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记者 >> 2005年第12期 >> “三战”阵地

 

美军战时新闻管制的历史考察


○魏超 李时


  越战期间,美国大批记者奔赴越南战场进行实地采访,调查越战内幕,不顾军方的反对将各种不利于美军的新闻事件公布于众,不仅在国内激起了反战浪潮,还影响到了越南前线的美军官兵。越战之后,美国一些军政要人在反思越战教训时普遍对“新闻失控”痛心疾首。越战之后,美军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思考了这场错误的战争,军队和媒体的关系以及美军今后如何管制战时新闻活动成为军方和媒体讨论的焦点。随后美军对战时新闻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通过回顾越战以来美军在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几场现代高技术战争中实行的新闻管制,我们可以发现美军的战时新闻管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
  1、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严厉封锁
  1983年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是越战后美军的第一场低烈度战争。此时美军打高技术战争的构想也日趋明朗。在新闻管制方面,美军的做法就是进行严厉的封锁,在作战的初始阶段,禁止任何记者进入格林纳达报道战事。攻击发起4小时之后,美军才公开这次作战行动;战争开始后第3天,首批15名记者才被送到格林纳达进行报道。美军在新闻管制上实行严密的封锁,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美军制定公共事务计划过于迟钝,没有与制定作战计划同步进行。负责新闻事务的公共事务军官没能有效地协调与参谋军官的关系。在战争开始前几小时,公共事务军官才开始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其次,美军第一次面对卫星报道,对于不能控制电视媒体经卫星传送图像的担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军禁止记者进入战区。战争结束后,美军由于排斥媒体的活动,其形象受到了损害。从军事和战略的角度讲,本来这是一场实现了美国利益的战争,但是媒体却把它渲染成了一场失败的战争。
  1985年,美国国防部建立了全国媒体记者团,以保证美军在海外实施作战时,有记者进入战场采访。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美国国防部准备将全国媒体记者团派往该国报道作战的初始阶段,但是记者团召集得太晚,在战争开始后4小时才到达巴拿马。加上后勤支援不足,记者团的报道总体来讲失败了。另外,独立报道的记者也被排斥在作战行动之外。这一切使得对入侵巴拿马的新闻管控几乎成为入侵格林纳达的翻版。
  2、海湾战争:“记者团”制度的失败
  海湾战争是一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它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在美国军媒关系的发展历程中也是一个转折点。从入侵格林纳达到海湾战争结束,美军与美国媒体关系的紧张程度相对较大。海湾战争之后,由于在协商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协议,所以军媒关系又相对缓和。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8月6日,美国开始了“沙漠盾牌”行动,向海湾部署军队,并建立多国部队。在与沙特政府协商之后,美国将由17人组成的全国媒体记者团派往沙特,报道美军的部署情况和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战争。同时,美军在沙特的达兰和利雅得建立了联合新闻局,处理战时新闻事务。随后,国防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与美军中央总部的公共事务军官开始着手制定关于新闻管制的基本规则和指导方针。制定这一政策的过程中美军得出结论:“考虑到作战区域的范围较大,部队推进的速度较快,伊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以及战斗的激烈程度,对于报道地面战争,记者团是必要的。”1991年1月14日,美国国防部向新闻媒体公布了最终确定的基本规则和指导方针。基本规则规定了描述美军作战行动的表达方式,基本方针指出,只有记者团的成员才能允许去前线报道战事。
  记者团是海湾战争中美军实行新闻管制的基本方式。事实证明,它的运作遭到了失败。这主要表现于三点:第一,在联合新闻局注册参加记者团的记者中,只有10%的人派往前线报道,而且部队没有很好地配合他们。第二,美军为记者提供的后勤支援极差,特别是通讯设备的匮乏,使许多记者的稿件无法准时送到联合新闻局,从而失去了新闻价值。第三,记者团制度是与严格的新闻审查结合在一起,记者采写的新闻稿必须送到联合新闻局接受军方检查。总之,记者团制度没有使新闻媒体充分地报道这场高技术战争,军队的形象也因此受到影响。战后,经过与媒体的讨论,军方决定不再把记者团作为报道美军作战的标准样式。
  记者团制度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上,美军建立记者团的目的不是为了服务于媒体的新闻报道,而是立足于限制媒体的活动。客观上,记者团制度在缺乏分析的情况下被过分使用。记者团这类组织形式一般来说适用于报道战争的初始阶段,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在大量记者已赶到战争爆发地时,应该考虑独立报道。在独立报道成熟的条件下组建记者团,会招致媒体的反对,也会给美军自身实施的新闻管制带来许多困难。
  3、科索沃战争:战时媒体战略的缺失
