴儿。几年后，她看着电视机里有关伊拉克的报道，不得不在渴望去巴格达的冲动和留下来照顾孩子这一痛苦的选择中挣扎。
几乎所有从事战地报道的母亲都认为，让她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身处危险之中违反了母亲的天性。像《洛杉矶时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罗宾·狄克逊那样，看着孩子在门口痛哭叫喊、每次登机时都“感受着命运的颤栗”，然后是几个星期甚至数月的生死离别，这让所有的母亲撕心裂肺。因此，这些母亲中有一些人选择在如中东之类的冲突地区安家落户。在某种程度上说，以色列为报道战争的母亲提供了最好的设备。她们既能和孩子们一起吃早餐，也能去加沙报道新闻，并且能及时回家做晚饭。但是，她们又总是不得不为了能给孩子一个相对安全的居住地和学校煞费苦心，想尽办法减少战争给孩子带来的不利影响。
成为母亲也给战地记者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让她们具备了一些男记者不会有的优势。比如，做了母亲的女记者会因为这种全新的责任而更加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其次，孩子有时候可以给她们强大的精神力量，让她们在经历了诸如大屠杀之类的暴力事件后仍能保持神志健全，而男记者通常要求助酒精的麻醉。更重要的是，生育不但没有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反而加深了女记者对人类灾难和生命的洞察力。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辛德·斯传德所说，“我拍摄了很多战争和饥饿中的妇女和儿童的照片，这些照片对世界舆论产生了影响。但是，我从没真正看懂过这些照片，直到我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
四、需要做出牺牲的感情生活
长年累月从事战地报道工作的女记者是事业上的成功者和佼佼者，但感情生活上往往多不如意，即使双方感情和睦也会因为战地工作的性质而长年累月备受生离死别和担惊受怕的困扰。
很多战地女记者选择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行恋爱、结婚。但战争中的爱情往往难以长久。正如玛莎·盖尔霍恩和海明威由相互敬慕到不欢而散一样，战地中的恋情往往是脆弱的。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的玛丽·科尔文从1986年开始战地报道生涯，她的战地恋情也由此展开。先是在两伊战争前线结识了久经沙场的《星期日电讯报》记者帕特里克·毕晓普，但由于两人过于沉迷于各自的工作，两年后便离婚了。几年后，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发生冲突时，科尔文又遇到了《国家报》的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奥。他们很快结婚，但是不久又离了婚。
即使男朋友或丈夫的工作相对稳定，身为战地女记者也不得不在感情生活上“亏待”自己和对方。朱迪斯·玛特劳夫20年来在世界上很多动荡地区跑来跑去。在报道非洲47个国家的时候，她一连好几个月不回家，以至于她的男朋友（后来成为她丈夫）不得不飞到安哥拉或者是埃塞俄比亚去和她约会。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的丈夫是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发言人詹姆斯·鲁宾。自从1998年结婚以来，鲁宾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过日子，独自照顾着年幼的儿子达赖厄斯。不过，在鲁宾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他说：“你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但你可以习惯它，而且可以想办法克服它。我们能通过电话聊很多，然后在电视上看见彼此。”（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