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编辑工作是一门解决矛盾的艺术，笔者将经常出现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归纳为五大矛盾。这些矛盾有时是单独出现，有时是多个矛盾交织在一起综合出现，相互交融又相互制约；有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律，有的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具体的编辑实践中，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准确地把握、科学地处理好各种矛盾，才能做到“讲政治”和“讲艺术”的高度统一。

　　矛盾一：正与误

　　时刻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报编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一切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它矛盾或矛盾的其它方面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个主要矛盾。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贯穿整个编辑工作全过程的主动脉，既是基本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要求。要达到这个要求，我们就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党性修养和新闻业务修养，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为指导，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新闻选出来、编排好。

　　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错误的舆论导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要把“导向”当作尺子，时刻用它衡量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时刻用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尤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坚持原则，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鲜明；要学会坚持辩证法，运用两点论，防止片面性；要提高宣传艺术，把握好舆论宣传的分寸、力度、口径、时机，力求取得最佳宣传效果。

　　矛盾二：重与轻

　　准确判断新闻分量的重与轻、新闻价值的大与小，是编辑人员的基本功，也是编辑水平和能力的综合体现，更是日常工作时时遇到却又极难把握的一对矛盾。在党报编辑实践中，它的地位仅次于“正与误”，也是众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新闻界和学术界提出了许多新闻价值的构成要件，如：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实用性、审美性、知识性等等。这些都有道理并为较多的人接受。但对于党报编辑工作而言，这样的表述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编辑角度而言，笔者把衡量新闻价值大小的标准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舆论导向正确的才是有价值的。

　　二、真实的才是有价值的。

　　三、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才是有价值的。

　　四、受众关注的才是有价值的。

　　五、其他媒体尚未报道的才是有价值的。

　　六、符合栏目和版面需要的才是有价值的。

　　前两个要件是必要条件，这是党报党性原则和新闻本质规律的必然要求。如果一条新闻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它的价值不是为零而是为负。当然仅仅满足这两个要求还不够，它们与后4个要件中的任意一个相结合，就构成了判断新闻价值大小的充分必要条件，结合的要件越多，新闻分量就越重、价值就越大。

　　矛盾三：褒与贬

　　真实客观是新闻的本质特征之一，但是毫无疑问新闻工作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贬斥什么无不贯穿于新闻工作始终，无不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或一个阶层的根本利益及价值观念，就连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也是如此。我党历来强调新闻工作的倾向性。毛泽东一再强调传达政令和宣传政策是报刊的主要社会功能。他说，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新闻思想。他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现阶段，我们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这就是党报应有的立场和方法。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如何处理好“褒与贬”的关系呢？从数量上看，正面宣传应该占据大多数的版面和版面的重要位置，反面报道和舆论监督只是正面宣传的完善和补充。从本质上看，要深刻认识到正面宣传的负面效应和反面报道的正面立场。不能简单地把“正面”理解为正确、表扬、唱赞歌，也不能简单地把“负面”理解为批评、抨击、揭露。正面报道更要讲究艺术，这样受众才会接受，才能起到宣传的效果。何况有些表面看来是正面的报道，其实本质上却隐藏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必须引起编辑的高度重视。例如，某报曾报道了一则女职工因家庭琐事，到政府大楼跳楼被成功解救的新闻。表面上看，这是正面报道，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生命的关爱。但是编辑忽视了新闻地点极为敏感这一事实，使正面报道产生了不必要的负面效应，此后不久又连续发生了几起到政府大楼跳楼事件，给政府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

　　以舆论监督为主的反面报道，因为具有明显的揭露性，在编辑过程中应该慎之又慎。除反复核查事实，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外，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邓小平指出：批评“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报纸上的正确批评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可以说以大局为重，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是搞好舆论监督的基本要求，如果片面强调舆论监督的针对性、揭露性，一味追求轰动效应，甚至夹杂着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那么就可能出现大的偏差。

　　矛盾四：表与里

　　新闻报道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而任何事实都具有表象和本质两重属性。表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本质是通过表象反映出的事物的根本特性和内在规律。表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方面，表象不能脱离本质，任何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表象表现出来，本质是表象的根据，表象总是反映着本质，脱离本质的纯粹的表象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本质也不能脱离表象，本质总是表象的本质，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这样那样的表象表现出来，脱离表象的赤裸裸的本质也是不存在的。

　　我们要报道的不是表象而是本质，党报编辑必须练就透过表象看本质、从“新闻”里面挖新闻的过硬本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要把握新闻的本质，关键在于编辑记者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和认识水平。“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的播发就是一个经典案例：1978年11月14日下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开总结会。第三书记贾庭三讲话。讲到后面，他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大意是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4日晚，我们（指新华社记者）决定先写成一个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稿子里，同时在送审中尽量争取单发。第二天早上8时许，总社国内部的庄重同志来电话说：请你（指周鸿书）马上到总社来，研究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的发表。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他说，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研究后决定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来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明确的文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底发不发，如何发？经过再三斟酌，这条仅239个字，题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消息终于播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这条消息的播发，体现了以曾涛、穆青为首的新华社采编人员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新闻敏感和高超的处理技巧。他们正是透过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这个表象，从众多的信息中，准确地抓住了“天安门事件”定性发生改变的本质内容。这在当时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展现了新闻工作者求真务实的高尚品质。

　　矛盾五：急与缓

　　时效是体现新闻价值的重要因素。正如有的新闻理论指出的：今天的消息是金子，昨天的消息是银子，前天的消息是垃圾。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播速度也迅速提高，受众对时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是按天算，现在是按分、按秒算。因此，我们在编稿时一定要树立时效观念，把时效性强的新闻首先编发出来。但还必须指出，时效并不仅仅指时间，它还包括时新和时宜。时新是指某些事实不是新近发生的，但是迄今为止不曾报道，只要这些事实对当今社会有教育意义或现实价值，凭借一个新的由头把它报道出来，同样让人耳目一新，同样具有时效性。常见的先进典型报道就属于这一类。时宜是指新闻要合乎当时的舆论需要，要能够为党委、政府帮忙而不是添乱。有些新闻，特别是突发性重大新闻，有特定的发布时机。我们在编稿时不能一味地追求“快”和所谓的“卖点”，而应该严格遵守有关宣传纪律，充分考虑事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慎重选择恰当时机，有计划地进行报道。这也是一种时效性。

　　因此，在新闻编发的时机上该急而不急不对，该缓而不缓也不对，如果不能准确掌握好这个火候，就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党报编辑。

　　在五大矛盾中，前3个矛盾是主要矛盾，支配着其它矛盾，起着决定性作用，是“讲政治”的重要体现；后两个矛盾是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但解决得好就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落实“讲政治”的要求，达到既“讲政治”又“讲艺术”的高超境界。解决五大矛盾是党报编辑的必修课和基本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无疑需要长时间的反复磨练。

　　（作者系怀化日报社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