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我军对敌宣传策略浅谈
○王林燕
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以高度的爱国精神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悲壮的生死战斗的历史。抗战中，我军非常重视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和瓦解工作，并广泛发动了多种宣传工作，软化敌军斗志，瓦解汉奸意志，同时在法理上展开攻势，不仅从战术上战胜敌人，而且在心理上打击敌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使战争在世界人民惊异的目光中传奇般地画上了句号，也画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句号。那么，在抗战中，我军在对敌宣传上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策略呢？
一、软化宣传，瓦解敌军斗志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残暴的武力并不能使所有的弱者屈服，但“柔胜”谋略的“温柔一刀”足以一剑封喉，软化敌人的意志，瓦解敌人的军心。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软化宣传的重点在于利用人性中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因素，利用传统节日、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阶级情感等，进行感怀家乡、思念亲人的说教，借此拉近传、受双方的感情距离，打消对方对我传播内容的陌生、偏见、敌视、疑虑与误解。通过不动声色的柔性攻击打通敌军情感通道，引起共鸣，从而驾驭敌人的意志，影响敌军的情感归属，瓦解敌方官兵的心理防线。例如：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对它倍加喜爱，视其为国花。抗战时期我军利用樱花节的契机，给日军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战斗意志大大消退。
其他节日，如桃花节，端午节，春、夏、秋、冬四季，盂兰盆节等对于日本人非常重要的节日，我军都会给日本人送去“礼物”，诉说儿女们的活泼可爱，倾诉父母对儿女的牵念，家中祖坟的早已无人打扫，痛斥法西斯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努力将有良知的日军士兵拉到与我军一起的立场上，无形中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力量。
在战争中，入侵官兵的情感极其脆弱，很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情感刺激。在这种情况下，用心理软化的办法来瓦解敌军士气，往往能收到较好的积极效果。软化宣传的主要方式有：寻求与受传者之间的共同点，消除对方的陌生感与不信任感；分享对方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体验，选择一些受众感兴趣、新奇的、与战争、与政治无关的信息作为宣传的“出头”；在语言表达上不露锋芒，以柔克刚，潜移默化中使对方受到影响；运用多种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传单等，将传播内容以“神秘”的方式传入敌军阵营等，起到了奇妙的宣传效果。
二、宣传同根同祖，瓦解汉奸意志
汉奸，也就是日本占领军的合作者。抗战时，这群人是一个并不小的群体，中方前线指挥官常抱怨汉奸太多，情报容易泄露。连同伪军在内，汉奸人数几乎超过了日军的总数。可见，争取这个群体对于抗战全局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群体里面多为下层人，没有受过教育而缺衣少食，容易被日本的小恩小惠诱惑而为求生下水，他们更多的是为了生存。我军对他们的宣传方针是晓以民族大义，启发其民族觉悟，争取他们同情抗日，直接间接地帮助抗日事业，并通过他们去瓦解日军。有效的办法有：登记红黑点（暗中抗日，不害民众的打红点，作恶的打黑点），制定善恶录（纪录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善恶行为，提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威德兼施，开展死心汉奸检举运动（对死心的汉奸、特务及对抗日危害极大的而为群众最痛恨的分子等坚决予以镇压，对协从分子给以警告，并给以回头的机会）；良心大检查，号召伪军、伪组织人员反正抗日（口号有：“学岳飞，不学吴三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亡国丧家是人生之奇耻大辱”等）；颁发伪军伪组织人员回心抗日证（不打抗日军队和人员，设法营救我被捕人员，不压迫百姓，设法逃跑不当汉奸等）；签订伪军家属协议书（规劝其子弟不做汉奸，不干坏事，回头抗日等）；散发传单、画像等。
这些人有很多并不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毕竟血管里流动着中国人的血液。这种同根同祖、同文同种的简朴民族情感有时足以唤起一个汉奸的良知，因此，我军经常印刷岳飞精忠报国、直捣黄龙以及岳母刺字的图像，并在岳飞像下印有这样的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印刷关羽“身在曹营，夜读《春联》，心存汉室”的图像，并在关羽像下印有对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勿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岳飞、关羽的震慑力，使大多汉奸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投诚或反正起义，很多成为我军在日军内部的“线人”。
三、宣传法理，戳穿日军“圣战”谎言
运用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宣传己方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正义性、正当性，抨击敌人发动战争的违法性、非人道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场上的血腥杀戮，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达到小战大胜、不战而胜的理想状态，是赢得战争最大胜利不可或缺的手段。
抗战伊始，日本法西斯采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卑劣手法，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是“亲善和平之表示”，是“为了谋求中国之解放，并无领土要求”；鼓吹“王道政治”“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甚至窃用孙中山遗嘱，曲解孔孟的“和平”“仁爱”学说为其侵华行径辩护。其动摇我军心、瓦解我斗志的卑鄙用心昭然若揭。1935年的“广田三原则”向南京政府提出中日共同防共，目的有两个：一是借机控制中国，对付苏联，将中国纳入日本德国意大利的防共圈子中，当个小伙计；二是让自己在中国的渗透有个理由。可见，嚣张、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对国际法和国际道义也是有所畏惧的。我军抓住这一心理软肋，没有放弃我军作战正义性的法理宣传。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及相关国际法的原则，任何以武力侵犯别国主权、领土完整、干涉别国内政和政治经济独立的战争行为，均属违反国际法的非正义战争。反之，凡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击侵略的自卫战争以及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战争，或者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的战争，则是合法的、正义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是十足的侵略战争行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恐吓之下完全屈服；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日军制造的又一起震惊中外的侵略事件，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一系列的违法行动早已暴露了日军的侵略本质，而国民党当局依旧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放，任中国的土地一点点被蚕食。
