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尼·派尔，这个名字代表了世界战地新闻界的一段传奇。作为一名优秀的二战随军记者，派尔跟随美军，穿越北非、意大利与法国，其笔触几乎覆盖了从后勤部队到飞行员的整个军队系统。

　　在欧洲战争的最后，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区报道美日之间进行的冲绳之战，不幸在伊江岛上被子弹击中左太阳穴死亡，时年45岁。在厄尼·派尔所有的战地报道作品中，最为著名同时也是转载、重印次数最多的，恐怕就是发表于1944年的1万余字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沃斯科上尉之死》。

　　上尉的公务员泰德威尔这样描述隶属美军第三十六师的这支连队开赴前线的经过：“士兵们离开麻省去往纽约，然后在斯德敦岛登船，之后很久才得知自己要去往北非前线。在十四天的旅程中，有七八天的时间每天只能吃到晚上供应的一顿冻火鸡。当船抵达奥兰时，每个人都是形容枯槁。”

　　在这样的情况下，1943年9月9日夜间，上尉率领他的连队在意大利瑞德海滩登陆，接受一些空投补给后紧接着向那不勒斯进发。在跋涉了两个多月之后的感恩节，186名战士登上了被美军标示为1205号山地的西西里岛上的圣皮特罗山，并驻守在连当地最常用的运输工具———骡子都无法攀上的山巅。

　　由于德军的严密炮火，他们不得不整日猫在战壕里。山顶降雨不断，夜晚气温低至摄氏零下十多度，战壕里冷如冰窖。泰德威尔的脚被冻伤了，上尉在送他到救护站的路程中，一颗炮弹落在身边。距离仅一臂之遥的上尉大喊：“卧倒！”并猛推了泰德威尔一把。结果泰德没事，上尉却没有来得及保护自己，被碎弹片正中胸口，不幸牺牲。

　　情势所迫，泰德不得已只得自己先下山。在山脚，他把自己与上尉的故事讲给一个“手拿笔记簿，头戴小绒帽”的战地记者听，记者当夜便同泰德一道等候着上尉的遗体。泰德事后才知道这位记者就是厄尼·派尔。两人等了三天，才等到上尉的尸体被运下山来。

　　派尔没有去记叙上尉同孤儿泰德之间父子般的感情，也没有渲染上尉死前的舍己救人的“光辉时刻”，而是选择了从他真正地看到上尉“本人”的一刻开始所亲眼目睹的一场特殊的“告别”场面，作了这篇特写。

　　“我从未遇到过像得克萨斯州贝尔顿的亨利·沃斯科上尉那样可爱的人。”

　　作为一篇第一人称报道，《沃》文一开头，作者就以精彩而生动的口语化描述勾勒了沃斯科上尉的形象，也从历史见证人的角度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点：

　　“沃斯科上尉是第三十六师的一个连长，在离开美国很久以前，他就指挥着他的连队。他很年轻，才25岁。但是，他有一种真诚和涵养，让人自觉听命于他。”

　　如同《该死的步兵》中喜赫中尉一句“我们这一连的每个人，都值得佩上一个银星奖章”奠定文章基调一般，接下来，派尔又借士兵之口从侧面描写了这位“深受下属士兵爱戴和尊敬”的军官爱兵如子、公平正直的作风：

　　“我父亲第一，他第二。”

　　这也为后文描写官兵告别、依依不舍的动情场面作了铺垫。

　　“他们肚皮朝下，横卧在木制驮鞍上，脑袋垂向一边，僵硬的双腿伸向另一边，随着骡子的行走而上下颠簸。”

　　派尔精用描写，使场景在读者眼前形象生动起来。

　　圆月、山道与峡谷向读者传递了一种清冷感，骡背上死人上下颠簸的僵硬双腿，和摆在公路旁矮石墙阴影下的尸体让人触目惊心。一句“甚至连美国人也不愿解下尸体”不知道让多少“倚门待子归”的母亲难过万分，又让多少心怀“春闺梦里人”妻子情人泪湿衣襟？难怪上尉家乡的《坦普尔电讯报》编辑沃尔特·R·汉弗莱在看到《上尉之死》时，放弃了原本安排好的头版转而重新印制派尔的这篇文章。汉弗莱还在引言中写到：

　　“如果它没有打动你，那你就是太冷酷了一点……”

　　这一点，我们在派尔的其他代表作品中也可窥见一斑。如在《来自百老汇和主街的小伙子们》中，派尔这样描写着用了一整天来跋涉的征程：

　　“一条狭窄的小路宛如丝带，从几英里外的山坡上蜿蜒而下，跨过一条小溪，又爬上另一座山梁。”

