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通过纪录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和历史发展的概貌，用真实可信的银幕形象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来感染观众和影响观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新兴电子媒介产物的纪录电影和其他媒体一样，与战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战争中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英国导演哈莱·瓦特在1941年摄制的以轰炸德国为内容的《今夜轰炸的目标》，以昂扬的精神成为战争后期盛极一时的胜利影片的先驱。此外，苏联的《在苏联的24小时战斗》、《在莫斯科下大败德军》和美国的《我们为什么要战斗》等影片也为鼓舞盟国军民的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的抗战战场上，电影工作者同样将纪录片作为了反抗侵略的武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面，用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纪录了中华民族史诗般的抗战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抗战结束，中国各个阶层的电影工作者们总共拍摄抗日题材的纪录电影近千部。虽然一些初期的抗战纪录电影不同程度的存在内容单薄，技术粗糙，艺术性不强等缺点，但是，因为他们及时地反映了战时实况，紧扣时代脉搏，以真诚的激情吸引着观众，激发了观众的民族精神和抗日爱国热忱，也向世界报告了中国抗战的实况和反法西斯的决心。

　　作为当时的新兴传播媒介，纪录电影成为传播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出强有力的怒吼，用影像和声音牢牢筑起了一道中华民族的精神防线，振奋了亿万军民的爱国热忱。

　　首先，国内外各界爱国人事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踊跃参与抗战纪录电影拍摄，表现出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自古至今贯穿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根极其鲜明而清晰的主线。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主线而丰富和发展的。爱国主义是维护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安全和稳定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电影界的爱国人士纷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前往内地。上海一些电影厂的摄制棚在战火中被毁坏，私营电影厂几乎全部停止活动，只有官办厂继续拍摄一些纪录电影。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纪录电影还相对较不成熟，国统区的这些作品成为了当时的中国内地抗战纪录电影先驱。

　　“中国电影制片厂”在1938年3月，曾由阳翰笙提出“建立国防电影”的建议，他认为电影制片厂的重要任务是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内容应多方面反映“抗战中的生活”。该厂在武汉摄制了《抗战特辑》、《电影新闻》等，报道了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战动态，如台儿庄战役、敌机轰炸武汉、武汉会战等，其中还介绍了八路军在平型关的战斗。这些纪录电影曾在国统区各地、香港、澳门以及南洋一带放映，受到了广泛好评。“中央电影摄影场”在抗战开始后也陆续拍摄了反映抗战的纪录电影，如《东战场》、《抗战九个月》、《克服台儿庄》等。“西北电影公司”出品的由陈晨拍摄、瞿白音编辑并撰写说明的著名纪录电影《华北是我们的》，介绍了华北战场，包括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该影片是国统区纪录电影中出品的唯一的一部反映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影片，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放映，使大后方群众了解了八路军的抗战实情，很有积极意义。1940年8月，该片由民族革命通讯社重新编辑，易名《华北风云》在香港上映。虽然这些影片都不是红色政权下拍摄的，但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让不同党派和不同阶层的电影工作者走到了抗击日寇的道路上。这些影片在上映后，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化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意义非凡。

　　海外的华人对国内的抗日形势了解甚少，为了使全世界的华人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大潮中，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在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下，也加入到抗日爱国宣传中。上海沦陷后，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转移到香港，有些影片公司摄制有反映抗战的电影，也摄制纪录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纪录电影。如“大观影片公司”拍摄《广州抗战记》，“大中华影片公司”摄制《保卫华南》、“爱群影片公司”摄制《西北江血战》，“中国新闻社”摄制《华南烽火》等纪录中国抗战情况的影片。“国际影片公司”编辑上演的《抗日战绩》《八路军攻平型关》。青年摄影团还远去西北。拍摄反映陕甘宁边区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情况的影片《西北线上》。这些影片的拍摄，一方面表现出香港电影工作者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同胞和南洋侨胞的抗日要求和他们希望通过纪录电影了解中国抗战情况的愿望。

　　由于各种力量积极参与纪录电影拍摄，以“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为代表所拍摄的抗日纪录电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在国内乃至海外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尽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日益加强对新闻纪录电影的控制，对于电影的取材与内容作了限制，但之前所拍摄的影片真实记录的作品宣传抗日，动员人民，汇成震撼山河的怒吼声，鼓舞人们前仆后继地投入抗日救国的战斗中。