我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先后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各种通电、文件、文告，并口头宣讲、散发传单，指出国民党反对派真反共、假抗日的卑劣用心，历数日军的侵略史实，号召国人觉醒，进行民族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声明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苏联外交部多次发表声明：“苏联人民极盼望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巨大力量，来制裁日本对华侵略阴谋。”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著名领袖片日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反战大会上严正指责侵略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掠夺中国的东北，进攻热河和上海，杀人放火。”“我们必须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必须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日本法西斯在国际社会受到强烈的谴责，揭掉了覆盖其上的“圣战”外衣。
从1864年开始，在历次的《日内瓦公约》及相关的附加议定书中对于战俘保护都有明确的规定，对所有国家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军对日伪宽大处理，治疗伤员、开办战俘学习班，与日军对我战俘的残酷杀戮和非人虐待形成鲜明对比，淡化了敌军的恐怖心理，使敌军进一步了解了我军的和平和宽俘政策，揭穿了敌人的欺骗宣传与谎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敌军士兵的敌对情绪，充分展示了我军宽宏大量、人道主义的风格，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
四、威慑宣传，造成压敌之势
威慑宣传是一种通过对军事决心、力量的展示，使敌人产生畏惧，从而削弱敌人对抗意志的宣传攻心方式。在宣传作战中，威慑宣传也是由来已久。从战争诞生之日起，军事家们便绞尽脑汁、用尽一切手段向对方进行威慑宣传，试图震慑对方，使其不敢轻举妄动。现代战争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不了解情况的条件下，任何威慑信息都可能造成对方在军事决策、军事行动中的犹豫、胆怯甚至屈服。
宣传我军军事实力以及我军作战的胜利消息，宣传部队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犹如一把利刃，直插敌人心窝，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神奇功效。实力宣传包括战果、战况以及战术的宣传。战果宣传就是将我军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及时传播给对方，展示我军威武、雄壮的气势，如淞沪会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一战让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响堂铺伏击战、马石山突围、和顺阻击战……一场场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梦想，有力挫伤了日军的士气；战况宣传是指对战争的总体态势进行分析、阐述，以文件、文本或口头宣传的形式向敌方声明我方战争的正义性及敌方作战的非正义性，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极有说服力的论证使敌人看了目瞪口呆；战术宣传是指依靠广大人民的智慧，发明各种战术、战法，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滚木战、石头战……给敌人造成“神出鬼没”、无处不在的心理暗示，使侵略者胆战心惊，不敢轻举妄动。很多情况下，夸大宣传我军的军事实力以麻痹敌人也是威慑宣传的有效手段。
宣传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对我国的支持和声援，也是威慑宣传的重要内容。抗战是世界反西法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阻止了日军向北进攻苏联，又推迟了日军南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阻止了日军与德军在北非会师，保证了美、英、苏‘先欧后亚’方针的实施。正因如此，苏德战争之初，斯大林曾一再要求八路军北上，在华北对日军作有效的、强有力的战略制约，美国政府才逐步转变其“孤立主义”“中立主义”、“不干涉政策”，英国才放弃反共的绥靖政策，放弃“东方慕尼黑”阴谋，到1940年10月，又改变了切断中国当时惟一国际通道滇缅路的帝国主义政策，西方各国也相继修改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法外治权等，纷纷倒向中国一方。随着苏军斯大林格勒战役对二战战局的扭转，盟军诺曼底的闪电登陆，以及意大利、德国的相继垮台，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我军将这些信息通过报纸、广播、传单等进行客观宣传，使日军高层决策者心忧如焚、如坐针毡，从而影响到他们的一些重要决策。其下层的官兵也是意志消沉，惶惶不安，精神上受到很大摧残，战斗意志萎靡不振。
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实践表明，我军面对强敌，敢打必胜，无坚不摧，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气概，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意志和力量，从根本上讲，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抗战期间我军巧妙地运用各种宣传策略，不仅节省了战斗力，而且取得了运用武力所无法取得的骄人战绩。探索这些宣传策略在新形势、新战争形态下发挥作用的规律和渠道，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对于我军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有着丰富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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