　　“队伍在前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绕过山脚，在遥远的地平线那边消失，走了整整一个下午。”

　　“他们像幽灵一样前进。3英尺外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军大炮在发射，不时发出青灰色的亮光。在这一瞬间，你可以看见这支戴暗色钢盔的人组成的长队在蜿蜒前行。随即，沉沉的黑夜又把他们吞没了。”

　　在另一篇知名作品《该死的步兵》中，派尔描绘了此消彼长、经久不息的炮火：“此时下着蒙蒙细雨，山谷里满布着雾。双方的炮弹在天边闪着光，发出隆隆之声，天将黑时充满一种沉静而不快的景象。”

　　“有一会儿，在远处忽然有闪光，先是橘红色，然后变为绿色，再变为白色，后来又有一些橘红色。我们不能确定这是敌方的还是我方的。”

　　“四处是漆黑的，没有月亮，低而厚的云使天空更黑。”

　　“炮弹的爆炸时常发出闪光，但是只一刹那，不足以使我们看出前面的路线。”

　　“在微光中你很难分辨官和兵，因为大家都是胡子拉碴，满身污垢。”

　　通常，现代媒介趋向于对战争的整体性描绘，记者纷纷将目光投射在本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军事目标或是战争的胜利甚至失败上，而对于冒着生命危险英勇作战的士兵的境遇几乎视而不见。

　　在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政府方面主管的新闻检查员们，堵住了所有发自前线的新闻报道中的“安全漏洞”，以确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不会了解到详细而精确的死亡人数。这些新闻在保证高度准确基础上，没有任何可能阻碍战争进程的因素存在。很多“实事求是”的报道文章因此与读者失之交臂，或是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有人笑称，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就是想让人民忘记战争是由“真实的人”在打。

　　而派尔的眼光则发于微端，在向受众传递士兵们在战争中的亲身感受的同时，尽量让自己的文字在《美国报纸战时新闻准则》的圆圈中跳舞。

　　文章并未真正提及军事行动正在何处发生，也并没有叙述战事情况究竟怎样；除了沃斯科上尉之外，文章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或是军衔。这一方面是保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对官与兵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无甚差别这一特点的敏感捕捉，派尔不仅对列兵与长官的身份界限进行了模糊，还特别提及所有安放在石墙下的尸体只有先来后到之分，并无军衔等级之别。

　　派尔在有限的战地记者生涯之中，只跟随连队进行采访，并且无论在哪支连队，他都和战士们谈笑风生，吹牛夸口。他一生关注“士兵”，由此处也可见一斑。

　　“公路上的人似乎不愿意离开。他们四处站着。渐渐地，我能感觉到，他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走近沃斯科上尉。”

　　派尔通过描写人性的软弱、悲伤、友爱以及尊敬的情感讽刺战争的貌似坚强与冷酷无情，以视觉化的细节处理和一针见血的心理描写，将血肉真实的“人”从弥漫硝烟中剥离出来。

　　第一个人的尸体从山上运下来的时候，派尔这样写到：

　　我不知道第一个人是谁。在死人面前你感到渺小，你也不会问愚蠢的问题。“

　　对于死者的无比尊敬是士兵们感到悲伤的根源，他们以牺牲的战友为荣。派尔呢？他或许想到，同样身处炮火纷飞之中，自己能够有生存之幸，但像沃斯科上尉这样的战士却早早地失去了生命……

　　此时无声胜有声。

　　当上尉的尸体从骡背上被解下的时候，士兵们沉浸在肃静而尊敬的氛围中。士兵们或是看望过了他们的指挥官，狠狠地咒骂命运的不公之后离开；或是温情倾诉遗憾之情；第一个走来的泰德威尔，坐到上尉身旁整整五分钟，目不转睛地看着上尉的脸，握住他的手，然后拉直了上尉的衬衫衣领，并且把伤口周围军装上的破布碎片整理了一番。这些如画的句子在描绘现场事实情况的同时，将一种人类的触觉赋予战争，因此被作者以重笔渲染。

　　派尔的朋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所说的话，或许最好地总结了这位记者的作品：

　　“其实有两场仗在打，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有场仗打的是地图、补给、战役、子弹横飞、部队与师团的调动，这是马歇尔将军的战争；另外还有一场仗，那是想家、疲倦、欢笑、暴力、年轻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每天的伙食，对‘八戒式’的女孩都会吹口哨的那场战争。在这场肮脏的‘事物’中人们用幽默、尊严与勇气但求平安地活下来，这就是厄尼·派尔的战争。”