  1999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可以看成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战争。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联盟力量”行动几乎全部使用了高技术武器装备。更需强调的是,科索沃战争的社会环境已迥异于海湾战争,人类开始进入一个信息时代,以网络和卫星电视为标志的先进传播技术正覆盖全球,全球传播体系初步成型。在这一背景下,美军在战时对媒体进行管制将变得更加困难。科索沃战争中,美军没有成立联合新闻局,也没有建立记者团,而是以新闻发布会为主要形式,同时允许少量记者采访作战部队。这一情况的出现,根本原因是美军没有形成符合信息时代特征的战时媒体战略。
  在信息时代,各国不可避免地要加入全球传播体系,这一趋势由于因特网的普及变得更为明显。不难看出,在信息时代进行的战争中,交战各方均会利用媒体表达自己的立场,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向敌国实施心理威慑。战时媒体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提供信息,解释、引导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的功能也将比以前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军在科索沃战争中应进行两场战争———军事斗争和媒体战。尽管美军在新闻管制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因为没有将之提高到战略高度,被动是在所难免的。
  首先,美军的新闻管制没有与北约的政治战略结合起来。北约宣称的政治理念是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而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公共事务指南并没有反映这一政治观点,只强调报道军队的活动。从他们的角度分析,战时新闻政策没有与政治意图统一起来。这样,北约盟军的军事行动似乎在舆论上欠缺“合法性”。
  其次,美军的新闻管制缺乏与盟国的协调。科索沃战争是以美军为首的多国联合作战。但是,北约盟军并没有成立联合新闻局统一协调新闻事务,而是各自为战。美军内部各部队也没有对公共事务进行统一指导。另外,美军将公共事务军官分配到部队,却不向北约盟军通报。他们只遵守本国的公共事务指南,从不与其他盟国部队联系,所以引起了一定的混乱。
  4、阿富汗战争:又一次严厉封锁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新世纪美军打的第一场高技术战争,也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的一场“反恐”战争。以“维护作战安全”和“防止恐怖袭击”为借口,美军在这次战争中实行了严厉的新闻封锁,美国一些媒体认为它的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军在入侵格林纳达时实施的新闻管制。
  国防部方面,拉姆斯菲尔德发布了一条简令,告诉每一个国防部官员不许谈论关于作战的任何情况,甚至连日常的新闻传播也受到限制。在美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军透露的消息很少,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更是很少出现。战场上,在11月下旬之前,美军禁止记者进入任何军事基地。媒体和军方的矛盾在12月中旬开始激化。12月15日,当一架B-52轰炸机误炸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19人受伤时,战场指挥官将记者团的成员限制在一家仓库里,禁止他们接近牺牲士兵的尸体、伤员和救护人员。事后,五角大楼表示将提供一些便利帮助媒体获得最多的信息,但在行动上,美军仍然严格限制记者报道军队作战。
  5、伊拉克战争:记者“嵌入”部队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给自己的战时新闻政策定名为“嵌入”。美国国防部允许600多名记者(20%来自美国境外的媒体)随军采访,并把他们分配到美国陆军、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记者们可以接触军事生活,采访美军官兵,参与作战行动,并对其作出全面和深入的报道。在随军报道期间,政策规定军方可以在确保军事安全的前提下为记者的采访和发稿提供服务,比如有条件地允许记者使用通讯设备,提供其他的技术支持,提供医疗服务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嵌入”政策规定:“记者的安全不能成为将他们排除在行动之外的理由,发布信息的标准将是‘为什么不发布’而非‘为什么发布’”。这表明至少在政策上,美军将遵守1992年与媒体达成的协议中所规定的原则。
  当然,美军制定“嵌入”政策,根本上也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从分配“嵌入”名额伊始,军方便牢牢地控制新闻记者的选择权。军方分配名额时,虽然宣称哪家媒体跟随那支部队,一家媒体应派多少人,取决于媒体的规模、报道范围和影响力,但实质的隐性标准却是媒体的报道立场以及所属国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关系。持反战立场或美国有利益矛盾的国家的媒体,分得的名额极少,而且只限于被分到以“运输和保障”任务为主的部队,很少“嵌入”王牌作战部队。嵌入部队之后,记者还必须遵守基本规则。基本规则规定了允许报道的内容和禁止报道的内容。禁止的条款有32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记者报道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深度。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