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就是要用生命经历历史，用纸笔纪录真实。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兽蹄所至，庐舍为墟，人烟绝灭”。在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队伍中，新闻战线上也活跃着一支进步的力量。这些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用他们神圣的使命感和饱含深情的笔触，从烽火连天的前线、条件艰苦的游击战场发回报道，激励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也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战。从事战地新闻报道，危险系数极高，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新闻工作者约有五百多人。他们的爱国、敬业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当今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赤子报国情”的爱国精神

　　抗战时期，我党倡导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条战线的召唤下，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踊跃参加；在这条战线的召唤下，中国新闻界大团结，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在民族责任的召唤下肝胆相照。“不避困苦艰难进吾言责，只愿精诚团结还我河山”这副新华日报馆门口的红色对联，彰显出抗战时期千千万万战地新闻记者的精神准则，正是凭着这份对祖国的赤子之心，那么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以笔为刀枪，鞭笞着黑暗，警唤着民众。

　　中国早期战地记者之一的舒宗侨在抗战开始后辗转于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写出了大量反映战争实况的报道，拍下了大批体现战争惨烈的照片。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名言：“现在的军人，就是要找个机会为国家光荣地去死！”就是舒宗侨在徐州会战前夕采访而得，也正是通过舒宗侨之笔迅速传遍全国，成为一代凯歌。摄影记者石少华1939年进入华北敌后，在战争年代中，常深入前线，拍摄了大量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新闻照片，所拍得《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等，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抗战时期的战地记者之中活跃着一支“海外兵团”，他们就是以海外华侨为主的华侨记者团。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华侨记者履险如夷，回到祖国，用他们的笔，更用他们的热情向海外华侨、向全世界人民传播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的抗日战况。著名女记者黄薇，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4月，《星洲日报》的特派记者黄薇随战地记者团，一起从安全的海外奔赴战事吃紧的徐州前线进行战地新闻报道，实地采访徐州会战，并随军转战江苏、安徽、河南等许多省区，一路上不仅要躲避敌机轰炸，更还曾同敌人发生遭遇战，诸多辛苦，难以言表。黄薇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当时她在延安曾提出要留在当地工作的，毛主席说，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黄薇所采写的《活跃在敌人后方》、《晋察冀边区访问记》等通讯，及时准确地传达了抗战的真实信息，联系了华侨和祖国人民的共同命运，在当时被传诵一时。

“沙场拼搏笔作剑，硝烟烽火写风流”的敬业精神

　　抗战时期，我党非常注重新闻工作，面对艰苦的条件，依然坚持创办报纸，开设广播电台等，有利地打击了日寇、投降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刘白羽曾经说过，“在紧张的战争之中，膝盖头，马鞍上，火线夜晚没有灯亮，就映着通红战火，奋笔疾书。我有两句诗：急凭战火草捷报，静听鼓角下敌营，写的就是此种情景。作战地记者是艰苦的，狂风暴雪，行军露营，枪林弹雨，舍生忘死，但这段生活是充满激情，令人难忘的。”而这“急凭战火草捷报，静听鼓角下敌营”的诗句，真切地体现出战地记者的那份不怕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敬业、奉献之情。

