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战作为一种作战样式，对于传统的战争时空观有了新的发展。从持续时间上来看，舆论战的时间跨度长，军事打击之前就已经开始，贯穿军事打击的全程，军事打击结束后还在继续，即所谓先发后收、全程运用。完整的舆论战全过程可分为战前舆论准备、战时舆论对抗、战后舆论较量3个阶段。

　　受传统战争时空观的影响，我们过去对舆论战的战前准备的认识较多停留在宣传造势、为武装打击进行铺垫上。其实，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舆论的战前准备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宣传造势，它还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情感、行动，决定了战时舆论对抗能否取得主动和优势，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败。舆论交锋的激烈程度和谋划设计的系统性、谋略性不亚于战争打响后的舆论斗争。因此，本文以迄今最具信息化战争色彩的伊拉克战争为例，谈谈舆论的战前准备，以获得一些有实践意义的启示。

　　战前舆论行动“四阶段”

　　在伊拉克战争中，舆论战的地位已经由原来的战术层面提升到了战略层面，在凝聚军心、打击敌人、争取民意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次战争的战前舆论准备具有阶段性和典型性，值得细加分析。

　　2001年5月1日，从布什抛出“无赖国家论”开始，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想法就有所表露，到2003年3月20日战争爆发为止，美国在战前的舆论准备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5月1日———2001年9月11日。布什定义“无赖国家”，积极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美式”反恐舆论产生。布什上台执政以后，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要通过实际行动解决美国的潜在威胁力量。2001年5月1日，布什抛出“无赖国家论”，谴责伊拉克、朝鲜等国正在进行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美国因而计划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此时，中东和平局势十分紧张，布什政府的外交重心受到牵制。媒体对伊拉克的关注还不十分集中。因此不管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反对萨达姆的舆论虽然初显端倪，但还处在缓慢积聚和发展的阶段。

　　第二阶段，2001年9月11日———2002年1月29日。“9·11”事件爆发，全世界迅速形成反恐的舆论高压。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受了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和平乐土的形象不复存在，“山姆大叔”对安全的渴望变得格外强烈。美国公民迅速主动地凝聚到了自由、勇敢、人权的旗帜下，向恐怖主义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反恐的国内舆论环境很快形成。国际舆论普遍谴责恐怖主义，对美国反恐立场表示支持。在全球化的传播语境下，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舆论环境。

　　第三阶段，2002年1月29日———2002年6月。抛出“邪恶轴心论”，置换反恐命题，“反恐”过渡到“倒萨”。2002年1月29日，布什执政一周年，他在《国情咨文》中抛出了著名的“邪恶轴心论”，称伊拉克是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的轴心”的一部分。布什政府适时地抛出了“萨达姆=最大的恐怖分子”的命题，依据是：①萨达姆政权参与了“9·11”的策划；②伊拉克仍然在研制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美国舆论一片哗然，民众对“9·11”事件的痛苦经历和舆论高压找到了萨达姆这个“债主”。布什政府将萨达姆政权与恐怖主义实行了强行链接，舆论的关键词悄悄完成了由“反恐”到“倒萨”的转变，为倒萨行动的具体计划与实施奠定了国内舆论基础。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成了布什政府的同谋，为战争的法律依据初步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2002年6月18日———2003年3月20日。美国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加紧发动战争造成既定事实，消除不利舆论。6月13日，美国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紧接着，以先发制人战略为核心的“布什主义”出台。这两项活动和国会对布什发动战争的授权提供了美国国内法律对于“倒萨”战争的法律支持，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国内支持“倒萨”战争的舆论。但是，联合国拒绝授权美国对伊动武，国际反战舆论一浪高过一浪。据BBC消息，数百万人走上了街头反对武装倒萨。在国际舆论相当不利的背景下，布什政府当机立断，利用国内舆论的有利态势，发动了对伊军事打击。战争的爆发使得国际局势及源于此的国际公众意见、政府主张一下子发生了重大变化。舆论的焦点由是否应发动战争转而变成呼吁尽快结束战争和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布什用战争造成了既定事实，战前的舆论准备至此画上句号。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和军方在战前的舆论准备完成了以下几个目标：一、完成了国内的舆论动员，使国内民众对政府出兵伊拉克表示认同，在实际行动中予以支持；二、在国际上成功设置了“伊拉克威胁”这个话题，使得“伊拉克政权=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胁”这个伪命题被关注和传播，营造了极其不利于萨达姆政权的国际舆论氛围；三、对萨达姆政权形成了舆论上的巨大压力，迫使其不停地招架来自美国的舆论攻势，向国际社会进行澄清，陷入战略上的被动。美国通过战前的准备，达成了这3个目标，直接对战争的全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前舆论准备的几点启示

