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群众路线”
○彭鹏
《新华日报》“群众路线”的时代背景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经历了十年内战，由于我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日。《新华日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起来的。作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当然是一种新闻媒体，然而它又绝对不是一般的新闻媒体，因为国共两党势不两立而又会暂时合作、在合作中又不时斗争的格局深刻地影响着《新华日报》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前，《新华日报》版面要受到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考察，在《新华日报》的版面上，我们可以轻易发现《新华日报》被压迫的痕迹，而且在《新华日报》的办报历程中，经常发生报馆、营业部被捣，报丁挨打被绑的事件。
《新华日报》版面相对自由的丧失和它屡次遭受人为的破坏，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独裁政治的黑暗，加剧了《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办刊困难，但《新华日报》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在竞争中不畏强手，克服困难，面向广大中下层民众，新招迭出，占据了当时重庆报业的重要一席。在武汉时期，《新华日报》日销1万多份，到重庆以后最高发行量达到5万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都和《新华日报》一直遵循的“群众路线”的办报方针有关。《新华日报》坚持“与民众结合，与实际结合”的方针，执行一条彻底的“群众路线”，把党报这一锐利武器主动地交给人民使用，使党报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最亲密的联系，共同抵抗强大的敌人。
《新华日报》“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
旧中国报纸的记者编辑一般只顾自采自编，不大重视联络读者，这是由其报纸性质所决定的。而《新华日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凡事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因此，《新华日报》创刊伊始，就在形式和内容上力求适合人民的实际活动和实际需要，建立起自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广泛联系。
《新华日报》“群众路线”方针的贯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的新闻实践中：
1、内容丰富，关注民意
在报纸重要内容方面，《新华日报》重视时事新闻、社会新闻和旗帜鲜明的评论，担负起“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的责任。
抗战时期，民众最关注的是中国战场、世界战场的最新战况。在世界战场方面，《新华日报》编辑部专门设置了研究室，根据从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寄来的剪报材料翻译、编写成多种形式的报道和评论，并对当时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和鲍德温的军事评论加以选择介绍。在国内方面，编辑部根据收集到的地方报纸材料，编写各地通讯，如“桂林通讯”、“战地通讯”等。由于当时很少收到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报刊，编辑部设法从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中收到一些从延安发来的内部材料，并尽可能运用这些材料，编写成各种形式的新闻报道，向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介绍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战斗和建设的情况。
在满足广大群众对战况信息需求的同时，编辑部非常关心下层群众的生活，开辟了“生活一角”、“生活的海”、“生活线上”、“劳动人民生活”等各种专栏、专页，深入地反映国统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要求和呼声。如1941年四五月间，《新华日报》以重庆市粮食猪肉等供不应求、物价上涨问题作为重点，撰写了一系列的专栏文章和社论，分析背后的原因是国民党统治的苛捐杂税，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黑暗现象。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更是报纸思想的鲜明旗帜。在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几乎每天在一版刊登一篇社论，对国内外时局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亲自撰文，发表了一系列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文章，为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1938年12月7日、1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论全面抗战与游击战争》，并连续4天刊登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的《论新阶段》重要报告。作为亲自领导《新华日报》的中共负责人，周恩来也亲笔撰写了很多言论。报纸在发表他的文章时总是用他亲手书写的标题和签名，以增强报纸的公信力。如从1941年5月25日至7月20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周恩来写的评论就有5篇，分别是《论目前战局》、《论时局中的暗流》、《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七七’四年》、《团结起来打敌人》。
此外，经常给《新华日报》写文章的还有董必武、朱德、彭德怀等共产党领导人。这些文章如同战斗的冲锋号角，鼓舞和激励着全中国人民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和斗志，为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新华日报》的言论向来被广大群众重视，除了因为《新华日报》代表广大人民讲话，还在于它的社论说理论事非常精辟，语言新颖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创刊两周年时，报社征求读者的意见，着重改进了报纸的评论工作，设立了“国内述评”和“国际述评”两个专栏，这两个专栏针对当时国内国际多变的政治军事局势，注重于解说时事，力求深入浅出，让文化低的工农群众也能看得懂。
2、形式多样，通俗易懂