　　敌人一直视我报刊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扫荡追捕，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闻工作者都是白天拿枪打仗，夜晚秉烛写稿，是名副其实的新闻战士。面对日军扫荡，山东《大众日报》与其斗智斗勇，他们组成战时新闻小组，穿插在敌军罗网的间隙中，冒着生命危险收电、编稿，出版战地油印报。《抗敌报》在战争条件下办报，根据在山沟中活动，交通不发达等实际情况，将人员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年轻力壮的人组成武装队伍，担任放哨、侦察和保卫任务；第二梯队是精干的办报队伍。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1937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在他主持《晋察冀日报》期间，面对艰苦的战斗环境，带领报社全体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出生入死，坚持“马背办报”。为便于携带铅字，便尽量在3000个常用字内做文章，为便于携带设备，便尽量让轻便的设备用8匹骡子就可以全部运走，留下了著名的“三千字内著文”和“八匹骡子办报”的佳话。美国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经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还靠得不够近。”在战地记者的心中，他们想的就是离前线再近一些，再近一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亲自奔赴前线采访。香港国新社记者唐海放弃在香港安逸的生活，主动要求采访苏北敌后新四军，到苏中游击区进行采访工作。那段时间正是苏北敌后抗战形势艰苦的时候，由于日寇常常扫荡，部队经常游击转移，尽管常常感到疲劳不堪，唐海却克服种种困难，进行着他战地记者的神圣工作，用他的话说“采访活动几乎都在行动中进行。”回到香港，唐海在香港的《华商报》上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等文章，一些南洋华侨报纸也有他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有力地冲破了敌后消息的隔阂，向蒋管区和海外华侨介绍了苏北敌后新四军的抗战事迹。著名作家刘知侠在当年就是一名战地记者，硝烟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素材，根据微山湖地区的真人真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抗日小说《铁道游击队》，为反日斗争奉献了精神食粮。

“纵死犹闻侠骨香”的牺牲精神

　　“冀南的战斗空前地残酷了，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我，决不在斗争面前怯懦不前。我将以更坚毅的努力，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奋勉的工作，我坚信虽然斗争是残酷的，但是胜利是我们的！”《冀南日报》的记者们在党旗下的誓言，至今听来，依然如金石掷地有声。战火中，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茁壮成长，为了理想，他们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据资料记载，《晋察冀日报》出版的10多年时间里，就有38位同志牺牲在战斗中，有17位同志病逝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新华日报》的新闻工作者黄君珏在1942年反“扫荡”期间，于涉县庄子岭被敌人包围，但她誓不投敌，在打尽最后一发子弹时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在山西辽县麻田西山脚下有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它所纪念的是50多位在新闻战线上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优秀新闻战士。那是在1942年5月，日军在一次扫荡中包围了报社所在地，华北解放区太行《新华日报》的总编辑何云等50多位新闻战士三次突围未成，壮烈牺牲。而这一事件也是迄今世界新闻史上一次遇难人数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大事件。晋绥军区《战斗报》的记者丁基于1944年9月接受命令去采访日寇扫荡，途经岚县的时候，正值我八路军在赤箭岭伏击敌人，他当即参加战斗，战斗一结束便立刻采集新闻线索、编发稿件，于第二天一早发出通讯《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后便又和战士们一起投入战斗，却不幸中弹牺牲。《战斗报》刊发了他这篇用生命写就的文章，并加编者按说：“当我们把丁基最后一篇染满血迹的遗稿付排的时候，愿和战斗报的广大读者共同努力，把战斗报办得更好，使它更适宜于战斗。”抗战时期，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画报，例如武汉的《战斗画报》，广州的《广东画报》，香港的《战时画报》等。至今，翻看那些饱含着血泪、洋溢着爱国热忱的照片，依然让后来人唏嘘不已，而拍摄这些珍贵照片的战地摄影记者们不仅仅是用他们手中的照相机，更是用生命来记录那段国破山河碎的岁月。摄影记者雷烨于1943年4月20日在某地身中数弹，他坚贞不屈，忍痛砸碎相机，壮烈牺牲。英雄已逝，文章却千古流芳，正可谓“纵死犹闻侠骨香”，可敬的战地记者们，用他们的行动履行了他们神圣的誓言。

　　岁月一甲子，人间多少事，抗战时期的我国战地记者身上的敬业精神、牺牲精神和爱国精神，却让他们的形象历久弥新。鲁迅说过，“石在，火种就不会熄灭”，当年战地记者的那种崇高的情操和宝贵的精神，也是今天军事新闻人的传家宝，沿着前辈的足迹，我们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