　　1、加强对政治领袖和政府机构的舆论形象建设，以出色承担“舆论领袖”的角色。

　　舆论形象主要指的是个人或组织的责任心、综合素质、意志坚定程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对于政治领袖和政府机构来说，舆论形象至关重要。平时有着良好的舆论形象，战时才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承担起舆论领袖的角色。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和手段，也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战争面前，只有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政府机构才有权力和威望对有关战争的事件进行解读，并成为发布战争信息的消息源。因此，在临战和战争状态下，政治领袖和政府机构是最具权威性的“舆论领袖”。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解释构成了一般受众观点和意志的基础，往往对战争的决策和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伊拉克战争之前，布什政府就塑造了一个强硬的果断的鹰派政府和战斗组织形象，他们是“武装倒萨”计划的制定者、决策者和指挥者，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必须经过他们的统一调动指挥以保障真正的胜利。事实证明，形象果敢、强硬的布什政府在获得国内民众支持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出兵之前美国的民意支持率高达70%。

　　2、“舆论领袖”适时适当地进行舆论解读，以战略上的舆论优势应对复杂多变的舆论态势。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战争的形态种类繁多，作战样式频频出新。尤其是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战样式和战法更无模式化可言。要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最为关键的是舆论领袖能否适时适当地对战争进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舆论解读。

　　因此，舆论领袖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依托军事专家和舆论传播专家，制定详细的舆论引导计划。从战略上准确把握舆论的运动形式和关键民意，适时适当地作出舆论解读，通过影响和引导舆论运动，以达成战略上的舆论优势。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总统布什和其他政府官员多次利用大众传媒，在公众场合发布消息、发表演讲，通过对信息的适时解读，暗示和引导社会公众接受不利于萨达姆政权的观点并形成支持武装打击伊拉克的立场。比如将“9·11”事件解读为邪恶的萨达姆政权对世界文明和和平的挑战、对善良人民的残酷杀戮，将萨达姆比作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等等，都对国内和国际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权威机构对舆论进行调控，促使不同社会舆论趋向统一，形成合力。

　　战前的相对和平时期，是各种舆论的诞生成长时期。此时，各种社会集团、各个社会阶层都会产生不同的舆论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权威机构应该及时确定自己的舆论立场，抓住机会，通过发布信息的方式对各种舆论进行引导，通过对舆论的指导评价整合舆论观点，促使不同的社会舆论形成合力。就“9·11”事件而言，美国国内的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本应该处在对立的境地。“9·11”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它所针对的是美国政府的跨国垄断实力，以及美国政府确保跨国垄断势力攫取利益而在国际上推行的一系列不平等政策。在美国国内，跨国垄断势力同样也是剥削普通劳动阶级的罪魁祸首，它们利用不平等的政策和资金、技术的垄断优势，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因此，对于“9·11”事件，美国民间舆论不仅应当谴责恐怖主义，也应当谴责美国的跨国垄断势力及其代言人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

　　但是，布什总统及其他政府官员等通过大众传媒，把原本针对美国政府的这次恐怖主义袭击解读成了针对美国人民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挑战。再加上“9·11”事件使美国国民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对政府的极度依赖，因此，布什政府能够顺利地对反恐的议题进行设置和转换，民间舆论在政府的这种解读下与官方舆论产生了合流。

　　4、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标准，促使舆论迅速向有利方向聚合。

　　围绕一件社会公共事务，一定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舆论。在平时，舆论的区分标准是“是”与“非”。但是在战时，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必须对舆论进行引导和调控，其标准就是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就是正向舆论，反之，不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就是反向舆论。政府就必修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引导舆论向符合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形成正向舆论对负向舆论的绝对优势，为战争奠定有利的舆论环境，确保师出有名、师出有理，使国内外公众认同认可。

　　在伊拉克战争中，一些记者和学者从客观实际出发，认为伊拉克并没有造成巨大的现实威胁，出兵伊拉克并不合理，因此发表了反战的观点，这样的舆论符合客观事实，本应是正向舆论，但是在挺战政府的高压和情绪化的民众中间，这样的舆论反而显得另类，不被美国国内主流舆论所认同。相反，支持战争的舆论被看成是爱国言论受到推崇，得到公认。利益替代了事实，成了舆论的区分标准。

　　但是，只能在战争这种特殊时期以国家利益为舆论的区分标准。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舆论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意识必将逐渐与客观事实相吻合。因此，只有实事求是才是检验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