《新华日报》在读者成份调查中发现，读者群众的70%是工人，占第二位的是青年学生，其次是国民党机关中的公教人员和职员。针对读者的需求，《新华日报》提出了“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原则，坚持通俗化、大众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方针，使具有普通文化水平的人都能看得懂，扩大了《新华日报》的读者范围。
新闻报道语言通俗化、大众化，力求通俗易懂。《新华日报》坚持面向中下层读者，因此，从社论到新闻一律采用白话文写作，摒弃当时半文半白的“新文体”。对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和经由它发出的外国通讯社消息，除战报外，一律用白话文改写。
报道体裁力求多样。抗日战争和二战时期，战地新闻报道大行其道。多家报社争相遣出特派记者奔赴国内外前线，发表精彩报道，展开激烈竞争。《新华日报》经常用本报专电、战地通讯等形式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情况。此外还有“社论”、“短评”、“消息”、“杂感”、“本报特写”等，乔冠华的国际评论，许涤新的经济评论，石西民、陆诒的新闻报道和通讯，司马牛的杂感等在当时都很有影响。副刊开展了剧评、书评，提倡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体裁。报纸还建立了“读者信箱”专栏，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征求读者的意见，甚至把读者批评报纸缺点的来信公开登出来，在每年的社庆上，它都会刊登一篇“读者意见总结”，这些真诚的做法使它在国统区拥有了良好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版面编排上，《新华日报》变化了过去的花边栏线，适当搞一点横排，尽量使版面多样化。当时《新华日报》不能制锌版，为了使版面内容丰富多彩，编辑部的熊复同志就把苏德战场的形势画成地图，然后刻成木板，再把需要用文字标示的地方嵌进铅字，配合有关报道同时见报。此外，编辑部还加强了对外国党报的研究，如对法国共产党《人道报》、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的翻阅，借鉴其中有益的办报形式，注意其专栏的设置、照片图画的运用等方面。
3、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
为读者服务是党在特殊环境中办报制定的一项措施。《新华日报》创刊时，编辑部专门设有一个“社会服务处”，在版面上，每天都有一个《社会服务》专栏，为读者提供法律、医药、寻职、求学等方面的顾问，看戏、买车、旅行等方面的指导。《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出版后，读者服务工作陆续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一次大的动作，是组织读者在全市义卖《新华日报》，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支援前线将士。从参加的众多人数来看，这次义卖报纸活动，实际上是共产党在重庆组织的一次宣传抗日的大游行。初来乍到的《新华日报》，从此也成了重庆家喻户晓的报纸。
报社建立了各种联络读者的渠道。创刊不久，编辑部就派出记者分别在武汉、郑州召开读者座谈会，听取各界对报纸的意见。报上还登出“读者意见表”，鼓励读者填表写信寄给报社。此后，在《新华日报》社倡导下，在一些地区和单位，由读者群众自己组建了“新华日报读者会”。首先是长沙的读者发起筹备读者会，他们把自己的打算写信告诉报社，报社很快给予答复，赞同这个主张。随后其他一些地区、单位的读者也陆续来信要求成立读者会，并要求报社给予指导。《新华日报》于1938年4月22日发表《本报读者会的性质和工作》一文，对其性质和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指出读者会是各地读者朋友们利用职业的余暇，进行集体自我教育并且帮助本报改进工作的组织。读者会可以集体阅读和讨论《新华日报》的文章和资料；可以给报纸写文章和通讯，反映各地抗战救亡的情况；可以对报社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扩大发行；还可以举行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讲演会，搞些文化娱乐活动。当时，“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工人、青年、学生、妇女中开展。但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最终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各地“读书会”的活动。
由于《新华日报》经常遭到国民党当局检查扣压，为了与之抗争和扩大销路，除报社工作人员上街搞发行外，《新华日报》还专门组织了自己的发行队伍，招收了一批穷苦出身的报丁、报童，最多时达100多人，深入山城大街小巷，广为售卖。他们还热忱地为读者服务，报童时常肩扛一根竹竿，上面挂着香烟、肥皂、猪肉等物品，这是他们为住在远郊的订户在城里代买的日用品。他们还为读者代购书刊，而且，《新华日报》订户的名单对外保密。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新华日报》对外地订户采用伪装和分散邮递，1942年9月创办的《新华副刊》还曾单独预订发行。
《新华日报》“群众路线”的意义和启示
《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结束了我党长期地下办报的历史。它是人民的喉舌，抗战的号角，它象一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广大军民抗战救国的道路。
《新华日报》坚持走“群众路线”，发动读者群众共同办报纸，不仅为编辑部撰写稿件提供了部分事实来源，让他们充分了解群众的心声，“替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也为自身在黑暗的国统区内的生存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报纸与读者交流，扩大了共产党在国统区各界人士中的影响，促进统一战线的发展，达到“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目的。而《新华日报》在那个黑暗压抑的年代里，在政治的压迫和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群众路线”的方针，更值得今天各类型报纸尤其是党报的深思。
党报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党报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党报来说，贴近群众尤为重要。今天，新闻传媒已经程度不等地走进了市场。在媒体竞争空前激烈，受众选择媒体的余地有了很大拓展并已成为传媒产品消费者的情况下，他们在新闻传媒生存和发展方面所体现的意义已今非昔比。广大读者对于党报的有效阅读率和阅读认可率，已成为衡量党报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极为重要的标志。从深层次上说，为了谋求未来的更大发展，为了切实发挥传媒“领头羊”的作用，党报无疑应当比以往更加贴近群众，要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喉舌功能，大力改进文风，给读者以亲切感和亲近感，并深入开展读者服务工作。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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