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1894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那一年，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同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海域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斗，最后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告终。通过《甲午海祭》，我们看到，北洋海军成军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图强的突出成果，北洋海军的兴衰也成为中国近代一场军事变革成败的缩影。我们探究清末这场军事变革的进程与影响，对认识现阶段我们正在进行的军事变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北洋海军就是一场被逼出来的军事变革所产生的最突出的成果

　　对“变局”的一致认识，逼出了清政府军事自强的思想。所谓“变局”，最主要的是中国国家安全受到西方国家的严重威胁。当时，对此阐述得最深透的是李鸿章。他指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864年6月，总理衙门上奏清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当局对中国海防形势的严峻性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中国万里海疆，已直接暴露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海防危机的日益严峻，引发海陆并重思想的盛行。据此，清政府提出：“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将海防建设提到与陆防同等重要的地位，是近代中国军事观念的一个重要变革和进步。

　　近代中国的第一场军事变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拉开了帷幕。现在，当我们再回味100多年前的国内外形势，会惊讶地发现，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大棋局竟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高科技深刻、全面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也给军队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严峻的海上安全形势：岛链封锁、石油安全、海洋权益等等。我们对照百年前的这场变革，研究其对于现阶段我们工作的影响，显然增加了不少现实意义。

　　二、甲午前的这场军事变革对中国近代军事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从这一进程中我们仍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借鉴

　　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船坚炮利。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北洋海军成军更显示了中国军队在实现“船坚炮利”方面取得的成果。旅顺、大连、威海、刘公岛、山海关、大沽口等地的海防炮台火炮数量之多、建筑和装备近代化程度之高，令不少西方强国羡慕。

　　北洋海军成军使中国军队在教育训练方面积累了经验。北洋海军1880年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而后，又陆续创办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天津海军西医学堂，培养各类海军人才。北洋海军的训练参照英国海军部编的《水师操练》进行单舰训练；参照英国海军的《轮船布阵》、《舰阵图说》进行阵法训练。它们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鲜明地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教育变革的成果。

　　1888年颁行的《北洋海军章程》是近代中国军制革新的重要尝试。这部章程是参照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海军的规章制度制定的，是北洋海军“师夷长技”的产物。《北洋海军章程》对海军的后勤保障在制度上作了较多的革新，建立天津军械局、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旅顺船械局、威海水师养病院等后勤保障机构，并委以专人负责。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最早建立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后勤保障机构和后勤体制。

　　三、深刻分析北洋海军从成军到覆灭的变革历程所暴露出的诸多缺陷，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北洋海军的兴衰成败，既集中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成果，又暴露了中国军事变革的缺陷，为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清政府没有从根本上认清这场爆发于19世纪中期的世界军事变革迅速发展的形势，没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从而丧失了很多宝贵机遇。

　　第一次机遇出现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近20年里。这个时期是西方国家海军由风帆战船向蒸汽铁甲战船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国内一度兴起了议海防、办水师的热潮。但是，《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便“雨过忘雷”，将加强海防、建设船炮水军的各项举措都压制下去了。第二次机遇是北洋海军成军至甲午战争前的近7年时间。这段时间，清朝当局认为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中国海军下一步应如何建设，清廷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方针，中国海军的建设实际上停顿下来。而此时，对中国海军来说，正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所谓机遇，一是中国海军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二是远东地区的列强争夺正处于力量暂时均衡状态。所谓挑战，主要表现为日本海军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然而，清政府没有拿出任何应对世界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和日本海军崛起并图谋侵略朝鲜、中国的措施，又一次错失了发展的机遇。

　　第二，缺乏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变革，是北洋海军在19世纪后半期世界军事变革潮流中落伍乃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政府的军事变革是被动的，是对西方列强侵略做出的被动反应，不具备条件对军事变革问题在理论上做出充分的研究准备。甲午战争前，“师夷长技”主要在军事装备和教育训练方面，中国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长期处于陈旧落后的状况，从未深入讨论过海军的战略使命、如何运用海军、海军的建设方针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以致中国海军一直被视为配合陆军防口守岸的工具。而在国际上，到19世纪后期，对制海权问题的认识如何，已成为一个国家海军建军思想优劣的重要标志。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军队的建设发展就难以有正确的方向和途径，其战略战术也必然是落后的。北洋海军的兴衰成败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

　　第三，军事变革不能单独进行，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与之相结合，否则，军事变革难以深入、持久。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军事变革没有实行相应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与之配合，“单骑突进”往往以失败告终。

　　新的军事变革同旧的政治体制产生了严重矛盾，这使得北洋海军的建设发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对军事上的每一项变革措施如购买新式船炮、购置铁甲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等几乎都横加反对和阻挠，认为“师夷长技”会破坏中国“忠君亲上”的“人心”，导致“以夷变夏”。同时，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仍以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海军建设的目的只是单纯的防御，而不可能同国家发展海外贸易的经济需求联系起来，海军的变革发展失去了内在的经济驱动力。这同西方列强由于经济扩张而发展海军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也的确兴办了一批新式军事工业，但这些近代工业充其量不过是处于真空中的试验品，不可能建立比较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得不到利益集团的倾力支持，失去了变革发展的经济基础，就注定了这场变革不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