　　其次，从宣传内容和功效看，纪录电影通过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爱好和平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民族精神。抗战时期的纪录电影在大力鼓舞军民抗日救国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反映危机日深的民族冲突，使纪录电影创作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一时期的纪录电影无论是在拍摄手段和纪录手法上都已比较成熟，中共领导人对纪录电影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清醒，对纪录电影的宣传非常重视。早在1931年，上海左翼剧联在《最近的行动纲领》中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要抓电影。当时有些党员就打入资本家的电影厂，进占电影阵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些电影工作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一直欢迎国内外新闻记者电影工作者到延安拍摄，在最困难之时仍然支持延安电影团的拍摄，还特别关照新四军拍摄有关纪录片。

　　1938年3月，当延安已成立各种文艺团体时，也酝酿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之初它便肩负着两大宣传任务：“（一）用抗战中的血的经验来教训我们全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坚决的走上抗战的道路。（二）告诉全世界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怎样英勇地在为着正义而抗战着。”从这时在根据地人民政权下创立的电影事业中我们不难看出，展现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弘扬民族精神已成为当时的主题。

　　1938年夏，著名电影艺术家袁牧之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与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帮助下，到香港去购置摄影、洗印、放映全套的16毫米机器及数万尺胶片，并邀得电影摄影师吴印咸，于8月间自武汉去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到延安后，他们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属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1942年毛泽东主席号召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吴印咸等完成了解放区第一部独立拍摄有声的长纪录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影片在描写抗战过程中军民联合生产，共同抗战的民族精神的同时，还把毛主席书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情景纪录在其中。影片一直流传至今，给人留下了深刻影响。1943年2月在延安和中央机关放映时受到广泛赞誉。它是人民政权下摄制完成、公开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极具历史意义的。

　　活跃在中国南方的淮北新四军四师，在1942年以后，由任泊生拍摄了一些部队生活的电影素材。1945年1月到1946年，四师邀请上海进步摄影师薛伯青到淮北解放区拍摄了纪录电影《新四军部队生活》，该片于1946年在南京军调处执行小组放映，影片以雄辩的事实驳斥了反动派对新四军的造谣污蔑，起到很好的历史见证作用。

　　抗战纪录电影在国外上映时，反响也非常强烈。“中国电影制片厂”把拍摄的纪录片送往东南亚地区放映，有力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日。一些纪录电影还通过国外电影公司在苏联和美国上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纪录电影《中国反攻 》在英国伦敦连续放映400余场，在英国6000余家电影院上映。至1941年，3年内，仅“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向国外发行了180多个拷贝，有18部纪录电影在全世界92个城市放映过，为使国际社会认清中国抗战的意义和情况，并积极向中国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电影工作者前赴后继，不畏艰险，谱写了中国抗战纪录电影事业历史的篇章，表现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酷的社会斗争中锻炼和培育的一种艰苦奋斗、不畏艰险的不屈不挠精神。自强不息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有无数纪录电影工作者，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誓死抗争，用鲜血书写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1938年，为了在延安成立“延安电影团”，许多爱国志士投身到革命队伍当中。由于缺少摄影设备，电影工作者们四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从各地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采购、运送电影设备。为了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吴印咸等转战南北，在战场前后来回奔走拍摄，多次遇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都是用身体来护住摄影器材。徐肖冰还化装进入敌占区，就在敌人炮楼底下拍摄破袭敌人交通线、拆挖铁路等活动。这部为中国电影纪录片创作奠定基础的纪录电影就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老一代电影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抗战中不少国外电影人也投身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为中国赢得国际上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里斯·伊文思这位荷兰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在1938年来到中国，很快便投身到中国抗战当中。他和他的摄影组从香港到武汉，再从武汉转战来到延安。他们不仅要摆脱国民党特务的束缚，冒生命危险来到前线拍摄，还要通过特殊的方式把拍摄的素材送到国外冲洗、剪辑。虽然这部影片最后命运坎坷，但它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进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1939年，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在延安拍摄了丰富的素材，编制了《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揭露日寇侵略，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中国解放区的先进面貌。他们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来到我们身边，在物质上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并带给我们先进的电影拍摄理念，使得民族精神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新的内涵。

　　1939年的上海，沦陷区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报道部威胁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要求其与日本人合拍影片。当时的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不被对方的气势所压倒，婉言谢绝。日寇就伙同汉奸封锁所有的电影设备器材，并以“不合作就烧光”相威胁。当时的张石川毫不动摇，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惜承担巨大牺牲，表现出高尚气节，是让我们永远难忘的。

　　抗战时期的中国纪录电影在创作过程中虽然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其发展并没有停滞不前。抗日救国的进步内容始终是中国纪录电影宣传的主旋律，尤其是救亡宣传中所展现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加强世界进步力量的反法西斯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壮丽篇章，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